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约是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的秋天，洛水边，秋风渐渐起了，秋水横波，木叶旋下。

被齐王囧征为大司马东曹掾（yuàn）的张瀚在洛水边见到了秋风。忽然间，他想起了故乡吴地的莼菜熟了，鲈鱼肥了。他不由得感慨一句：“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

于是，史书记载道，他“命驾归去”。

这个《世说新语》里的故事干净利落，千载而下，为人们传诵不已。张瀚这一不辞而去，侥幸躲过了八王之乱的喋血纷争，人称其“达人见机”。

张瀚为什么要走？当然不仅是为了一碗外婆烧的莼菜鲈鱼羹，而是一种病犯了。这种病叫归隐，就如同海德格尔的乡愁，一旦怀之，寤寐思服，非要去到处寻找，直到找到那片可供诗意栖居的山林，成为一个隐士。

山林，是他的理想国。

明·戴进《溪边隐居图》

隐士的山林食谱

退隐之前，张瀚有自己的“山居蓝图”。他对同郡好友顾荣说：“我本来就是山林中人，对时势没什么期望。”而知他懂他的顾荣拉着他的手说：“我也想和你采南山的薇，饮三江的水。”采薇南山，这个典故出自隐士界的老前辈伯夷叔齐，据《史记》载，在周灭了商后，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便隐居于首阳山，耻不食周粟，而坚持采薇为食，从而为隐士的特立独行树立了标杆。之后的许许多多个世代，怀揣隐士梦想的人们每当提起采薇南山，意义不亚于当代文青所期待的去西藏洗涤心灵，去丽江发呆。

采薇南山，心灵净化是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的焦点转移一下，或许还能发现另一面——隐士吃什么？隐士界的第一食物，自然是伯夷叔齐的至爱——“薇”了。为什么会是“薇”呢？薇乃一种野菜，结球形蒴果，又名“野豌豆”。薇漫山遍野地长，且自生自灭，和那些人工栽培的粮食如“粟”、“稻”之流相比，更具有超脱性。更重要的是，“采薇”由于隐士界前辈伯夷叔齐的示范，不再是一桩简单的食物采集行为，更是一种寄托了隐士独立人格的具有美学意义的举动，而这个词语本身也成为了隐居的代名词。所以，隐士往往标榜自己爱食薇，而夸人爱食薇，也意味着夸人有高洁的品性。清代诗人方文在《访姚若侯山中不值留此》中就这么说他探访不得的隐士姚若：“知君秉性甘薇蕨，暇日相思还杖藜。”在没有薇生长的山林，隐士们也寻找其他食物。请看一张隐士的食谱：“尝饵松柏叶及杂花散。”（《旧唐书·王希夷传》）“但服松叶饮水而已。”（《旧唐书·潘师正传》）“食桂栌实，服黄菁子。”（《高士传·接舆传》）这是一张寡淡的食谱，隐士大多是吃素的。吃素，一方面是山林条件所限，山里面草木繁多，就地取材，随处可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养心修炼的目的，隐士讲求的是清雅恬淡之风，饮食上自然也要清心寡欲，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三高”食物，会使身体机能亢奋，扰乱隐士的心神，故而隐士避之不食。这同佛门弟子以茹素为生是同样道理。还有一个方面是，隐士们尽管“食不求美”，却求意义。隐士们的食物是包含着特殊的意义的。松柏长青，有君子之姿，桂、栌、菁是芬芳馥郁的嘉树香草。这些食物不但高洁，而且是不为常人所食之物。所以隐士吃的不是食物，是境界，是通过食用这一行为，显示其归化于自然的超凡性。平常人饮食无非果腹，隐士们的饮食却有着特殊功效。晋代隐士郭瑀服用柏树的果实，据说可以达到“轻身”的效果。而梁代的张孝秀则偏爱寒食散，这种药食能使他自身温暖，甚至在大冬天也能卧于寒石之上。隐士们相信，这些具有奇异功效的食物，有助于他们的修炼，使他们轻身飘逸，使他们超凡脱俗。然而，这种饮食行为看似段数很高，能否维持人体营养供给就很难说了。在饮露餐菊的超然背后，可看到一个字：饿。隐士其实是饥饿的。在西晋皇甫谧的《高士传》中，我们看到了一股深深的饥饿感。曾参 “三日不举火。”焦先“或数日一食。”而《晋书》里的杨柯则“常食粗饮水。”没啥吃的也就罢了，甚至还有食用腐臭食物的。例如晋代隐士公孙凤，在夏天将食物放在一个容器里，要等到它腐败发臭了，才食用。山林简陋的条件无法提供丰沛可口的食物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追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理念。所以隐士的饥饿，很大程度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长期的饥饿使隐士们大多清癯消瘦，他们如同捷克小说家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坚持着自己的饥饿寡欲，甚至以之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在饥饿中，他们也并非无所事事。那位食腐食的公孙凤，在抹抹嘴后，便弹琴吟咏，悠然自得。贫瘠的身体与丰盈的灵魂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正是贫瘠的身体才滋养了丰盈的灵魂，与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俗世富人相比，饥饿具有更高的精神优势。隐士还钟爱的一种饮料就是酒。从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开始，放达不羁的隐士身上常带有一股浓浓的酒味。与淡然的山蔬相比，酒更具豪放洒脱的性情，而这也与隐士所追求的旷达个性一拍即合。竹林七贤的刘伶以酒为命，他常常乘着一辆鹿车，怀抱一壶酒，令人扛着锸（chā）跟随，说：“醉死了就埋了我吧。”即使淡薄如陶渊明，在静世安好的隐逸生活中也少不得来壶酒，助助诗性，从而留下了《饮酒》诗二十首。恐怕也只有在酒酣陶醉之时，他才会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绝妙佳句。

