知青朋友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探亲回城时到同队知青家看书，“有大量藏书，但绝不外借”。问，谁家？答，范用先生家。

数年前，观央视读书节目，有采访范先生的专题。模糊记得先生的眼镜和中式棉装，清楚记得他笑答提问：人家讲我不是做出版，是“轧朋友”(交朋友)。“轧(读音ga)朋友”三字用吴语念出，南人形象熠熠生辉。以后翻范先生著书，方知此语出自夏衍先生。

都是间接的逸事。拜读范先生手编的《存牍辑览》(以下简称《存牍》)，仍然是间接感知其人，仍然感觉亲切。

《存牍》特约编辑汪家明先生在编后记披露，“(范先生)保存了两千多封作者来信”，为此用的牛皮纸本“总计五十二本”。《存牍辑览》正是来函选集。收入作者一○三位，书信三百七十五封，分编为三卷。

《存牍》开本大，字号大，行宽字疏，便于阅读。每卷后附有多幅信函的翻拍照片，部分翻拍的信函未曾排印(算上这些，全书所收书信超过三百九十封)。读者在品味内容同时，又获文字鉴赏，甚至会想像彼时彼处作者的风貌、心境。编者有心，卷三最后附有一枚牛皮纸本照片。善莫大焉。

《存牍》发信人中年最长者叶圣陶先生，1894年生；年最少者池莉作家，1957年生。最早的书信在1946年发出，是李公朴（仅有翻拍）、戈宝权和何其芳三位。

编后记郑重地写道，《存牍》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是劫后中国三十年文化史、出版史一个侧面之缩影”。又称，“与自己感情深笃或趣味相投，是范先生选择和抄写的助力”。换言之，收录的信件有一定的私人性质。范先生是出版人，《存牍》介于公私之间。笔者以为接近于传统的尺牍，似也可从这一角度鉴赏。

比如称谓。从1946年李公朴先生函称“大用兄”始，再到较多的“范用同志”、 而“范先生”“范兄”“范公”、直至“范用同志惠鉴”(叶圣陶函)、“范老尊兄文侍”(张中行函)、“(范)仲淹左右”(李一氓函)……花红柳绿，奔来眼底。物转星移，范先生本人已从“清秀”少年(范先生自述，见《相约在书店》，范用著，广西师大2011年初版)迈入耄耋行列。

《存牍》可以细品。以戈宝权书函为例，计收入七封，不是数量最多者。从最早的1946年，到最后的1991年(戈氏1992年过世)，跨越近半个世纪。不同时期的信件，叙事乃至用语都有不同，犹如历史演进的浪花朵朵。

《存牍》短简居多。夏衍先生仅两通短函。语涉时代风云与人物关系，言简意赅，或胜长论。有阅历有沉思知分寸又善文字的人，方能如此吧？华君武先生信同样寥寥数语，一处称“(《读书》杂志)几乎每次读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文章”，行文与他的漫画同样令人解颐。

很多书信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叶圣陶先生的表述温文尔雅，文字介乎“新旧”之间，可以与叶老别处公开的书信并读。张中行先生1990年12月19日函亦庄亦谐，暖意融融。陈白尘先生部分并收陈夫人四函，都写于陈先生过世以后，感谢范先生一直尽力于陈遗著的出版，也倾诉对夫君的思念，“内心思念白尘，前五年我是每天都哭，两眼哭坏……”这种古朴的感情，还会有很多吗？还能对几人述说？

《存牍》中老一代文化人的文字风格多样。从张允和女士活泼的白话文到法学家兼红学家吴恩裕先生、九叶派主将王辛笛先生板正的文言文，各擅胜场。有些白话文体，却与语气助词“也”同行。如“这本书不知什么时候能出版也”(夏衍函)，“或可考虑续写问题也”(郑超麟函)。一丝舒缓的和风进入郑重的表述。

1930年代崭露头角的编辑家赵家璧先生有八封信，都是白话文，都称“范用同志”。信中对三联版图书誉扬有加：“我个人对解放后的出版工作，最为钦佩的首推北京三联”。笔者不禁想起，1980年代多次到过朝内大街166号(三联书店原址)，《干校六记》《宽容》乃至《双桅船》等不少书籍都是在那里的读者服务部惊喜发现的。

信函中有几位显得陌生的人物，如新加坡的李炯才，如香港的张向天、潘际埛。推测都少为人知了，无所不能的网上也无专门条文。李氏在新加坡和东南亚近代史以及与中国的关系上，都留下足迹。张与潘二位皆有多种著述，最早可上溯到1930年代。潘氏名字还见于《存牍》中华君武、姜德明、李黎等人书信。如附有人物简介，当方便于今日读者。

《存牍》中郑超鳞先生函中录其自作词中的两句：“旧友尽随流水逝，画楼犹恋夕阳红。”大胆移用后一句，作为本文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