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问我：“如果让你穿越回过去，你想去哪？”我回答说：“我愿意回到古代中国。”“具体哪一年？”“开元二十四年。”“为什么？”“因为我想见证中国历史从巅峰滑落的时刻。”

货真价实的开元盛世

公元763年，大唐开元二十四年，此时，李白35岁，刚邂逅玉真公主，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杜甫24岁，参加科举考试落第，正在兖州城楼惆怅。杨玉环刚嫁给寿王李瑁，《长恨歌》的大幕还没有拉开。

然而这一年，决定了唐朝历史今后的走向。

当时的唐朝是极盛的。全国人口官方统计超过了4000万，而当时全世界人口不过区区2亿。全国耕地6.6亿亩，人均9亩，远远超过现在。物价很稳定，开元十三年，一斗米十三文钱，长安和洛阳两京也不过二十文钱，面价三十二文，直到安史之乱前，米面价格一直极为稳定。

国家特别重视教育，每一乡都有一所学校，国家整理的藏书多达53915卷，通过科举取士，大量寒门子弟得以通过读书求取功名，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新阶层，大大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丰年录》记载“开元中，长安物价大减，两市卖二仪饼一钱数对。”二仪饼可能是现在的肉夹馍。对普通人来说，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国家大事还不如一个肉夹馍实在。

当时商业很发达。从长安往东至洛阳、开封，往西至岐山，往南至巴蜀，往北至太原、范阳皆有店铺，供应十分丰盛，每个店铺还提供驿驴租赁服务，支持异地还驴，方便过往商旅。

国际往来很频繁。前后有70余国前来朝贡，从东亚、中亚、南亚、西亚、北亚乃至地中海沿线国家都与唐朝有着各种联系。当时的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城市，到处都有各国人的身影。常住长安的外国人近万户。

贞观之治时期，全国人口不足1000万，人口红利无从谈起，盛世主要体现在朝堂。而开元盛世是货真价实的盛世，难怪杜甫在历经安史之乱后仍满怀热情地回忆道：

忆昔二首之一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先定一个小目标

此时的李隆基，还是那个励精图治的开元神武皇帝。他该做的工作都做了，25年来，他励精图治，只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依贞观故事”，实现天下大治。贞观之治对李世民之后的历代帝王来说就是一座高山，贞观情结深深的渗透到每一代帝王的灵魂中。李治有“永徽之治”，中宗李显一登基也打出了“时既改易，制尽依贞观、永徽故事”。李旦登基后也是如此，为李隆基开启开元盛世拉开了序幕。

李隆基

李隆基登基时27岁，已经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早已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深知，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一起参与政变的大臣要么才能不够，要么境界不高，再加上自以为是功臣，首先想的不是为国家发光发热，而是自己能分得多少利益。因此，在治理国家的事务上，李隆基没有考虑这些功臣，而是想到了一个有丰富经验的老臣——姚崇。

上岗前先讲条件的姚崇

姚崇自科举入仕，从基层做起，脚踏实地，曾两次担任宰相。他敢作敢为，工作经历可圈可点。在武则天时期极力终结酷吏政治，防御突厥进犯，在睿宗朝整肃吏治，使国家逐渐进入轨道。

对这样有胆识、有能力的老臣，李隆基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开元元年十月，李隆基在骊山讲武，以军容不整之罪，将政变功臣郭元振流放，给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表明自己的施政态度。第二天，在渭水之滨的狩猎场，李隆基与姚崇见面了，表达了想请姚崇入中枢的愿望。等待多年，只为了施展才华，换了旁人早就跪倒谢恩了。然而60多岁的老臣姚崇并不是这样，而是跟老板讲起了条件，一讲就是十条。

这十条不是什么薪酬福利待遇，是自己酝酿多年，大唐急需的施政纲领。可以说，每一条都切中大唐政治弊害，如果贯彻实施，大唐必将昌盛。李隆基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应。

不愧是“救时宰相”

姚崇上任之后，李隆基无论军国政务，一概交给他处理。开始，姚崇吃不准老板的态度，事无大小都要请示汇报。一次，在选拔任用低级官员的时候，姚崇又一一向李隆基禀报。李隆基不说话，而是盯着房梁看，对姚崇理都不理。姚崇讨了个没趣，只好灰溜溜的退下了。后来，高力士忍不住问李隆基，怎么刚开始执政就不理姚崇了呢？李隆基说，我把政务交给姚崇，大事他可以向我汇报，小事自己决定就好了，何必事事来烦我。姚崇知道后，如同吃了定心丸，更坚定了工作信心。

