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在陕西曾经出现过一次“释杨运动”，部分民主团体、民间人士、进步报刊均参与其中。

中共高层对此非常重视，及时搜集情报和民意，不失时机地在社会各个阶层做了宣传发动工作，造成一定声势，对国民党政权构成不小的政治压力。

我的外祖父，曾经担任西安辛亥起义总指挥、陕西都督的张凤翙先生，两次领衔联名陕西知名人士致电蒋介石，要求“即恢复杨虎城身体之自由，以慰群情”，开启了这次“释杨运动”，造成较大影响。

1946年1月14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重庆举行的“旧政协”会议时提出：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国民政府应当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

1月17日，远在西安的张凤翙（笔者的外祖父，辛亥革命时西安起义指挥领导者，曾被中华民国军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领衔，宋联奎、茹欲立、寇遐、武念堂等20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杨虎城自由。

电文如下：

读蒸日钧座在政治协商会议宣布实施人民之自由、释放政治犯等项，不胜感戴。杨虎城自欧返国于今八载，请宥其既往，励其将来，恢复其身体之自由，以慰群情。

合电吁恳，敬请垂查。张凤翙、宋联奎、茹欲立、寇遐、武念堂、王子端、景梅九、冯孝伯、刘治洲、郭自洲、林捷三、缐润民、张寒杉、杨子廉、成伯仁、韩望尘、李寿亭、韩兆鹗、韩光琦同叩，筱。

中国共产党甚为重视张凤翙等致蒋介石的电报，立即从各方面进行了配合。

1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委员会书记汪锋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电报：“我们通过民主同盟及一些开明士绅提出释放杨虎城运动，现已开始在酝酿中。”

2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张德生致电汪锋：“此间已由续范亭、邢肇棠、张希钦、阎揆要等十余人致电政协会，要求释放杨（虎城）主任。特告。”

3月4日，汪锋在传达西北局指示时指出：“推动释放杨虎城运动。大家一致同意，释放杨虎城运动是团结广大群众展开西北民主运动的启蒙运动。

为深入开展，不仅抓紧西安及上层，各地亦应围绕这一运动配合进行。汪锋在具体的要求中提出：张翔初（翔初是张凤翙的字）只是在上层兜圈子，我们应该向中下层推广，把万人上书印成宣言，写通电，写文章，写社论。

将来争取签名的名流在学校演讲，号召旅外同乡同学的响应，以启发地方广大民众的民主思想，造成普遍的群众运动。”

4月25日，汪锋致电习仲勋、张德生：“释杨运动《工商报》已有社论呼吁，现已有张凤翙先生领衔发了‘29人’的联名电报，而‘蒋仍未答’。对此29人中除已有联系者外，现正设法继续联系中。”

电文中还分析了各类人士的态度，有虽签名但不是自己内心所愿，有不愿意列名其中的。

在乡军人中，李虎臣将军愿意领衔并发起万人签名运动，孙蔚如将军表示，宁愿将官不做，要求放朋友出来。

接下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致蒋介石、全国各界同胞的通电中指出：“电请蒋主席负责实行政协决议，履行四项诺言，立即释放张、杨二将军及一切爱国政治犯，以昭大信，而利于和平建国事业，并望政协诸公及全国各界同胞一致督促，务期实现。”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正、副军长孔从洲、刘威诚发表就职通电中也表示：“本军为杨虎城将军所手创之西北人民革命武装”，我们主张：“无条件停止全部内战。即刻释放张、杨将军及一切政治犯”。

由张凤翙先生开头的民间“释杨运动”，在城乡广为展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民间团体、民主人士联合开展的“释杨运动”，是符合民意的，也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对推动释放杨虎城起了一定作用。

1949年1月，蒋介石为摆脱战局失败的困局，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立即下令顾祝同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但蒋下野并不代表放权，尤其仍牢牢掌控特务机关，以致李代总统的命令无法传达到保密局长毛人凤手中。

李宗仁又令重庆市长杨森释放杨虎城，但杨推说找不到毛人凤无法知道杨囚禁于何处。

气得李宗仁竟然在《中央日报》登启事寻找毛人凤，叫毛释放杨虎城，也算是当时总统找下属的奇闻一桩。

同年8月蒋介石抵达重庆时，毛人凤专门请示对杨虎城如何处置，蒋亲自下达了将杨虎城和其秘书宋绮云二家六人解回重庆，秘密杀害的命令。

1949年9月6日，在毛人凤的安排下，特务队将杨虎城一行六人蒙骗至重庆戴公祠，杨虎城及儿子拯中、女儿拯贵，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林侠、幼子振中惨遭杀害。

至此，起于陕西的“释杨运动”最终未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