宋·李唐《采薇图》衣服上的隐士style在穿着方面，隐士界流行的时尚就是回归自然，透露出一股浓厚的原始风格。山林中最普遍的衣料便是野兽毛皮和植物纤维了，因此，隐士们披上动物裘皮，以抵御冬日的严寒；而夏天，则穿上植物纤维纺织的布，有的甚至仅以草编蔽体。这种穿衣打扮在历代隐士传中屡见不鲜，形成独特的隐士style。在历代隐士传里，隐士style展示无疑，如《高士传》记载隐士善卷的打扮就是冬衣皮毛、夏衣絺葛，而《晋书》中写到隐士孙登，也是夏天编草为衣裳，《南史》中描写隐士翟法赐是以兽皮及结草为衣。浓浓“原始风”的打扮一出现，人们就应该知道，来的这人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山林隐士，不可以一般人的想法去度量他。春秋吴国的延陵季子就曾眼浊了一次。有一回，延陵季子外出游玩，看见路上有别人丢失的金子。正值盛夏五月，有一个披着裘皮背着柴的人正好路过，季子没认出这是典型的隐士style，以为他不过是个穷人，便对他说：“你把你那边地上的金子捡起来。”结果，那人把镰刀丢到地上，眯上眼，将手一甩，说：“你怎么身在高位而见识低下呢？你看我，五月天披裘背柴，难道就是捡人家丢失的金子的人吗?”季子这才醒悟，原来是隐士！忙向他道歉，并请教姓名。那人又说：“我是个见识粗浅的人，哪里值得向你通名道姓呢!”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故事被记载在《高士传》里，而这位披裘的隐士也因为他的穿着得了一个名号：披裘公。在典型的隐士style之外，也有些隐士想超越传统，玩点新花样。例如元末纵情山水的神秘预言家加隐士张中，他的标志性装饰是一顶铁冠子，因而也被称为铁冠子或铁冠道人。而同时代的隐居画家王冕，行头更为复杂，他爱戴高帽子，身披绿蓑衣，足穿木齿屐，手提木制剑，赫赫然一场隐士界的cosplay。有的隐士更绝，干脆脱掉衣服，完全赤条条立于天地之间。在屈原《涉江》诗中就有这么一句：“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接舆就是曾经以《凤歌》嘲笑孔子的楚狂人，他的造型是“髡首”，也就是光头，而与之齐名的桑扈则赤身裸体，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独特态度。桑扈的仿效者并不乏人，比如隋末唐初蜀人朱桃椎。据《新唐书·隐逸传》说，隐士朱桃椎原来的打扮是披着裘皮，拖着草绳子——这是隐士界流行的装扮。长史窦轨见了他，认为他必是一位高洁之士，便送给他衣服，还有鹿皮头帻麂皮靴子，并逼迫他就任乡正的职位。谁知朱桃椎竟对这人间的华丽服饰和官职全然不屑，把衣服一扔，逃至庐山隐居。这下子，他连隐士style的衣服也不穿了，夏天赤身裸体，冬天不过以树叶自蔽，完全摆脱人间衣服的束缚，与自然众生无异。这就是山林隐者最任情的姿态——裸体。人是唯一穿衣服的生物，而衣服也往往成为人为社会等级的标示物，是罗绮者，还是衣褐者，社会等级高下立判。更有繁文缛节的典章规定了衣服的材质、花纹所对应的不同品官等级。人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一穿上不同的衣服，便成为等级社会中的不同角色。而隐士们要对抗的就是这一点。他们着简陋粗朴的服装，力图摆脱的是外在的等级意义，使穿衣回归到御寒蔽体的原始功用，而赤身裸体的呈现，更是对自然之母无私无我的真实袒露。