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杜堇《伏生授经图》，绢本设色，147×104.5cm。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藏。

——兼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与目的并答言“斯文已死”的陌生朋友。

▲[南宋]李唐《采薇图》，绢本设色，27.2×90.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1月9日深夜，友人转来一段文字（友人转发了一篇笔者的旧文，有人看见而在他的朋友圈中留言，并且要求一定要将那则留言转发给笔者），大意是说“斯文已死”，要笔者自己活好了再说。言外之意——笔者自己都活得不怎么样，还有闲心关心斯文？

首先，笔者感谢那位陌生朋友的狮子吼，把他的留言当做是对自己的鞭策。必须坦诚，那位陌生朋友说得并没有错，笔者确实还活得不怎么样，一个标准的穷人，尚未脱贫呢，距离小康生活水准更是遥远（而要求自己必须继续加倍努力工作，增加收入）。只是，另一个意思则不能苟同。因为古往今来，似乎没有哪朝哪代、哪条法律规定穷人就不能关心斯文？何况，先贤曾经谆谆教导说，越穷越要坚守斯文，一再告诫“穷则独善其身”，必须洁身自好、慎终追远，不能瓜田李下、假公济私，即便“出淤泥也（而）不染”。就算“斯文已死”，也要将之“起死回生”。

记得《论语》里曾经讲述了一则故事：那是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那一年也是鲁定公十四年，孔夫子时年56岁。他周游列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从卫国去陈国，经过匡地（今河南长垣西南一带）。因为匡人曾经受到鲁国权臣阳虎（一名阳货）的掠夺和残杀，而孔夫子的相貌居然和那位阳虎有些相像（想来也是一件极有趣之事），于是让匡人误以为孔夫子就是阳虎，将他和随行的弟子们团团围住（希望讨个说法），一时之间未能走脱。弟子们不免有些担心，孔夫子却乐观地对他们说：自周文王去世之后，传承周代礼乐文化的责任不就落在我（们）的身上了吗？如果上天想要中断这种文化，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学习到这种优秀文化了；如果上天不想灭绝这种伟大的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原文见《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纵观孔夫子一生，念兹在兹，即以恢复“斯文”为己任，而颠沛流离，“三月不知肉味”、“累累若丧家之狗”也在所不惜。孔老夫子为何如此执著？在此，且容笔者唠叨几句，抛砖引玉。

▲[明代]张宏《延陵挂剑图》，纸本设色，180.5×50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于天下而言，斯文是普世价值

中国历史发展至周代（前1046-前256），已至古典时代的顶峰，由周公集大成的礼乐制度更是将这之推至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中国礼乐之邦的美名即肇始于此，可谓中国文明的代名词之一。是时，“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记•乐记》），以至于孔夫子不无景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的意思是说，周朝的礼乐制度借鉴了夏、商二代的优点,更加丰富多彩了！我要高声赞美周朝的制度。事实上，发生于周代的礼乐文化可谓中国文明的最主要基础，以及中国人文精神的最主要来源。它所关注和维护的终极价值（天下为公）、政治价值（尊王）、政府价值（亲民）、道德价值（克己）、人文价值（攘夷）以及天人合一思想（敬天）不独为周代所需要，也成为往后的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营养。至今，于建设生态文明，希望与自然和谐相处更是不可或缺；尤其在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乃至国与国的关系上，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孔夫子以“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而认为自己老了（《论语•述而》），可见推崇之情。

然而，正所谓盛极而衰，至西周末年，周幽王姬宫湦（前781-前771年在位）每日沉湎酒色，不理朝政，传说还曾为了搏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结果导致诸侯联合犬戎攻打王都丰镐，幽王被杀，西周随之灭亡。其子姬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前770-前720年在位），他被迫迁都洛阳，史称东周（前770年-前256年）。相比于西周以天子为绝对中心的政治秩序，东周天子的威权逐渐式微，各个诸侯国君的权重逐渐加强，彼此之间战争不断，甚至发生“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的严重事件——按《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享用八佾之舞（8人为一行,称为一佾；八佾即64人），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而季孙氏只是鲁国正卿，按规定只能用卿大夫可用的四佾，他却用了天子八佾。对这种公然破坏、践踏神圣之礼乐制度的僭越行为，孔夫子不无愤怒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如果这样的事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事不能容忍呢？