姚崇

姚崇的主要工作就是施行自己的十条纲要，极力让大唐实现转型。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整肃朝纲，对宗室、外戚、功臣分别予以抑制，确保了权力集中。对官员实行量才录用，选派有能力的官员担任地方要职，到一定年限实行轮换。狠抓廉政作风建设，为开元期间政治清明奠定了基础。他坚决杜绝人情请托，让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官员担任要职，共同造就了开元盛世。对百姓实行仁治，让他们休养生息，不断发展农业水利，对破坏生产的现象予以制裁，甚至顶着宗教轮回报应的压力，力谏李隆基进行灭蝗，确保灾年不饥。为百姓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反对严刑峻法，对触犯百姓利益的行为则予以严厉打击。

姚崇人称“救时宰相”，这个位置，他坐了三年。导致他下台的原因有二，其一，他儿子贪赃，其二，他为犯错的下属求情。李隆基彼时明辨是非，绝不因姚崇有功于社稷而纵容他，也不因他犯了错误而深究他，只是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职，仍给他优厚待遇，直到去世。

国肥君瘦李三郎

姚崇之后，宋璟继任宰相，基本上执行了姚崇的政策，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宋璟作为与姚崇一样的三朝老臣，以敢于直谏著称于世，连李隆基都对他忌惮三分。韩休任宰相时，经常指摘李隆基的问题，导致李隆基人都瘦了。有人就说，为什么不把韩休赶走。李隆基说：“我虽然瘦了，但天下必定会肥。萧嵩经常顺着我说，他走以后，我寝食难安。韩休经常力争，他走以后，我才能睡得好。我用韩休，是为社稷，而不是为身体。”

忠直的岭南宰相张九龄

韩休之后的宰相是张九龄，他是开元年间最后一任有为宰相。

张九龄是曲江人，不是长安城内的曲江，而是韶州曲江，即今广东韶关市。张九龄是岭南地区第一个担任宰相的人物，至今仍为海内推崇。他担任宰相期间，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事无大小都要据理力争，对李唐事业忠心不二。

张九龄对大唐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视刺史县令的选任上面。

当时，士大夫都愿意在京城做官，而不愿意去地方。他们视京城为“登仙之地”，而称地方为“斥逐之地”，导致地方严重缺乏有才能的官员。开元三年，张九龄就上疏，建议“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县令，此官诚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悬以科条，定其资历，凡不历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为侍郎列卿；不历县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为台郎、给、舍……”意思就是刺史、县令极其重要，想要进入中央，必须要有地方工作经验。

重视地方官的建议到现在都没有过时。2015年，一位领导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指出，郡县治，天下安。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

开元四年，李隆基听说当年选的县令才能不够，就在宣政殿亲自面试，发现四十五个不合格，让他们重新学习。开元十三年，李隆基自己出题，选机关中有声望的长官到地方担任刺史一职。到开元二十四年，还写了《令长新戒》赐给天下县令。

可以说，开元盛世与朝廷重视刺史、县令的任用有莫大关系。

张九龄为官忠直，不仅让李隆基恼火，也得罪了不少同僚。他的耿直、急躁，带有岭南客家人性格特征。当时的岭南民风“亢直豪迈”，客家人由于来自中原，对当地土人天然有一种优越感，又容易清高自傲。张九龄就把这两种种气质带入了长安。《剑桥中国史》也认为，“张九龄是一个有名的难以相处的人，拘泥、固执、碍事，并且对一些小的原则问题斤斤计较。”

如果再提前几年，李隆基还会忍耐，就像对宋璟、韩休一样。但是现在他已不想忍。

已经越过巅峰的李隆基

早在开元十三年，李隆基已经尝到了站在巅峰的滋味，那种滋味，不但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而且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雄阔而寂寞。

那一年，李隆基终于决定封禅泰山，这是一个朝代最隆重的盛典。

封禅泰山，有唐一代一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唐高宗李治，第二次是武则天，第三次就是李隆基。经过一年的准备，参加封禅的队伍从洛阳出发，规模庞大，其中既有文武官员、二王后，孔子后裔、各地儒生、贤良，还有来自突厥、契丹、奚、大食、日南、日本、新罗、百济、高丽、昆仑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实际上是一次国际盛会。

到达泰山后，按照专门制定的《开元礼》规定，李隆基在泰山之巅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宣布大赦天下，带着超常的自信，一反常态将历代秘不示人的为子孙、苍生祈福的玉牒公示于众。李隆基亲制《纪太山铭》，张说等撰写各颂以纪念。从出发到返回洛阳，前后历时两个月。

当时很多人都亲眼目睹这一盛况，终身记忆犹新，其中就有十四岁的少年杜甫。他仅仅在洛阳目睹了参加封禅的队伍，就立下了宏大理想，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若干年后，杜甫还在一首诗中兴奋地写道：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甫昔少年时，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向更高理想迈进

