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时期当中长达数百年的乱世，在这个社会政治动荡不安时期，两汉社会所倡导的儒学思想主流地位也受到极大冲击。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汉末三国时期其局面日趋突显。虽然儒学作为两汉时期的官方学说一直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在东汉时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的作用下，作为士族集团的太学儒生的地位遭到极大的打击，因此作为官方学说的儒学地位也受到影响，加之外来佛教的传播和本土道教的兴起，儒学地位不断遭受到削弱。社会政治动荡不安，儒生无法进太学里开展正常的学习，也因此形成出游学之风。而诸葛亮与曹操是汉末三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两人在各自所服务的政权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导了汉末三国时代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在这些历史事件的背后，作为时代主流的儒学思想与其他异己思想不断进行交汇和碰撞。在诸葛亮与曹操身上，不仅有着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儒学的烙印，还彰显了作为乱世生存之道的法家思想。

一般来说诸葛亮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从他与刘备在隆中对话开始，这一年是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隆中对话对于诸葛亮与刘备乃至整个汉末政治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各路军阀的基本情况，所谓曹操集团：“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所谓孙权集团：“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所谓刘璋和张鲁集团：“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不难看出真正有实力的割据诸侯只有曹操和孙权，对于这两路实力派诸侯，诸葛亮便为刘备提出了“三分天下”的政治蓝图，然而整个隆中对话的重点并不只是一个政权格局理论，它的核心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整个隆中对话可以看作是一个二元的政治建设理论构想。

此时的刘备脱离袁绍依附于刘表麾下屯兵在新野，但曹操在击败袁绍之后，南征意图十分明显，这是来自于曹操集团的挑战，另一方面在刘表集团的内部对于已经在荆州驻扎数年的刘备有着不信任，史料中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所以可以讲这个时候的刘备身处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寻找站稳脚跟的方法才是最符合当时自己十分迫切的现实需要，那么“霸业”和“复兴汉室”相比较于“生存”更显微不足道，在隆中对话里，“三分天下”的生存之道更加符合当时刘备境况。那么“霸业”和“复兴汉室”的政治理想就可以看作是诸葛亮心里的宏图志向。因为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乐毅。”所以，他将自己的身份地位早已经定位为人主之下，明君之侧，匡扶社稷，复兴王朝的角色。诸葛亮先主可以追述到西汉元帝时期司隶校尉、光禄大夫诸葛丰，诸葛丰自小读经阅史，曾被荐举为文学史御史， 父亲为汉末太山郡丞诸葛珪，叔父是汉末豫章太守诸葛玄，可谓是官宦世家，名门望族，因此可以想象诸葛亮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儒家学说氛围浓厚的家族中。诸葛亮则是一名维护汉王朝正统地位和维护王朝统一的儒学卫道士。隐居荆襄无非是他在等待一位明主，以便于帮他实现自己得“大一统”理想。那么他的“大一统”思想并不是自己要统一天下，而是要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因此他时长以管仲、乐毅自比。那么他所等待的明主无非需要两个条件：首先是出自于正统地位;其次要有匡扶社稷和极高的政治魅力。因此就可以解释在众多诸侯当中诸葛亮选择了刘备。第一，刘备是汉中山靖王之后，出于刘姓贵族正统;第二，刘备有匡扶汉室的志向和当世英雄之称，《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了曹操一句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些条件也极其符合儒家学说所提倡的克己复礼的思想。隆中对话就蕴含着浓厚的儒学“大一统”思想，所提到过的“霸业”和“复兴汉室”则是诸葛亮“大一统”思想体系当中的最终理想目标。

历史当中对于曹操形象的描述可谓褒贬不一，很难去对他盖棺定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里有这样的记载，曹操问许子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许子将便说出了那句对曹操最经典的评价“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许子将又是何人呢?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世语中称，曹操没有任何名气，乔玄便把他推荐给许子将，于是“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可见许子将善于识人。所以他对于曹操做出的评价可以说还是很客观到位，那么曹操也在自己人生中践行着许子将对他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如果没有曹操东征西讨，那么东汉的中央政权早就覆灭，因此曹操就有这么一句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从中可以看出曹操的政治理想当中饱含着匡扶社稷的大一统思想。在其诗《短歌行》中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一方面是说他对于人才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自比周公，而周公是匡扶社稷，维护统一的标榜，所以也可以说明曹操是一个以大一统为其政治抱负的人。对北方各军阀的统一战争可以看作是他大一统思想的政治体现。在联军征讨董卓的过程中，联军内部因为利益冲突起了内讧，而此时袁绍与韩馥密谋预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他们同时希望曹操支持。但曹操很坚决的拒绝“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张作耀先生认为所谓“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因为拥立的刘虞在北方，曹操仍然拥护还在西京长安的汉献帝。表明的是他与袁绍在政治态度上的根本分歧，也表明了他的力量尚弱，诸多政治的、军事的正确意见得不到袁绍等人的重视。当然另一方面体现了曹操心系天下安危，忠君以求统一的思想。曹操拒绝袁绍的理由是皇帝年幼，被奸臣所控制，但并没有导致亡国的可能性发生，然而一旦另立皇帝，天下就有可能大乱。可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忠君思想根植于曹操心中。忠则“诸君北面，我自向西”;孝则“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镇压黄巾起义、讨伐董卓、攻打张绣、征讨徐州、消灭袁绍、平乌桓、用兵西凉和汉中、亦或是南征赤壁，这些都是曹操对于割据一方的军阀进行的统一过程，同时也是其理想政治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其大一统思想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