后世以“礼崩乐坏”描述那个时代。尽管如此，在以“春秋五霸”为代表的国君和政治人物的心里，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斯文精神依然高高在上，是普世价值，是天下秩序的基础。如非周天子（姬姓）同宗的齐桓公（姜姓，吕氏，名小白。前685-前643年在位）即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退夷敌、霸诸侯，不以兵车而一匡天下。《春秋公羊传》云：“南夷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桓公攘夷狄而救中国。”可谓险象环生。对此，高傲的孔夫子亦不无崇敬地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如果不是齐桓公、管仲等先进的政治家们力挽狂澜，孔夫子说他就成为披发左衽的人了。被发，即编发为辫。衽，衣襟。编发左襟，皆夷狄之俗。也即成为野蛮人了。

也就是说，齐桓公拯救了斯文。当代中国人需要了解，先贤之“尊王攘夷”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反击夷人的入侵；更不能主观地认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古代中国，秦始皇之前的“王”（周天子）以及自始皇帝开始的“皇帝”，不独单一的最高统治者的概念，还代表着合法性（上天之子）与道统（内圣外王之道）。因此，“尊王”就是捍卫文明秩序，捍卫道统；“夷”呢，也非单一的外族概念，而是与诸夏（华夏）文明相对的野蛮、落后的意思。因而，“攘夷”就是保卫文明及文明的尊严。概言之，“尊王攘夷”即是保卫斯文，不让中国文明遭遇侵害以致沦丧。与此同时，如果“由夷入夏”，则是受欢迎的。服膺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文化，“则中国之”。如楚，先期自称“蛮”（《史记》卷40《楚世家》载：“封熊绎于楚蛮”），后来皈依诸夏文化，与中原趋同，则诸夏不再以蛮视之，而是成为中国文明的主要部分。后世发生的诸夏与周边民族的多次大融合，原因即在于此。

换言之，包含了道、儒、墨、法等多家思想在内的“斯文”是当时世界，至少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普世价值。它不仅将中国历史引入古典阶段的高峰，光耀世界；同时将众多落后乃至野蛮民族带入文明社会。如今，虽然“天下”的概念有变，不再只是周天子的王畿与封国，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232个国家和地区，但价值仍在。如果说“自由、民主、博爱”等是西方语境，那么在中国语境下也有普世价值，并且早于西方至少千年，有过光辉的例子。弘扬这些价值，不仅可以避免西化之虞（完完全全中国制造），同时也是了解中国历史、增强民族与国家自信的最佳方式。（站在人类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语境下的民族融合如何不是中国版的普世价值的优美范例呢？事实上，而今很多中国人都忘了：中国不独是一个历史悠久且从未曾间断的伟大国家，还是一种优雅且高级的文明——曾经照亮了至少东半球。重建斯文，则有可能照亮全球！）

▲[明代]张路《老子骑牛图》，纸本设色，101.5×55.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于邦国而言，斯文是政治要求

老子曰“慈”，孔子曰“仁”，墨子曰“兼爱”，孟子曰“民为贵”，韩非子曰“任法去私”，表述虽各有不同，但意思与目的一致，也即要求政府与执政者如范文正公所说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而忧其民”，做到“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道德经》），“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国语•鲁语上》），“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在先贤们的心中，以上（亲民）思想不是空想主义，不是南柯一梦，而是对政治和政府（政权）的基本要求，“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以百姓之意志为意志。回望历史，在不少时间里，尤其是两汉时期，执政者即以此为自我要求。州郡等地方官员如蜀郡太守文翁、北海太守朱邑、南阳太守召信臣等多具“吏”与“师”双重功能。前者维护以法令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后者建设以教化为目的的文化秩序，太史公美其名曰“循吏”，“奉职循理”是也。他们自觉遵循“富且教之”的政治理念，“教学为先”（《学记》），不仅致力于改善百姓的经济生活（富民），而且也积极主动地改进百姓的文化与社会生活（育民），努力把礼仪仁义和忠孝诚信的思想逐步注入民间，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化民为俗”。是故，余英时先生不无景仰说：“汉代循吏在中国文化史的长远影响还是不容低估的。宋、明的新儒家在义理的造诣方面自然远超汉儒。但是一旦为治民之官，他们仍不得不奉汉代的循吏为最高准则。”（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P213。）