小目标实现以后，富有浪漫色彩的李隆基觉得百无聊赖，他必须给自己制定新的目标，他要带领唐朝比贞观之治更高的阶段，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为至道社会。

所谓至道，就是《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其表现为“任贤戒欲，心归冲漠”，属于玄而又玄的东西。达到至道社会，是浪漫的皇帝一生的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要经过两个阶段的准备，第一阶段就是达到贞观之治的水平，这一目标已经在封禅时实现，第二阶段就是达到至道社会。中间经历了十一年的过渡时期。

张九龄就处于过渡时期的末期。张九龄不相信什么虚无的至道社会，他眼里只有实际的问题。尽管他仍旧如前辈宰相一般据理力争，但由于与李隆基不在同一频道上，在几件事情上，张九龄接连失利。

大唐国运的分水岭

张九龄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面对李林甫和牛仙客的事情上。

李林甫是李唐宗室，自身确实有些才干，他从小吏做起，在历任宰相宇文融、裴光庭、韩休手下都做过事，再加上武惠妃和韩休的关照，到开元二十三年，李林甫担任礼部尚书，与张九龄同为宰相。张九龄极力反对，认为李林甫为人奸猾，不学无术，不足以担任宰相。但李隆基主意已定，张九龄改变不了大局。

牛仙客早年为县中小吏，后一直在军中效力，在河西节度使萧嵩的提拔下，升任节度使。开元二十四年，牛仙客调任朔方大总管，经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奏报功绩，被李隆基任命为工部尚书。张九龄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牛仙客“目不知书”，只是一胥吏，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格担任宰相。李隆基也没有听他的。

做了25年的皇帝，天天励精图治，李隆基逐渐懈怠了。

早年定下的追赶贞观之治的目标早已完成，下一阶段工作还未开展，一度无所事事的李隆基逐渐将精力用于享受上。开元二十四年，李隆基自从从洛阳回到长安后，再也不去巡视地方了，他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在面对事无巨细仍据理力争的张九龄时，李隆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厌倦。而李林甫事事顺着李隆基的心思办，怎能不得他的欢心？张九龄最终于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被罢相。在荆州长史任上，张九龄眼看一生的抱负再也无法施展，满心惆怅，整夜难眠，不由加倍思念远方的亲人，写下了著名的《望月怀远》：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张九龄

张九龄被罢免以后，满朝官员都力求自保，不再直谏。

大唐的巅峰从张九龄罢相开始滑落。

张九龄及以前，李隆基面对的是多位宰相分权的朝廷，每位宰相在位三四年不等，与我们现在实行的任期制有些类似。每三四年换一批宰相，确保了权力中枢始终保持活力和斗志。而李隆基总能根据不同的时政需要，任命不同类型的宰相。他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

而张九龄罢相之后，李隆基也厌倦了三四年就要考虑宰相任命，干脆就让李林甫一直担任宰相，原先相互制约的宰相集体负责制逐渐变成了一相独大，李林甫一人掌握了朝政。而李隆基自认为天下无事，也就身居禁中，每日声色犬马。有一天，他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回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连高力士都能明白的道理，李隆基就是听不懂，他反而还很生气，吓得高力士再也不敢议论政治了。

此后，李隆基在无为而治的路上越走越远，杨贵妃离他越来越近，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安史之乱越来越近，大唐滑入深渊为时不远。

开元二十四年，是大唐从极盛开始转衰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历史从巅峰开始滑坡的分水岭。物极必反，水满则溢，大唐的光辉在开元二十四年终于开始溢出来了，各种问题堆积，最终在天宝十四年汇成洪流，将辉煌的盛世彻底摧垮。

缔造开元盛世的，是李隆基。摧毁开元盛世的，还是李隆基。

改变历史大方向的人，开始都是小人物。

开元二十四年，还有两位小人物进入历史，一个受到李隆基的赦免，一个得到李隆基的嘉奖和赐名。第一个因为触犯军规，被主将张守珪抓住要斩首，此人大呼“大夫不欲灭奚、契丹耶？奈何杀XX！”张守珪看他不凡，特将他押送长安。宰相张九龄认为该杀，但李隆基不同意，他爱惜人才，让此人以白衣之身戴罪立功。张九龄力争，李隆基认为张九龄枉害忠良，依旧将罪犯放归边塞，这个人叫安禄山。

另一个人名叫史卒干，因为作战勇敢，被张守珪奏请升为果毅，后迁将军。史卒干入朝奏事的时候，受到李隆基的接见，相谈之后，他很喜欢这个将领，就为改名为史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