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

扫地工在胡同转角的段落，

吸一支烟，

坐在石头上，

或者，靠在大树上；

槐树落花满胡同。

扫地工推着铁的独轮车，

黎明以前黑暗中的铁轮

震响，

传得很远，

宁静中弥满

整个胡同。

这是解放后运动中被关押20年的作家路翎，在晚年创作的诗歌。入狱期间患过精神分裂症，出狱后干了四年半扫地工，他用宁静的笔调歌唱自己的生活。从诗歌中，你能看得到他经历的苦难吗？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这么一代人：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沐浴着新文化的晨曦，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长成熟起来。他们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各自曲折动荡的人生，执著寻找生命意义。这代人中，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最喜欢、欣赏、敬佩的是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他把这八个人与他关注研究最多的沈从文一起写入新书《九个人》中，让读者看到一个个在困境中依然努力“完成”的生命。九个人：新文化晨曦的儿女们

创伤不可避免，贵在精神不被摧毁

1989年大学毕业后，张新颖成为贾植芳的硕士研究生。

自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末，贾植芳四度入狱，最后一次因为胡风案牵连，坐牢、改造，前后经历25年时间。经历过这段苦难历程，贾植芳自觉安慰的是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贾植芳回忆录《我的人生档案》

收张新颖为弟子时贾植芳已年逾古稀，经历了大半辈子的坎坷，张新颖却时时感受到先生的乐观，贾先生的书房是他所见过的欢声笑语最多的书房，那是“先生特有的幽默引起的”。张新颖曾多次听贾植芳把一件往事当笑话讲。1939年，贾植芳在重庆的时候，有次对留日同学谢挺宇说，他将来如果生两个儿子，就取名一个叫贾仁、一个叫贾义，如果生两个女儿，就一个叫贾慈、一个叫贾悲；80年代初谢挺宇到上海寻访阔别多年的老友，一进门就问：贾仁、贾义在哪儿？贾慈、贾悲呢？

张新颖一度以为长期的牢狱生活和各种精神磨难没有在贾植芳身上留下什么阴影，他的乐观就是人性光辉没有暗淡的标志；尽管也有忧愤，但很多时候，“忧愤就在乐观的后边或者里面”，“他从不让这类低沉的情绪停留太长的时间，往往只是一闪而过”。

然而，1996年12月贾植芳病重住院，一次陪床经历让张新颖改变了看法。那天贾植芳不停地说医院就像监狱，这地方不能住，且越说越激动，最后高声骂起来。事后他说自己在那一刻出现了幻觉，觉得就是在监狱里。

这件事让张新颖很震惊，他开始反省自己以前的想法：“先生的经历怎么可能不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沉重的阴影？尽管创伤很大，但人没有被完全摧毁，或者说还残存着没有被摧毁的精神力量，我觉得这更可贵。”

1990年张新颖（右一）与植芳夫妇合影

按照现在的教学方式来看，贾植芳未曾给张新颖讲过一次课。他的课堂，设在自己家的书房兼客厅里，听课的人有老师、有师兄弟，不断有人陆陆续续地加入进来；讲的内容海阔天空，有历史和现实，有他自己的传奇经历，有他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人和奇奇怪怪的事，有如何写书编书译书，也有社会新闻、潮流风尚，还会谈到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道路，给青年一代作参照。

对于这段求学经历，张新颖感叹自己是“幸运”的，他回忆说：“先生讲的现代文学完全是活生生的，就像讲故事一样，里面有人、有事、有自己的生命活动在里面。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文学如果有一个底子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有生命力、有人、有事情的很鲜明生动的东西。”

1950年沈从文、黄永玉叔侄在北京

黄永玉也是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张新颖喜欢听他讲老一辈文化人的交谊。濡目染之下，张新颖跟贾植芳、黄永玉那代人建立起了特别的感情，并由此展开了对他们的研究。

超越受害者的身份，开创新事业

路翎与贾植芳同样因“胡风案”被隔离审查，入狱羁押了18年即1973年才被宣判二十年徒刑，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中间曾有一段时间被移至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出狱后的路翎已年过半百，冷漠、迟钝、寡言少语，令朋友们忧心忡忡。好在他的身体和精神渐渐恢复正常，晚年的文学创作也渐入高潮。

1947年秋，路翎（前排左一）在南京栖霞山

路翎晚年作品总量不下于550万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长篇小说未能发表和出版，主要原因是“达不到发表水平”，写作思维僵化地停在“文革”的标准模式中，“那个当年才华横溢、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已经不复存在”。相比之下，诗歌成了他晚年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因此被绿原戏称为“诗坛新秀”。

