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光环掩盖了为官光芒 两部著述全面展现其生平

众所周知，清代晚期聊城名宦杨以增以藏书著称，创建了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聊城海源阁。杨以增一方面是著名的藏书家，一方面还是道光、咸丰年间被朝廷器重的封疆大吏。

“京杭大运河给聊城带来了数百年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杨以增作为担负治河保漕重任的高级官员，积极疏浚河道，修治闸坝，保障了漕运的畅通，见证了运河的繁盛。他既是藏书家，又亲自主持管理大运河，算得上是清代聊城屈指可数的河道高官。”周广骞说。杨以增一生酷爱藏书，但他更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由科举进入仕途、从地方县令做到督抚的经世派官员。进入仕途之前，杨以增主要在家乡聊城生活学习。家庭的熏陶，塑造了他坦荡正直的性格;师友的教诲切磋，打牢了他广博精深的学养基础。进入仕途后，他先后在贵州、广西、湖北、河南、陕甘、江南做官30余年，从基层县令到封疆大吏，足迹遍及四方，在不同职位上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与林则徐私交甚密，并得到林则徐的极力举荐。纵观杨以增的一生，他曾多次被朝廷破格提拔，但也多次遭遇到重大挫折，起起落落的仕途丰富了他的经历，其人生既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同时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因为藏书太有特色，光环太过耀眼，所以以往的著述大多以杨以增藏书研究为主，无形中掩盖了他为官的光芒。《杨以增年谱》和《杨以增奏稿校注》较为全面细致地反映了杨以增藏书、为官的主要经历和在办理民生事务与河道工程过程中上奏皇帝的主要奏疏。可以据此更加全面地了解杨以增的生平，这也是这两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周广骞说。

藏书和治河是年谱的亮点 奏折反映民生和河道治理

记者发现，《杨以增年谱》一书在对与杨以增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比对的基础上，按年、月进行编排，并设有提要、条目、文献、按语等内容，涵盖了杨以增从出生到病逝长达69年的藏书、刻书和为官人生，可谓是作为文人和官员的杨以增丰富人生的最为全面、立体的翔实注解，藏书和治河是年谱的主要闪光点。

其实，《杨以增年谱》和《杨以增奏稿校注》两部著述是相互关联和互为补充的。很多重要的奏折在年谱里多有记载，年谱内的大事也往往反映在奏折里。

记者从《杨以增奏稿校注》中注意到，杨以增一生上报皇帝的奏折很多，包括谢恩折、田禾民情片(报告耕田墒情、旱涝等情况的奏折)、河工经费折、粮价雨水情形折、钱粮完解数目折、河湖水势情形折、河湖修防平稳折等等。

《杨以增奏稿校注》一书中收录杨以增最早的奏折为道光十三年(1833年)八月十八日上奏道光皇帝的《升署贵州兴义府谢恩折》。“低级官员没有给皇帝上奏折的权利，只有升到一定的级别才能上折奏事。对级别比较高的官员，在被授予官职后，往往要上折谢恩。杨以增最早的奏折就是他刚升任贵州的兴义知府时呈给皇帝的谢恩折。”周广骞说，在他为官的早期和中期所上的奏折比较少，这与他中低级官员的身份是相符的。后来，随着杨以增官职的晋升，他所上的奏折也越来越多。

“从内容上看，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底杨以增担任陕西巡抚，到他于咸丰五年(1855年)底病逝在江南河道总督任上的八九年，集中了杨以增80%以上的奏折。”周广骞表示，杨以增的奏折主要反映当时陕西任命官员、整修城垣、农业生产、粮价高低、旱涝赈灾的情况，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当时陕西的政治经济活动。杨以增在就任江南河道总督任后，其衙门就设在淮安清江浦，这里也是黄河(改道前)、运河、淮河三河交界处，治理任务非常繁重。在杨以增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黄河多次决口，他主持堵塞决口、整修运河，这些都在他的奏折里有详细的记述。咸丰元年(1851年)，黄河在河南丰北决口，直到第二年才堵口成功。但当年夏天大雨，新修的河堤再次被冲垮。咸丰五年(1855年)6月20日(农历)，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再次决口，这次黄河决口是明清黄河史上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从此，黄河改从山东入海。同年12月18日，杨以增抱着未能堵塞黄河决口的缺憾，因积劳病重在河道总督任上去世。

“杨以增的奏折是反映清代晚期陕西民生及江南河道治理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周广骞说。

历经十余年编著两本著述 为研究杨以增提供新资料

其实，《杨以增年谱》和《杨以增奏稿校注》两部100余万字的著述，浸透着丁延峰和周广骞十余年的心血。

“从2007年开始收集相关资料，到目前成书出版已有十余年了。”周广骞说，无论年谱的编排还是奏折的收集、校注都很烦琐。清末民初，国家不靖，奏折等重要历史文献往往会有散佚。《杨以增奏稿校注》一书收集到的奏折共计752件，就是多方搜集而来，不少依据的是现在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录副奏折(正式奏折的抄誊本)字体比较潦草，不少录副奏折还存在破损和漫漶。因此，很多字辨认起来非常困难。特别难辨认的字，还需要请教文字专家。

据周广骞介绍，清朝的制度是，官员给皇帝上奏折，皇帝批示后再返还给上奏官员，这些奏折最后还要全部上交朝廷。只要是正式的奏折，军机处均负责抄录一份，名为“录副奏折”，这样的录副奏折保存下来不少，也很有价值。

杨以增的奏折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了大量录副奏折。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好多文献，其中就包括一些清廷朱批奏折、录副奏折，里面就有不少杨以增的奏折，这些资料现在都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山东省图书馆还藏有杨以增次子杨绍和誊抄的奏折，名为《先都御史公奏疏》，也很有价值。

丁延峰和周广骞通过各种途径，想方设法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山东省图书馆等收集到一些奏稿、书信，从方志、文集、实录、日记中爬梳到不少新的史料。对杨以增奏折的文字差别，《杨以增奏稿校注》均以脚注的形式加以注明，大大方便了阅读，对更全面、深入地对杨以增生平进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两本书，填补了杨以增为官经历的空白，全景式地展现了杨以增一生，为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杨以增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丰富聊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期待这两本书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丁延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