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宦官掌权,宦官们及其亲属经常横行不法,鱼肉百姓,遭到一些士大夫官僚的惩处,宦官被逼急了,就会反扑。于是士大夫和宦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斗争越来越激烈,到了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终于汇聚成为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政治风波。

河南人张成精通望风观气,推算吉凶之术,他通过占卜算出朝廷将会颁布大赦令,于是就指使儿子杀了人。司隶校尉李膺督促属吏逮捕了张成之子,但随即就因为大赦令而必须释放他。李膺更为愤怒,竟然不顾法令而将张成之子即刻处死了。张成向来用他的算命技术来讨好宦官们,就连桓帝也曾经询问过他的占卜术。宦官们素来痛恨李膺等士大夫,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挑唆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控告李膺“畜养太学中的游学之士,勾结各郡的学生,互相标榜,结为党羽,诽谤朝廷,惑乱风俗”。桓帝大怒,下令各郡国搜捕所谓的“党人”,并且通告天下,使天下人全都痛恨这些人。诏书经过三公之手的时候,太尉陈蕃表示反对,说:“如今陛下所要逮捕的,全都是四海之内名誉很高的忧国、奉公之臣,这些人就算真犯了什么罪过,也应当宽宥十世,哪有罪名不清不楚就下令逮捕审判的呢?”不肯在诏书上署名。桓帝因此更为愤怒,于是把李膺等人全都逮捕到黄门北寺监狱中。供词所牵涉到的,还有太仆、颍川人杜密,御史中丞陈祥,以及陈寔、范滂等二百多人,其中某些人跑得快没有被捕,全都被悬赏重金通缉。陈寔说:“我要是不去监狱,大家都没有什么依靠啊。”于是自己前往牢狱,主动要求被囚禁。范滂到了狱中,狱吏对他说:“从来被逮进来的人,都要祭祀狱神皋陶。”范滂说:“皋陶是古代正直的臣子,知道我并没有罪,肯定会代我向天帝申辩,如果我真有罪,祭祀他又有什么用呢?”其他人听了这话,也都停止了祭祀活动。

陈蕃再次上书为党人们辩诬,劝说桓帝,桓帝讨厌他说话太激烈,借口陈蕃所推荐的官员不称职,下诏免除他太尉的官职。当时,因为党人之狱而被牵连,遭到逮捕的,全都是天下知名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是西部的豪杰,因无法跟这些贤人并列而觉得羞耻,就自己上书说:“臣从前推荐过前任大司农张奂,这是依附党人。此外,当初臣要被判处前往左校营服苦役的刑罚时,太学生张凤等人上书为我辩解,这是我被党人依附。我应该跟他们连坐。”朝廷知道后,并不加以过问。陈蕃被罢免以后,朝臣们都很恐惧,没有人再敢为党人说话了。贾彪说:“我不西去,大祸终究无法消解。”于是来到洛阳,劝说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魏郡人霍谞等,请他们上奏为党人辩解。

窦武上书说:“自从陛下继位以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善政,常侍、黄门等宦官狡诈百出,把官职随便授予不合格的人。想当初秦朝就是因为有佞臣执政,终于失去了天下,倘若于今不考虑前朝的失政,就会重蹈覆辙,臣恐怕秦二世的灾祸将会重现,赵高的政变旦夕将至啊。“近来奸臣牢修等捏造出党人的说法,就此将前司隶校尉李膺等人逮捕、拷问,牵连了数百人,长期拘押审讯,却拿不到确实的证据。臣认为李膺等人忠心耿耿,效忠王室,乃是陛下稷、契、伊尹、吕望之类的良佐,而竟然被奸臣贼子所诬陷,使得天下人都寒心失望。希望陛下仔细研究,认真考察,立刻释放他们,以满足鬼神们期盼之心。

