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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地宝藏 —— 一百件文物讲述浙江故事

时间：2018年6月8日至10月8日

地点：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 浙江西湖美术馆

去年，大英博物馆携100件文物先后登陆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以文物为支点，带领国人重观世界史，令人耳目一新。文物定量、空间有限，一取一舍之间，却可以有无限可能，引人遐想。这一做法无疑给我国文博界带来了启迪。近期，浙江省博物馆推出展览“越地宝藏”，同样想要用100件文物重述浙江故事。众多国宝重器于西子湖畔的浙博孤山馆区闪亮登场，淡妆浓抹一颦一笑间，又会呈现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浙江？

美玉比德

浙江精彩，始自良渚。良渚之前，丘陵河道之间，浙地先人同众多史前人群一样，开启了农业革命的艰难探索。磨石耕地、种稻养猪，农业生活虽然辛苦，却胜在安定。人活着得吃饭，吃饱了却要各走各的道路。于是，浙地先民在良渚首绽光华。手铲愈往下刮，良渚的光芒却愈加独特而夺目。几千年后，人们蓦然回首之时，发现良渚文明与尼罗河的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一起，在北纬30°一线附近，相继闪耀，交相辉映，在地球上划出一道多彩之光。而属于良渚的那一抹亮色则尽是美玉的温柔润泽。

时至今日，玉器仍属奇珍，不仅因为美玉稀见，更因为璞玉难琢。在一般人的想象里，五千年前的原始时代，人们还过着茹毛饮血的艰苦生活。然而良渚一带竟有大量精美玉器出土，这自然令人咋舌。更令人惊讶的是第一单元展厅尽头中央展柜中的玉琮王（图1），它出土于良渚王陵区反山第12号墓葬中，重达6500克，体量硕大，规格超群，花纹繁密，精雕细琢，绝非凡品。

图1.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

五千年前的美玉重器，令人疑窦丛生：玉器在良渚社会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细细观看这件国宝级文物，它或许正隐藏着答案。在成为玉琮之前，它曾是一块体量更大的完整玉料。在玉器行当，质量上乘的大型玉料异常难得，是非常珍稀的资源。换句话说，拥有这件琮王，首先意味着对良渚社会珍稀资源的占有。资源的开采、运输、消费，勾连成完整的链条，让良渚的社会组织网络浮出水面。雕琢美玉，绝非易事。而玉琮又是良渚玉器中制作工艺最为复杂的种类。中间圆孔需上下双向管钻，此后尚需管修；玉琮看似为柱状结构，但其实所有的玉琮，无论高矮，均有一定程度的收分，上大下小，而外壁雕琢出弧形凸面，四角平均，这均暗示着精确的测量与控制；而最能体现良渚玉工水平的，则是这件玉琮王节面上的神人兽面像（图2），在极小的尺度内，其凸起的鼻端需以多次“片切割”（一种琢玉工艺）完成，在其兽面大眼上，还填刻有繁琐复杂的纹样，近乎微雕。多种不同的琢玉工艺施于此件琮王，异彩纷呈，实为集良渚琢玉工艺大成之作。在它的背后，是良渚社会尖端技术的复杂系统。

图2.玉琮王神人兽面像 图片扫描自图录《越地宝藏》

制造玉器如此不易，良渚人为何还要孜孜以求、精益求精？《说文》灵字条下释“巫”为“以玉事神”，后世文献的源头或正可追溯至良渚先民的实践。张光直先生认为，琮的形象兼含方圆、中央贯通，很可能是天圆地方、天地贯通的象征。玉为山之精髓，以之制琮，或许正是为了沟通天地。琮王器体上精心雕刻的纹饰更具深意。类似纹饰，屡见于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大墓，表明这或是良渚贵族共用的神徽，蕴含着良渚精英共同的信仰。由此，在玉琮身上，我们或可看到一个完整的循环：精密的社会网络和尖端科技塑造了玉琮，而玉琮所代表的共同信仰，又凝聚了人心，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团结与发展。展柜聚光之处，何止是玉琮王，更是物化的权力与信仰。

越剑铿锵

在文献书写的最初历史中，浙江不过是荒山野岭边陲小国之地。直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越人之歌与剑才天下传扬。如今歌不可闻，乐者却长奏不休；剑虽蒙锈，凌厉犹存。

展览第二单元的故事立意于三代，自然以青铜器为主干。商周青铜礼器，如鼎簋钟铎之类（图3），于越地亦有流传。一眼望去，黝青之间，款款吉金，虽较中原风格略有不同，但器形却大体接近，可见此时中原越地交流已趋深入。沿展线缓步前行，一件罕见的青铜小屋（图4），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件青铜小屋，面宽三间、进深三间，前壁敞开无门，仅存立柱，左右两壁镂空透光如落地大窗，后壁中央有四格窗一扇。屋顶为四角攒尖顶，顶部立有一八角立柱，柱顶铸一大尾鸠。透过前门，可见屋中六人端坐，其中四人抚琴吹笙、敲鼓击筑，另有两人，似为歌者。这件伎乐铜屋1982年出土于绍兴，是我国现存唯一一件先秦时期青铜房屋模型。越人击棹而歌，今难再赏，蓦然回首，铜屋伎乐，却留下了弹拨挥洒的一瞬间，凝固乐音，让《越人歌》的韵律在观者心中绕梁：“……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图3.青铜甬钟 春秋