他们是自然的赤子。隐士的蜗居对于现代人来说，房子绝对是个大问题，许多人为了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一辈子甘当房奴。对他们来说，房子，意味着安全感。而对于隐士来说，房子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山林是他们的乐园，参天大树、幽深洞穴，足以容身。而比较常见的住处是像土拨鼠那样穴居。岩穴能避风雨，且冬暖夏凉，实在很适合隐士们高卧。因此，隐士的一个别称是“岩穴之士”，就是得意于他们喜欢居住在“岩穴”之中。东汉的台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给。晋代的孙登在北山挖个土窟居住，同时代的郭瑀也是凿石窟而居。这些都是隐士中的岩穴一族。而东汉隐士刘仲卿的岩穴，则是岩穴中的豪宅了，他隐居的山洞，里面竟然有三十六间房子，周折往复，非常广大。除此之外，隐士们还有其他居住方式，有的结草为庐，有的倚木于树，就这样简简单单地、仿佛鸟兽虫鱼一般蜗居着。他们的屋子有的仅蔽风雨，有的甚至不蔽风雨。隐士们住在山林深处，且与鸟兽们同居，渐渐地，他们也成为山林的一份子，与鸟兽为友了。晋代的隐士郭文便是一个猛兽之友。据《晋书•隐逸传》道，郭文从小时候起就有归隐的志向。他隐居在杭州附近渺无人迹的山谷里，住处就是用木头靠着大树搭一个棚子，上面遮块苫布，四面连围墙也没有。深山出猛兽，那里的猛兽极凶猛，甚至常进入附近村庄入室害人。而奇怪的是，山林中的郭文与猛兽们共栖十多年，却从未被伤害，甚至，他与猛兽结下了心心相映的友谊。有一次一头猛兽对着郭文张开血盆大口，郭文平静地抬头一看，见它的咽喉处卡着一块很大的骨头，就伸手从猛兽嘴里把骨头取出来。这猛兽非但没吃郭文，第二天还衔来一头鹿放在郭文屋前，作为报答。就这样，自从人猿相揖别许久之后，山林隐士却再次融入自然，与万物和平相处。隐士能够和动物友好共处，但是却十分不喜欢俗世之人来打扰。因此，已经隐居山林的隐士，往往要把自己的居所设置得十分隐蔽，以防止有好事者前来寻访。孔子弟子原宪，就让住所附近蒿莱丛生，内外无路可通，让那些企图寻访他的人无处可觅。他与妻子便在这隔绝之处居住着，每逢下雨时，二人弦歌作乐，悠然自得。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辞辛苦想要找到这些隐居世外的高人。隐士们不胜其扰，于是，搬家成为了许多隐士的选择。诗人贾岛便曾在一处已经人去庐空的隐士居所，怅然题下寻隐者不遇的诗篇《题隐居者》：“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树巢、岩穴、蓬蒿满地、时常搬家，看起来隐士的居所实在不够安居。但小屋子是否安身，隐士们其实并不看重。他们看重的是那个大屋子，那个天地构成的巨大庐舍，即阮籍在《大人先生传》里所说的“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 。在这个巨大的庐舍里，隐士们像《淮南子·原道训》里所标榜的一样，“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生时如此，即使死后，也可如《庄子·列御寇》所言，“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送赍”，真真是 逍遥自得。