“于今的尚书台近臣,比如尚书朱寓、荀绲、刘祐、魏郎、刘矩、尹勋等人,都是国家的忠贞之士,朝廷的高尚辅佐,再比如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通晓典章制度,朝廷内外官职,英才并列。然而陛下却偏偏信任左右贪婪的宦官,让他们在外面监督各州郡,在朝内成为心腹,实在应该陆续地贬斥他们,调查和审问他们的罪状加以责罚。陛下应该信任忠良,分辨善恶,审清案件,使得正和邪、誉和毁,全都得到他们应得的奖惩。您应当遵照上天的旨意,把官职授予善良之人,如此一来,天象的灾异可以消解,上天的祥瑞指日可待。“近来,虽然也据称有嘉禾、芝草、黄龙之类的祥瑞出现,然而祥瑞只有在沃土中才能生长,福泽只庇佑良善之人,国家有德才出祥瑞,国家无德,那些现象只预兆着灾祸而已。陛下您的所作所为并不合乎天意,不应当为此感到喜庆。”

窦武本是受宠掌权的外戚,所以言辞才敢如此激烈,但当奏章呈上以后,他也被迫主动用生病的借口归还城门校尉、槐里侯的印章、绶带,等待桓帝的惩罚。同时霍谞也上书为党人求情,这样一来,桓帝的气才略微消了些,派中常侍王甫去监狱里审讯范滂等党人。王甫把范滂等人全都戴上沉重手铐、脚镣和木枷,并且用布袋包着头,扔在台阶下,然后一个一个地讯问道:“你们互相吹捧、推荐,如同唇齿般,相依结为一党,究竟想干什么? ”范滂回答说:“孔子曾说过,看见善,要考虑到自己的不足,看见恶,要如同伸手探到沸水一般赶紧停止。我本想褒扬善而使人人都清廉,贬斥恶而使人人都明白卑污所在,以为朝廷会鼓励这种做法,想不到竟然变成了结党。古人做善事是自求多福,如今做善事却身陷囹圄。当我死去之日,希望可以把我埋在首阳山旁,让我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在首阳山守节俄死的的伯夷和叔齐。”王甫深为这些话语而动容,于是下令解开了他们的镣铐。同时李膺在审讯中故意多次攀扯宦官们的子弟,宦官们害怕了,就向桓帝进言,说天时不正,应当宣布大赦来向上天祷告。六月初八,桓帝大赦天下,还把年号从延熹改为水康。此前被逮捕的二百多名党人全都释放还乡,但是把他们的姓名登记在三公府邸,终身不许出来做官(禁锢)。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范滂出狱以后,就去拜访霍谓,但却不肯道谢。有人责备他,范滂说:“过去,叔向不见祁奚(不用私礼来干涉公事)我干嘛要道谢?”当范滂回去汝南老家的时候,南阳的士大夫全都来迎接他,所乘坐的马车竟然达到数千辆。他同乡的殷陶、黄穆在两旁侍卫,帮他接待客人。范滂对殷陶等人说:“你们跟着我,是加重我的灾祸。”于是悄悄逃回故乡去了。当初,朝廷下诏搜捕党人,各郡各国所检举以及相互牵扯出来的,都多达数百人,只有平原相史弼一个人都没有奏报。诏书多次下达,催促州郡官府奏报,掾、史等官吏甚至因此遭到鞭答。青州从事来到平原国的驿站,责备史弼说:“诏书对党人恨之切骨,旨意如此恳切,青州总共六个郡、国,其中五个都检举了党人,平原国治理得有多好,怎么竟然一个都没有呢?”史弼说:“先王治理天下,规定郡、国等区划,各分疆界,地理不同,风俗各异,别郡自然有,平原国自然没有,怎能相互类比呢?倘若我仰望上司的旨意,诬陷良善,滥施刑罚,不讲道理,那么平原之人,家家户户都有党人。我宁可死,也不做这种事情!”青州从事大怒,立刻把史弼的所有属官都速捕起来,然后弹劾史弼。等到对党人的搜捕结束以后,史弼用俸禄为属官们赎罪,救出了很多人。

皇帝害怕被篡位,总是不相信朝臣而相信身边的人,比如外戚和宦官,士大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问题,尤其是罪恶的宦官制度,只能通过个人努力,尽量不使外戚和宦官掌权,或者刻意打压掌权的外戚和宦官。宦官及其亲属往往在中央和地方上横行不法,而士大夫不能真正利用法律武器惩处他们,这就给了宦官反攻清算的借口。比如这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端就在于李膺之破坏大赦令。

党锢之祸对东汉后期的政局影响非常大,宦官和土大夫的斗争搞得朝野全都乌烟瘴气,百姓苦不聊生,最终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大暴动,宣告了东汉王朝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