图4.伎乐铜屋 春秋

总体而言，越地青铜器似不如中原者显赫，但在某一门类上，却异军突起。这一门类便是青铜兵器。与中原王朝诸侯以青铜礼敬天地祖先不同，越人以青铜耕战，显然更重实用。青铜兵戈锐甲天下，其中又以越王剑最为著名。如今不少越王剑出土于越地之外，可见越人兵器畅销于战国的“国际市场”，绝非浪得虚名。展览中陈列有一柄越王者旨於睗剑（图5），乍看泯然众兵，细观却非俗品。者旨於睗为勾践之子鼫与，在位期间多铸宝剑。柜中所陈之剑，剑身剑鞘俱全，剑锋犹利，剑格两面铸文，正为“戉王戉王”，反为“者旨於睗”，字口间绿松石尚有残留，甚至连剑茎处的丝质缠缑亦存。细节如此齐备完整之剑，于当今吴、越“古剑界”绝无仅有，堪称稀世珍品。完整固然可贵，亮剑还看锋刃。越地欧冶子铸剑，融汇日月精华，天地为之所动，不免夸大其词，越王剑锋指天下，宇内闻名，却必有原因。实际上，青铜铸剑，于合金配比、火候把握极为讲究，少锡则软，多锡易折。此剑经科技检测，铜锡比恰到好处，质地纯净，少铅无铁，表面光洁，剑刃轻薄，即便于越王剑中，亦为极品。

图5.越王者旨於睗剑 战国

浙瓷璀璨

刀光剑影之间，越国兴盛如昙花一现。此后数百年，正史鲜见越人踪影。但若拷问大地，越人却绝非碌碌无为。取土为坯，水溶火炼，冰玉之器，横空出世。

浙江密密麻麻纵贯古今的众多窑址，昭示着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如此，展览第三单元“陶瓷之路”似信手拈来，但仍精品迭出。如鸡首壶本是西晋时期以鸡首为流的常见器形，但展中一件越器（图6），将壶上提梁雕琢成黄鼠狼形。但见黄鼠狼面露贪色，吐舌垂涎，伸长身体，俯身欲扑前方肥鸡。整体情态极富动感，令人忍俊不禁。浙江越窑青瓷至西晋为一盛，至晚唐宋初再盛之时，已非前态，秘色至宝，如冰似玉，量少难求，自然为世所珍。君子比德与玉，自秘色始，玉般釉色便成了众多青瓷窑场的不懈追求。至于南宋晚期，龙泉承袭越窑衣钵，技艺臻于化境。如展中所见象钮盖罐（图7），外施粉青厚釉，釉层光润，微有冰裂开片，入目清爽，冰清玉洁实至名归。龙泉之盛，不仅在于其再现并发展了秘色瓷确立的审美目标，更在于其高质量瓷器的生产规模远超前窑。宋元之际，龙泉产品不仅畅销全国，更通行于印度洋面。一时之间，海上丝路沿岸的餐桌上，尽是中华“君子本色”。浙瓷魅影，代表华夏，为世界渲染了新的风景。

图6.越窑青瓷鸡首壶 西晋

图7.龙泉窑青瓷象钮盖罐 南宋

南方佛国

浙江佛塔众多，最著名的大约是雷峰塔。且不说《白蛇传》里，雷峰塔镇住白娘子引来多少唏嘘，鲁迅先生两论雷峰塔的倒掉，足以让雷峰塔烙印在万千国人的童年记忆中。可雷峰塔到底是什么塔？雷峰塔到底“压”的是谁？

1924年雷峰塔倒塌之后，西湖“雷峰夕照”一景不复得见。2000年，为配合重建工程，考古工作者对雷峰塔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雷峰塔地宫由此重现人间。塔底并无南宋的白娘子或其遗痕，倒是有众多吴越国珍宝，揭示了雷峰塔的真实身份。此塔为吴越国主钱俶为安放宫中“佛螺髻发”所建，而“佛螺髻发”当属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其珍贵不言自明。而伴随着雷峰塔地宫的发掘，安放舍利的阿育王塔（图8）也一并出土，亦陈列于此展之中。

图8.鎏金银阿育王塔 五代

阿育王塔屡见于东南，但材质以铜、铁居多。此件鎏金纯银，为世所稀。塔身四面镂刻佛本生故事，塔顶四角山花蕉叶以捶揲、镂刻技法描绘佛传故事十六则和竖三世佛题材，佛祖前世今生、无上功德于此塔毕现。塔中尚有金棺，金棺至今未启，“佛螺髻发”当在其中。雷峰塔为奉佛祖舍利而建，虽与白娘子无关，但却与女性有缘。塔成之时，钱俶王妃孙氏殁亡。此时的吴越，在强大北宋的压迫下，早已风雨飘摇。孙氏受封于北宋，为表感怀，钱俶特名之为“皇妃塔”。