其中，如西汉景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文翁（前187-前110，今安徽舒江人），《汉书》高度评价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创办的文翁石室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所地方国立学校。他从教育入手，不仅发展了四川的文化，而且为汉朝的教育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由于他主政下的官学成效卓著，到汉武帝时，中央政府大力推广了四川教育经验，下令全国各郡皆立学官，以负责和发展教育，这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蜀地文风灿然（如唐宋八大家中有3家出于蜀地），可以说是文翁施政的直接果实，史称“文翁化蜀”。唐人裴铏有诗云：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表达了对文翁的崇仰之情。

至今，虽然中国经济已然傲视群雄，但依然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尤其是近几年来的经济发展也略显迟缓，如何继续高歌猛进，并最终走出“历史的三峡”？上下皆有言社会转型，希望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以解决（政治层面的）安仁问题，（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社会层面的）安定问题、（家庭层面的）安宁问题以及（个人层面的）安心问题（笔者总称为解决“5A问题”），从而“为万世开太平”。其中，回望历史，不无可借鉴之处。

历史经验显示，如汉时蜀郡太守文翁为代表的循吏（群体）一样，以富民、教育和理讼为工作方向与核心，也即将发展经济、倾力教育和实施法治作为国家进步的三驾马车可谓不二之法。其中，教育（人文精神）和理讼（法治）不仅是富民的基础，更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原生动力。特别是教育，早在2500多年前，管子即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告诫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复兴何止百年之计？那么将有什么人来推动这个伟大的历程？诸多现象表明，并且显得越来越紧要和急迫——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动力必将来源于经济之外的建设——即文化的力量、法律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概言之，也即必须再拥有斯文的力量，一如孔夫子所言“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此才可能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路不拾遗、国泰民安，“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管子•轻重甲》）。

▲[南宋]佚名《孔子问道渔父图》，绢本设色，152×80cm。私人藏品。

3、于社会而言，斯文是健康条件

《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大意是说：圣人统治天下，一定要从规范人伦和礼仪开始。统一度量衡，制礼作乐，改变历法，改变服色，改变年号，改换工具，改变衣服式样，以上这些事情都可以随着朝代的更迭而让百姓也跟着改变。但是，也有不能随着朝代的更迭而随意改变的，那就是：同族相亲，尊敬祖先，幼而敬长，男女有别，这四条不能因为朝代的改变让百姓也跟着变化。

毋庸置疑，《礼记》的诞生背景固然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各安其位之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治价值。当下，应该不会有多少人怀疑中国社会的道德不是日渐式微，濒临全面解体的危险。不然，那位陌生的朋友不会说“斯文已死”。

虽然砸烂了“万恶的旧社会”，却尚未建立“良善的新世界”——且不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亲亲相攻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后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也没有同时成为先道德起来的那部分人，高居世界第二位的GDP并未能给中国再次带来礼仪之邦的荣光。而且，各级政府（官员）不仅没能（似乎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计画）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从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即可见一斑），反而成为摧毁传统道德体系的推手。以至于在中国，经济不是改造社会、促进历史进步的一种工具，而是成为一切（个人与政府的）行为之目的。人的价值日益数量化，社会关系加速货币化，从而导致“中国的道德危机正在很快演变成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危机。危机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危机每一个人的生命。”（郑永年著《中国的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P28。）这是最为可怕的一件事情。（具体事例应该毋庸笔者赘言。相信在列位君子和看官的记忆中都有鲜明以至于令人揪心的案例。）

一个健康的社会犹如鱼儿生存之水。没有了水，或者水受到污染，鱼儿必死无疑。何况，中国早已经不是个体的和偶然性的“水源”（社会）污染，而是发展至“小悦悦事件”中的集体性冷漠，和“三聚氰胺事件”中的群体性造恶乃至如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即可能危机降临，乃至崩溃。那么，如何化解危机，建构一个健康的社会？“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在家，侍奉双亲（尽孝）；在外，尊崇贤士（尚贤）；在团队里，敬重师长（礼让）；在社会交往中，做到男女有别（守节），即如孔夫子所期望的那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每一位）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女、兄弟、婆媳，还有老师、医生、商人、法官、作家、知识份子，以及县长、市长、省长、部长、将军、元老等，每个家庭的、社会的以及国家的角色都能尽心尽责，他们的思想与行为符合人们对于他们所担当的角色的期待，即社会和谐、天下太平。”（详见拙著《中国人研究——中国家庭、社会与国家角色的历史分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P3。）