元·王蒙《夏山高隐图》隐士也要“讨生活”“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圣经·马太福音》这么说。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是的，家有田产，方能悠然归隐。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旼便是一位富豪，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著名北宋隐士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得生计。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养。”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躬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春秋时老莱子也是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便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在著名的《出师表》开篇，他便说了“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以表明自己从前的隐者身份。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父樵夫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隐居会稽山的南朝人朱百年，据《宋书》所记，他即以伐樵采箬为业。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而自己走开，樵箬就被人拿走了。后来人们逐渐知道那是朱百年卖的樵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然可以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在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就有“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句，从而为这场刀光剑影、鼓角争鸣的英雄史，奠定了一个超然而悲悯的基调。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特别有意思的是唐代“华山三高士”之一的李道殷，他的职业是变戏法，据传他有钓鱼术，能够不用鱼饵钓鱼，又能点石成金，以此种法术，行迹世间。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所谓“非其人，视百金犹土芥”。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他们才绝少欲望，才无需对外面的繁华世界点头哈腰、阿谀取媚。他们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无忧无虑。因为他们相信，飞鸟尚且恣意快活，人又何必将自己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无情未必真隐士山居的隐士大抵是孤独的，但并不意味他们就没有情感生活。当儒家汲汲于“五伦”，并认为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想要遗世独立的隐士也并非可以完全断绝伦常。五伦之中，君臣之道是首先断绝的。隐士之所以为隐士，就是为了不再如“士”一般为君王所用。而相比之下，父子、兄弟之伦便不可如此说断就断了。隐士们既要达到离世隐居的目的，又不至于过分违背伦常，在“入山”之前往往要做出一些适宜的安排。如向来怀揣隐居梦的东汉人向长，便在完成儿女的婚嫁，尽了做父亲的职责后，宣布与家人脱离一切关系，遍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南朝刘凝之身为官宦子弟，却景仰春秋隐士老莱子的为人，他将家财分与了弟弟和侄子，尽了兄弟之伦后，便隐居衡山，凭着自身劳动得食。可见隐士虽放达不羁，也并非无牵无挂，而要在责任与自我中找到平衡点。这在处理夫妻关系上也是如此。在许多隐士的故事中，都不见其妻子的身影。大抵隐居意味着要过饥寒交迫的生活，非一般人所能承受。故而有些隐士干脆独身到底，如梅妻鹤子的林逋，落得个逍遥自在。有些隐士虽有妻子，却不能与之志趣相投，也无偕隐的可能，这时隐士就需要找到解决之道。如唐代的郑遨想要携妻子一起隐居山林，他的妻子不愿意。郑遨于是周游诸郡，募集了数百缗钱赡养妻子，把丈夫的责任尽了后，自己才独自前往少室山为道士，开始了闲云野鹤的单身生活。尽管如此，隐士并非便与真爱无缘，不过他所追求的爱更高尚、更纯粹，更是一种心灵的相契，也更难得。据《后汉书》载，汉代梁鸿以高尚节操闻名乡里，许多有势力的人家都想将女儿嫁与他。但这位钻石王老五却拒绝了那些豪门的提亲，选择了一位貌丑的孟光。婚后，孟光打扮修饰，而梁鸿却丝毫不理会她。七日后，孟光请问其缘故。梁鸿说：“我想找的是一个穿着简陋的人，可与我一起隐居深山。”孟光说：“我是为了观看夫子的志向。我自有隐居之服。”于是更换为椎髻布衣的打扮。梁鸿大喜，说：“这真是我梁鸿的妻子啊！”于是，二人“共入霸陵山中，荆钗布裙，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真真是神仙眷侣的生活。隐士的罗曼史自有其独特风味。难怪《红楼梦》的林黛玉也向往偕隐的生活，吟出“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的佳句。不过即使没有幸运地碰到真爱，隐士也有其他偕隐对象，最常见的就是与朋友偕隐。朋友可能是隐士最重要的人伦关系。隐士的朋友，重在志同道合，重在莫逆于心，这是高山流水般的知音，得之则大幸。故史书上不绝的是“共隐”，如前文所说的向长，在断绝家庭亲属关系后，却独与好友禽庆游五岳名山，宋代学者胡宪也与同学好友刘勉之一同隐居武夷山。若无友人偕隐，隐士们也会结交山中隐士，或僧道等方外之人。甚至，隐士还会组织起隐士集团，如竹林七贤，如莲社十八高贤，如竹溪六逸。东晋元兴元年，在庐山东林寺内，一百多人齐聚于此，共组莲社，并发表了一篇《莲社誓文》，表示“同志息心贞信之士”共修净土之业。这一百多人中有居士、梵僧、沙门和道士，其中至今名姓可考的有十八人，十八人之中以慧远为中心，慧远法师后为佛教净土宗始祖。这个被称为“莲社十八高贤”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隐士集团，而他们的誓言也是历史上隐士的一次重要的集体发声。这个集团在当时名声赫赫，名士陶渊明、谢灵运等亦时来游玩酬唱。隐士间的友谊是纯粹的，他们以道同而合，以道离而分，在乎一意。例如魏晋名士嵇康与山涛曾在隐居时同游云台山（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一带的竹林，为七贤中人。而当山涛出仕，并举荐嵇康出仕时，嵇康感到这个朋友已不再与自己同道了，便以书绝交之。但以此判断嵇康的友情是任性的，则不然。他与山涛的结交是建立在对之深知的基础上，这种知心并不因一时的分合而失落。当嵇康因触犯司马氏而《广陵散》绝时，他将孤儿托付与的就是山涛！他深知他的朋友，信任他的朋友。尽管竹林已经远去了，昔时隐居同游无忧无虑的时光已经不复返了，但是那时同道交往的朋友，仍然可以生死相托。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在那云山深处，曾有那些人们，依居于斯，俯仰于斯。

他们住岩穴，食松柏，披裘皮，人不堪其忧，而他们不改其乐。

他们是隐士，云山深处是他们的理想国。他们与松鹤为伍，与云霞相伴，一长啸，便是群山回唱。

转载自画里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