实际上，“南朝四百八十寺”，南方崇佛早有渊源。吴越之后，三宝再盛，塔影幢幢，所见何止佛宝舍利，更有法宝经书。大量佛塔遗址的发掘，让众多佛经纷现于世。展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则是平湖报本塔塔刹出土的明宣德七年金书《妙法莲华经》（图9）。此经卷发现于拆卸塔刹之时，由42条长1米左右的磁青纸粘结而成，全长4.03米，共七万多字，为首次在展览中完整展出。全卷据满展柜，颇有“卷帙浩繁”之规模。此卷金书，固然奢华，但引人注目之处却在结尾：“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由此可知，此经卷乃是郑和施刻。众所周知，郑和出身穆斯林世家，但其实他信仰复杂，与其经历有关。其受命出海，得益于穆斯林身份；屡祭道教天妃，则是航海旧俗，为远行祈福；而受戒师从永乐帝心腹道衍和尚姚广孝，则可能是其身处政坛审时度势的决定。在临海重地浙江，于西域佛教法宝佛经中，与我国屈指可数的航海家郑和邂逅，这众多机缘，不由令人感慨万千。

图9.金书《妙法莲华经》 明宣德七年（1432年）

当历史的时钟拨至南宋，浙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华。重文抑武的祖宗之法，早已让文人士大夫如沐春风，靖康之变，南下临安，自然也让清雅之风拂遍钱塘西湖；而北宋以来城市形态的改变，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诞生，世俗艺术由此开创出另一番风景，至南宋时，亦移植于杭城，蔓延于两浙。雅俗并行不悖，汇成别样的浙地风光。

2016年，浙江台州发现古墓，墓主人为赵匡胤七世孙赵伯澐。赵伯澐墓以出土有多件保存完好的丝绸衣物著称，但展厅中最为扎眼的却是出自此墓的两件璧。一璧为玉质（图10），虽然出土于南宋墓中，但据璧面铭文，却可知其实际原为南唐皇帝李昇为道教投龙活动而制。另一件为水晶璧（图11），纯净无瑕、晶莹透亮。两璧款式相近，然而制作年代却相差两百多年，最终同归一墓，异趣横生。两璧更为研究者看重之处在于，与璧相配的丝绳同样保存完整，这不仅为业界研究南宋纺织品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还证明两璧的功用均为挂件，而非以往推测的镇纸。

图10.投龙玉璧 五代

图11.水晶璧 南宋

与皇室的低调相比，步入南宋百姓的世界，或许更觉绚烂。浙江各地无名宋墓中，多有金银首饰出土。昏暗展厅的聚光灯下，金凤银龙（图12）、帔坠金鋜（图13），粲然生姿，令人目不暇接。今人多以为古时女性地位低下，然而单看这展柜中的奢华之色熠熠生辉，便可知古代男子敬爱妻子到何种境地！

图12.银鎏金凤凰纹花头簪一副

图13.金首饰一组 南宋

展览的最后，落脚于元明时期。前序展览单元于浙江水土已极尽铺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于元明时代便落脚于有名有姓的浙江人。一生矛盾重重的书画大家赵孟頫（图14），一代文武双全自立门户的完人王阳明，两人一出，无需赘言，足以将浙江千年文脉诉尽。展览尽头，豹尾收束，却余韵袅袅，意犹未尽。

图14.《吴兴赋》局部 赵孟頫

纵观此展，国宝迭出，足见诚意。以百件文物为限，编订六大单元，器类、时间，两条线索交叉互现，可见匠心。“包邮区”老巢在文物编缀的修辞下，焕然一新，亦堪惊艳。观罢地方史，回望神州整体，自然另有一番不同感受。然而，展览所透露的地方史，似仍未能蜕尽正统史观窠臼。越国、吴越、南宋时期，地方政权或中央政权强势入主，则展览单元的时间线索便异常明确，而春秋至五代千年时间，正史叙事之中浙地无闻，展览便不得不剑走偏锋，以陶瓷史串联过渡。浙江陶瓷史虽然辉煌，但浙江第一千纪的历史却绝非只有陶瓷。实际上，中国正史虽由中央书写，但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却绝非单一视角。文物与地方史料，正是重新审视、反思地方特有秩序与地方性知识的绝佳切入点。在“越地宝藏”所叙述的故事，中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一体”之声更为高亢，而属于浙江“一元”的声音则略显低沉。这无疑令人略感遗憾。不过，重塑地方史的努力，原本不在于一时一地一书一展，而在于长久的锐意创新。大英百物展后，浙博率先仿效，精品尽出，进取开拓之心早已锋芒毕露。由此，无论是浙博故事还是浙江故事，未来都大有可期。

文并摄影/丁雨

本文刊载于2018年07月20日 星期五《北京青年报》 B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