与此同时，自中国有史以来，在国家有明堂，在社会有孔庙，在家族和家庭有祠堂和祖宗牌位。以上不是几座普通的建筑，更非老旧的名词，而是斯文精神的传承枢纽与传播中心——相对应的分别是斯文精神最主要的3类传承人——士大夫、学子与子孙。如今，明堂已毁，孔庙也沦为庸俗的旅游目的地，但祠堂依然可以复原曾经的功能，从小培养孩子们的敬畏之心，明了“天地君亲师”在生命中的终极意义。先贤有云：“一家仁,一国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大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再次照亮道德的天空。

▲[明代]佚名《摹李公麟授经图》，绢本设色，24.8×51.8cm。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

4、于家庭而言，斯文是兴盛基础

《周礼•小司徒》云：“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在家中，首先要求丈夫必须尊敬妻子，“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乎？”（《礼记•哀公问》）谓“夫义妇顺，家之福也。”（《周易•家人卦》）凤凰于飞、夫唱妇随、故剑情深、画眉之私、举案齐眉、共挽鹿车、破镜重圆、鹊桥相会等等典故说的都是夫妻恩爱的故事。在人类古老文明中，中国留下了最多关于美好夫妻的故事。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即便身居高位者，对妻子亦保持有相当的尊重（同时也不乏浪漫，如张敞、潘安、元稹、苏轼等等），严格遵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训。

同时，他们在为人子为人女时，秉持孝道。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意思是说：“仁之本在于爱人，尤其将关爱自己的父母放在第一位。”做到“事父母，竭尽全力。”（《论语•学而》）孔夫子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在这里，有必要重复一则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卧冰求鲤”，为《二十四孝》之一。倘以今人之科学观视之，则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对于真挚的孝行（尤其还是孝敬一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后母），则不应该嘲笑。那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王祥（184-268）带着后母和异母弟弟王览隐居避乱、不受州郡，殊为不易。后来听了弟弟的劝告应召出仕，也非徒有虚名，而是出手不凡。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徐州刺史吕虔曾征他为别驾，故世人以此称之。至此，故事远未结束，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出场——王祥的同父异母弟弟王览（206-278），也即《二十四悌》之一“王览争鸩”的主角。据《晋书》卷33《王祥传》记载：王览与他的同父异母兄长的感情极好，生母朱氏憎恨王祥，非但在丈夫面前中伤王祥，更经常施以虐待；但王览始终注意保护王祥不受伤害，更劝生母不要虐待和针对王祥。一天，王览知道朱氏有意毒杀王祥，更不顾可能误服毒药的危险去抢毒酒和先行试菜，甚至王览的妻子也注意保护嫂子（没有落井下石），真正做到兄友弟恭、妯娌和睦。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王祥官至太尉、太保，王览官至光禄大夫，开启了琅邪王氏一族光辉的历史，妇孺皆知的“书圣”王羲之即是王览曾孙；唐人刘禹锡名篇《乌衣巷》所咏即他们家的故事。在东晋一朝，“王与马，共天下。”马即开创两晋的皇族司马氏，王家与皇家共天下，可见富贵显赫。有专家检索《二十四史》，从西汉至明清1700多年间，琅琊王氏共培养出了以王吉、王导、王羲之、王元姬等人为代表的35位宰相、36名皇后、36个驸马和186位著名的文人名仕，素有“华夏首望”之誉，“不以王为皇后，必以王为宰相”，可谓华夏风华之代表。

▲[明代]郭诩《秤书图》，绢本设色，122.9×71.1cm，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藏。