1975年刑满释放后路翎当了四年半扫地工，工作屈辱而辛苦，他却用清新宁静的笔调歌唱这种生活：

暮春，/扫地工在胡同转角的段落，/吸一支烟，/坐在石头上，/或者，靠在大树上；/槐树落花满胡同。

扫地工推着铁的独轮车，/黎明以前黑暗中的铁轮/震响，/传得很远，/宁静中弥满/整个胡同。

丁聪为路翎文章《天亮前的扫地》配的插图

《诗刊》1981年10月号上发表了路翎的五首诗，曾卓对诗作不吝赞赏之词：“这里没有任何伤感，他歌唱的是今天的生活。这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他朴实地歌唱着生活中的感受。这里没有感情上的浮夸，他的歌声是真挚、诚恳的。”路翎创作中所“没有”的，正是同时期的文学凸现出来的表征：“伤痕式的记忆”、“伤感”、“矫揉造作”、“感情上的浮夸”。经历过大苦难的路翎怎么可能避开这些呢？

在张新颖看来，这正表现了路翎内心世界的奇迹，“人是经不起摧残的，可是人也绝不就是轻易能够彻底摧毁的”，他把个人的恐怖、惨烈的经验承担了起来而没有被压倒，他的灵魂还有能力、有空间飞翔，因此才能在晚年的内心世界里造就出巨大的诗性。

张新颖说，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创造另一种新身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只是路翎，沈从文也做到了。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事业被迫中断了，便转身投入到自己喜爱的文物事业，尽管要克服各种阻力、忍受各种屈辱，但依然创造性地展开了杂文物方面的研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奠基性著作。

沈从文晚年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活下去，活过来，决不只是幸存

曾经触发沈从文创作小说《虹桥》的李霖灿，晚年写师友回忆录说，“能写师友回忆录的人是有福的”。他常说平生只做了两件事，无论是“玉龙观雪”，还是“故宫看画”，他都能够在变幻的时代中忍耐、承受，从林风眠、潘天寿、李苦禅、沈从文、吴冠中、李济等师友那里获得生命养分，成就一生。

李霖灿晚年

在书中涉及的这九个人中，穆旦、巫宁坤、熊秉明都有留学经历。诗人穆旦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选课时，一连三个学期选修俄语课，为的是将来要“贡献给中国的礼物”。1953年回国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萧珊支持下，翻译出版了数量超过一般人想象的俄国文学理论和作品。1958年被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并被剥夺了教学和发表作品的权利，到校图书馆监管劳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解除管制”后，他明知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依然开始偷偷翻译拜伦著作《唐璜》。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他寻到了“一个可以释放生命能量的途径”。

穆旦夫妇在美国

同样选择回国的巫宁坤，被定为“极右分子”，流放到黑龙江劳改农场。在从家里被带走的时刻，他的行囊里放进两本书，一本是英文的《哈姆雷特》，另一本是冯至编的《杜甫诗选》，在劳改农场还有幸重逢沈从文的作品，因而有了与文学相依为命的精神支撑。张新颖说，巫宁坤通过书本、通过文学连接精神世界的源头，“他坚持活下去，而他活过来了，决不只是幸存”。

《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本

1947年留学法国的熊秉明选择了留下继续学业。留下来之后，他开始创造“属于我的造型世界”：在纪蒙工作室学习雕刻，之后成为焊铁雕刻家，偶然看到一本《中国雕刻史》中的汉代石兽和梁代石狮，“觉得灵魂受到另一种激荡，我的根究竟还在中国，那是我的故乡”；随后到大学教了三十年中文，又开了一门书法课，断言“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还不辞烦劳到北京办了三次老年书法班。熊秉明自言：“我是一粒中国文化的种子，落在西方的土地上，生了根、冒了芽，但是我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红的、紫的、灰的？结出什么样的果，甜的、酸的、涩得像生柿子的？我完全不能预料。这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做试验品的试验。……我无骄傲，也不自卑，试验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去做不同的事情，最后让这个生命完整起来，让生命得以“完成”，这正是张新颖所欣赏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还是很感动那种努力把生命‘完成’的这样一个生命轨迹，无论是熊秉明还是其他人”。

熊秉明与他的焊铁雕刻作品

这九个人的故事，

自然交织进二十世纪中国的大故事

却并未泯然其中

他们的故事不只属于大故事的动人篇章

更是独自成就的各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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