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没有工作餐？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渡江初，吕元直为相，堂厨每厅日食四千；至秦会之当国，每食折四十余千。执政有差，于是始不会食。胡明仲侍郎曰：“虽欲伴食，不可得矣。”

这则笔记说，南渡之初，吕颐浩（字元直）当宰相时，堂厨是每天花费四千个铜钱；而到了秦桧（字会之）执政时，伙食标准则翻了十倍，折合四十余千铜钱。而且规定根据各人官阶不同，堂食标准也不同，所以也就会不成餐了。时任礼部侍郎的胡寅（字明仲）发牢骚说：“我倒是想陪吃，可没机会了啊！”

这里面提到了“堂食”。“堂食”又名“堂馔”，是唐宋时朝会过后在政事堂提供给群臣的公费工作餐。

说起来，古代的工作餐制度最早起源于东周时代。《国语·楚语下》载：“楚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即肉干）一束、糗（即干粮）一筐，以羞（进献意）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子文是当时的令尹，相当于宰相；后来这工作餐就成了惯例，而且不限于宰相。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载：唐代宗时，元载、王缙为宰相，代宗每天皆赐以内厨御馔，可够十人食用，后遂为定制。后来，元载伏诛、王缙被贬，新任宰相常衮与朱泚上言：“餐钱已多，乞停赐馔。”代宗许之。常衮又欲辞堂封（唐制：堂封，岁三千六百缣，相当于年终奖），引起同僚强烈反对。时人讽衮，以为“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

常衮是个清高孤傲的宰相，他不妄交游，但为政苛细、崇尚节俭。他先是奏停赐馔，然后又欲辞堂封，自然引起了其他同僚的异议，他们认为常衮是自己无能，朝廷给官员厚禄，是用来养贤人的，你若没这个能力，该辞的不是厚禄，而是应当辞职。

唐代宗后的宪宗、穆宗朝，一仍其例，照旧提供堂食。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载：“元和（宪宗年号）已后，悉去旧仪，唯乘马入省门如故。上讫，宰相百僚会食都堂。”这堂食的范围从十人扩大到了宰相百僚。

这个常衮“奏停赐馔”的例子在国家有难时成了群臣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宋史》载：熙宁元年，宰相曾公亮以“河朔一带因灾受害，国家用度不足”为由，请求皇上对两府官员“不赐金帛”。神宗让翰林学士们商议，王安石和司马光就以常衮停馔的例子争论了起来——

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王安石以“辞堂馔”的典故为例，认为“国用不足，并非急务，当务之急是找到并任用善于理财之人”；司马光则认为救灾当紧、国家财政紧张，当然应该从身边做起，先停赐金帛。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弄得神宗一时也六神无主，最后神宗答曰：“朕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今且以不允答之。”

一顿堂食是免还是不免，就能引出一大通有关国计民生的争议，可见这堂食的兴废兹事体大。

按说堂馔的伙食还是挺好的，苏东坡在惠州时，曾给弟弟子由写信：“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但也有人嫌这工作餐不好吃，五代后汉时的宰相苏逢吉早已吃不惯这些堂食了，他开起了小灶。《新五代史·汉臣传·苏逢吉》载：“逢吉已贵，益为豪侈，谓中书堂食为不可食，乃命家厨进羞，日极珍善。”

也有官员对堂食极为满足，民初孙静庵的笔记《栖霞阁野乘》载：一日会食军机处，同列有征唐宋宰相堂餐故事者，时任大学士的刘墉忽朗吟曰：“但使下民无殿屎，何妨宰相有堂餐。”殿屎（xī），愁苦呻吟。这里是说只要民众没有呻吟声，何妨宰相们天天吃堂食呢。刘墉是不是有些过分标榜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