对此，东坡先生不无景仰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三槐堂铭》）尽管受到东坡先生赞美的三槐堂主人并非琅邪王氏，而是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三槐堂，但终归一枝笔写不出两个王字——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出自同一个祖先——周灵王太子晋，字子乔（前565-前549），故后世又称之为王子乔。史载“幼有成德，聪明博达，温恭敦敏”。15岁时即以太子身份辅佐朝政，周灵王（前571-前545年在位）非常看重他，诸侯也都交口称赞。至灵王二十一年（前551），谷、洛二水氾滥，威胁王宫，灵王欲筑长坝以堵谷水。太子晋言不可，提醒父王，禹的父亲鲧用壅堵的方法治水失败。正所谓忠言逆耳，灵王见太子居然反对他的治水方略，并且还顺带批评了他的治国方式，一怒之下将之废黜为庶人。太子晋在被废黜之后，郁郁寡欢，不到3年就去世了，年仅17岁。据《列仙传》记载，那真是一个神仙一样的人物，“好吹笙作凤凰鸣”。若非被贬，一定会是一位优秀的君主，中兴周朝。然而，周朝不幸，而王家有幸，拥有一位神仙一样的始祖。伟大诗人屈原在《远游》一篇中不无羡慕说：“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诗仙李太白亦云“吾爱王子乔，得道伊洛滨”。

美丽的种子终将生成美丽的花朵，香飘人间。而这样的种子和花朵，不绝于书。《汉书》卷73《韦贤传》记载了一则在当时邹鲁地区流行的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说的是汉宣帝时期的宰相韦贤的故事。韦贤（约前148-前67）字长孺，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性情质朴，敏于学习，精通《诗》、《礼》、《尚书》，号称邹鲁大儒。汉武帝时征为博士，授给事中，进宫给昭帝（前94-前74）讲解《诗经》，迁光禄大夫詹事、大鸿胪。宣帝时（前74-前49年在位），赐爵关内侯，徙为长信少府。本始三年（前71），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食邑700户。为相5年后以老病辞官，82岁时去世，諡“节侯”。从韦贤起，汉代始有丞相致仕制度。韦贤有4子，长子韦方山曾为高寝令，不幸英年早逝；次子韦宏官至东海太守；三子韦舜留守故乡邹县为父亲守坟；最小的儿子韦玄成（？-前36）才学堪比父亲，而备受赞誉；他还曾佯狂让爵于兄长。朝议高其节，拜河南太守。永光二年（前42），汉元帝拜玄成为相，封侯。由于他们父子两人都是以通晓儒经而官至丞相，所以邹鲁一带流传的谚语说：“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传给一部儒经。”父母是孩子第一个老师和一生的榜样，他们优秀的品德是家族兴盛的基础。

如此者还有杨震（？-124），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俗谚“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所说即他的故事。杨震通晓经籍、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而被大将军邓骘征辟，又举茂才，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元初四年（117），入朝为太仆，迁太常。永甯元年（120），升为司徒。延光二年（123），代刘恺为太尉（最高军事长官），位列三公。在他前往东莱（治所为黄县，在今山东龙口境内）上任时，路过昌邑（今山东昌邑），从前他推举的荆州茂才王密时任昌邑县长，他去看望杨震，并送上10斤黄金。杨震问：“老朋友知道你，你为什么不知道老朋友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杨震正色道：“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离开。据《后汉书》卷54《杨震传》记载：杨震为官公正廉明，从不接受私人请托。杨家子孙蔬食徒步，生活俭朴，他的一些老朋友或长辈，想要他为子孙置产业，他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吏的子孙，不是很好吗？”（“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正所谓福荫后世，自杨震开始，其子杨秉（92-165）汉桓帝时为太尉；秉子杨赐（？-185）汉灵帝时为司徒、太尉；赐子杨彪（142-225）汉献帝时为太尉，四世三公，为东汉一朝有名的世族大家。不仅如此，大隋帝国的开创者、“圣人可汗”、隋文帝杨坚（581-604年在位）也是杨震14世孙，在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1978年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列第82位。

▲[南宋]夏圭《袁安卧雪图》，绢本设色，179×103cm。私人藏品。

与杨震同时，同为四世三公的家族还有袁安家族。据《后汉书》卷45《袁安传》李贤注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载：有一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十余天，地上积雪有一丈多厚，封路堵门。洛阳令到州里巡视灾情，访贫问苦，雪中送炭。见家家户户都扫雪开路，出门谋食，但当来到袁安（？-92）家门口，大雪封门，无路可通，洛阳令以为袁安已经冻馁而死，便命人凿冰除雪，破门而入，但见袁安偃卧在床，奄奄一息。洛阳令扶起袁安，问他为什么不出门乞食，袁安答道：“大雪天人人皆又饿又冻，我不应该再去干扰别人！”（这即是典故“袁安卧雪”的来历。备受后人吟咏。见上图。）洛阳令嘉许他的品德，举他为孝廉；后在汉章帝（75-88年在位）建初年间（76-84）出任河南尹，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再后来历任太仆、司空、司徒，位列三公。《东观汉记》载：“袁安为尹十余年，政令公平，未尝以赃罪鞠人。袁安为司徒，每朝会，忧念王室，未尝不流涕也。”其后代繁荣兴盛（汝南袁氏），与弘农杨氏同为影响了东汉走向的“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其子袁敞（？-117）在汉安帝时任司空；孙袁汤（67-153）在汉桓帝时为太尉；曾孙袁逢、袁隗（？-190）在汉灵帝时分别担任司空及太傅，四世五人曾为三公。玄孙中的袁术、袁绍亦是汉末群雄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以斯文传家的家族还有很多很多，在古代有与王家并称的陈郡谢氏，和清河崔氏、闻喜裴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以及有“两朝天子，九萧宰相”之誉的兰陵萧氏；在近现代有新会梁氏、绍兴俞氏、湘乡曾氏和江州陈氏等等。

老子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天地之所以永存不朽，是因为它的一切运作都不是为了自己，所以能够长久。因此，圣人处处谦虚、退让、包容，反而能够赢得爱戴；事事不计较利害得失，反而身受其益。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反而成就了他自己吗？一如王祥、杨震、袁安、陈旺等人，不仅自己名动天下、备受景仰，而且福泽后世。其中，谁说不是斯文的美丽果实呢？

▲[五代]卫贤《高士图卷》（又名《梁伯鸾图》），绢本设色，52.5×134.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5、于个人而言，斯文是人生目的

自古以来，在中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其中，“本”者，既是根本，也是目的。毋庸置疑，不修身而奢言治国、平天下，哪怕齐家（希望人生富贵），那都是不可能的。在5000年中国找不到一个身不修而家齐的例子。

因而，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在先贤心中，即便不能成为一位圣人，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君子，“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便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安贫乐道！

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君子（从）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孙丑下》）“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离娄下》）一生矢志不渝，“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以道德培养为人生第一要义。因为有德才能获得人们的尊重，有了尊重才能获得人生的机会，有了机会才可能获得财富，有了财富才能享用美好生活。可见德行是根本，财富为末端（有因之果，又所谓“生财有道”）。是故，德国哲学家赫尔巴特说：“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其意思一样，中外皆同。

并且，即便出仕，也“非为贫也”，而是像孟夫子那样：“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滕文公下》）学而优则仕、居庙堂之高是因为忧虑天下还有贫民，“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希望“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因而，如尧帝的仁德、孔融的高义、泰伯的礼让、季扎的诚信、张良的淡泊、苏武的忠烈、耿恭的勇气……等等都不是他者的故事，而是你我祖先的事蹟；刘彻的公心、李离的正直、魏征的高远、公仪休的廉洁、文翁的勤勉、孔丘的执著、玄奘的坚韧……等等也非别人的历史，而是每个姓氏的要求。（详见拙作《中国人研究——中国家庭、社会与国家角色的历史分析》，P362。）因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世说新语•德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中国方才光彩夺目、绵延5000年并且还将至遥远的将来。

因而，古希腊传记作家、伦理学家普卢塔克（约46-119）说：“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道出了斯文的终极意义，可谓人类的最高目的，也是最后目的。“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显的门第败坏，把巨富的财产荡毁，而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古今中外的诸多事例，都印证了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假设没有了道德，人类社会必将重归丛林模式。

▲[南宋]佚名《玄奘西行图》，绢本设色、工笔重彩，尺寸不详。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结语

如今，上言“复兴”，其标志是什么？

显然，GDP居世界第二不是标志，最多只是标准之一。众所周知，1840年左右，中国GDP占全世界不少于1/4，有学者认为接近1/3，结果如何？无需赘言！没有人会认为，单纯的经济（发展）就可以组织和支撑起一个社会或文明，创造历史的辉煌。不然，中国GDP已经居世界前列，依然遭遇许许多多诟病。其关键在于斯文缺失。

在当下中国，财富是根本，道德沦为末端。金钱几乎就是大众唯一的信仰，“名副其实的‘国教’”，甚至小学生都在公开宣讲“我的梦想就是发财”。他可能做到取之有道吗？中国传统社会所讲求的“五伦”，也即5种基本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已经出现全部沦为金钱关系的危险。一如前文所说，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并没有同时成为先道德起来的人，成为道德先行者。尤其是，从前作为国家精神主体和道德先驱的士大夫阶层被消灭了，起而代之的新官僚除了是意识形态（与既得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之外，几乎乏善可陈，以至腐败成为一种群体性和普遍性现象，其贪污金额比之历史巨贪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年年祭扫黄陵，年年祭祀孔子，年年都有树立先贤塑像，年年都在争先恐后争抢先贤祖籍地，结果又如何？斯文依然不名一文，甚至（在老子、管子和孔子的故乡的）许许多多老师还需要讨薪过日。在这样一种（治道断裂的）情势下，如何“复兴”？

为此，今上又提出“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但如何弘扬？谁来弘扬？弘扬的目的是什么？这又多出了3个问题。首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单一的推崇（比如儒家思想）解决不了当代中国的问题，需要融合道、儒、墨、法等百家之长；其次，弘扬的主体对象应该是公务员和执政者，做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卷327《王安石传》）“有澄清天下之志”，“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形成新的国家精神主体（也即本文宣导“让一部分人先道德起来”的部分之一）。中国之所以历5000年而文明不绝，即在于拥有一代又一代的道德先驱，他们以仁义为本，秉持舍我其谁的勇气，自觉成为历史的向导与民族的脊梁，保障了国脉、文脉不坠；第三，弘扬的目的旨在建设并形成政治文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府“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若此，则“复兴”不远矣！

换言之，中国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于中国斯文精神的重建——“儒家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的精神，道家超然物外、尊重自然的态度，释家不存妄念、度己救人的境界，是中国人独立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础”（详见拙作《中国人研究——中国家庭、社会与国家角色的历史分析》，P361。），“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共十七大报告》）那位陌生的朋友言“斯文已死”，或许有些偏颇，却也不无道理（至少是部分事实），但不能听之任之，让斯文真的“死”了；即便真的死了，也要主动将之起死回生。章炳麟先生言：“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基。”结果真的可能如顾炎武先生所说“亡天下”。这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愿看见的景象（笔者相信那位陌生的朋友与笔者一样深爱着中国）。否则，人亦如猪。无君无父、父子两忘！人世间不过如一个动物庄园。

细说起来，无论《论语》的15900字，还是《道德经》的5450字，所关心者都无外乎“斯文”两字，不过表述方式各异而已；即便后来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之后大行其道的释家（无数佛经）也大略可用“斯文”两字概括之。其中所含不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也不限于社会的行为规范，还是国家的治理方法乃至（人类）政治的发展理论与终极目的，是数十亿中国人坚守了数千年之久的、以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换言之，“斯文”两字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国文明与中国风度的高度概括与传神写照，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一句“斯文在兹”既见了以老子、孔子、玄奘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贤的襟怀和历史责任感，也见了他们超越古今的人生修养与品位。

但是，这于复兴、于未来而言远远不够。因为自1840年以来，尤其是自1860-1890年代开展“洋务运动”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一个中传统，即西方文明的大规模进入，影响及至依然在改变中国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价值体系。此外，自1921年以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又形成了一个小传统，即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主宰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如果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当政者）能够（抛却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大胸怀、大格局、大眼光融合以上大、中、小3种传统，在为国家转型提供切实可行、交口称赞的理论基础同时，建构新的中国文明，形成新的中国文化范式，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乃至生活方式，让全世界再次看到礼乐之邦的风姿，领略斯文精神的魅力，则复兴可谓成矣！中国安全地走出了“历史的三峡”，走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十几亿中国人自由和惬意地生活在一个斯文的世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那时，“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何其美丽！何其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