憎恨与神话：

「中世纪」的发明与再发明

作者：克罗采和春天

全文 4276 字

14-16 世纪

文艺复兴时代

中世纪所指的时代里，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中世纪。这个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当时的人认为古代是光明的，而他们的时代也是光明的，界于他们和古代之间的时代就是中世纪。

这种观念的形成，大体可以追述到意大利诸城邦对自己罗马祖先和共和国的附会以及对他们日尔曼世袭君主的反感上，几乎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认为自己作为城市共和国的公民与古罗马人一脉相承。而他们所联合起来抵抗并战胜的德意志君主和败坏了罗马帝国的日尔曼蛮族一样既粗俗又野蛮，进而赞美自由的意大利和同样自由的古罗马。

这种精神在北方得到宗教改革运动的呼应，却奇迹般地和反罗马教皇运动混合在一起，意大利人反对日尔曼人主导的中世纪，而新教徒虽然大多是日尔曼人却也跟着否定中世纪——以此来贬低中世纪的另一个首脑——罗马教皇。于是新教徒紧跟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脚步去贬低中世纪，只是把祸害罗马帝国的罪魁从日尔曼人换成了天主教。

到这个时候中世纪黑暗说的三大口号全部诞生：

意大利人首创了可恨的日尔曼人的中世纪+ 可恨的君主制的中世纪。

新教徒给它添上可恨的天主教的中世纪。

这三个口号随着时代的演变和主角的改换，而逐渐变成眼下的「野蛮的、封建的、愚昧的中世纪」，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切的口号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源头，就是自由的意大利和对他们的日尔曼君主的仇恨，在这个仇恨之下派生出文明的意大利(罗马)人和野蛮的日尔曼人的矛盾，自由的共和制度和"封建"的君主制度的矛盾，以及教权和非教权的矛盾。这就为以后几百年的论战铺平了道路。

17-18 世纪

启蒙时代

出来给这一切仇恨和意识形态集大成的是启蒙派，启蒙派里既有新教徒也有城市共和国的公民还有反教权派，公民卢梭则既是新教徒又是日内瓦共和国公民还是反教权派，所以一切的口号都可以在他们的手中结合在一起。

于是在他们简单的历史著作当中，罗马共和国被倍加称颂，而帝国就相形见拙；至于中世纪简直就是罗马人腐朽的报应，而天主教则更是帝国的毒瘤；

如果说在之前的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中间，这些倾向还只是一种暧昧的预感、一个朦胧的主题，那么到 18 世纪这个主题就被明确无误的表现了出来；而且又加上 18 世纪的色彩，共和理想没有变，民族问题退居幕后。

新教徒只反对天主教和教皇制，但是启蒙派什么都反对，他们对新教徒怀念的早期基督教毫无好感，进而采取一种罗马多神教信徒的气派，把帝国的不幸直接归因于基督教。

庞培遗址发掘

1776 年的大陆会议和美国独立，让一个新生的共和国突然出现在君主制欧洲的地平线上，这让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他们的欧洲朋友都显得很尴尬，大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无君无父的国家，唯一能够拿来和他们类比的就是罗马共和国。

而此时庞贝城的发现正在欧洲引发复古狂热。路易十五时代的安托尼·华托（1684-1721 法国洛可可时代画家，《舟发西地岛》的作者）还对这些遗迹不以为然，但 50 年之后巴黎的元老院里，法国公民的代表们就人人在 18 世纪的礼服之外披上一件罗马人式的托加袍。

新大陆的狂风吹过大西洋搅动了庞贝遗址引起的复古潮，把它变成了 1789 年的暴风雨。启蒙派的教条+美国人的成功使法国人认为摧毁君主政体的时机已到，1789 年 8 月 11 日制宪会议发布法令宣布「国民议会彻底废除封建制度」马克·布洛赫（1886-1944 法国历史学家）指出这个法令在说法上直接继承了孟德斯鸠。

从这一天开始革命向整个旧制度宣战，当然也包括向旧制度的象征——中世纪宣战，从此直到 1875 年宪法使自由主义和君主制度的斗争变成过去为止，全欧洲的左派和右派都要在君主制度和共和国制度之间选择。要么是公民要么是臣民，要么是共和国要么是君主国，要么是古典世界要么是中世纪，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选择或左或右。

19 世纪

民族国家兴起

当革命和拿破仑帝国使日尔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民族矛盾又从幕后回到前台，这原本就是中世纪问题的主题之一，只是 18 世纪是理性的时代，是世界公民的时代，直到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们拿整个老欧洲做试验为止，这个世界公民的理想都畅行无阻。

但是基于世界大同和普世理想的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反过来刺激了欧洲尤其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原因其实也不难想见，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知识分子利希滕贝格在他的格言录里挖苦法国人说「法国人说他们爱全世界的兄弟姐妹，结果他们来了之后，顶多爱爱姐妹，不爱兄弟」。

1806 年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前，很多德国人真诚的相信他们是罗马人的正统继承者，帝国法院使用罗马法，想要获得官吏资格的德意志大学生都必须学习罗马法，并在帝国法院实习。

但是 1806 年他们惊奇的发现帝国没有了，不但帝国没有了，现在连法国人都开始穿罗马人的袍子，用罗马式的家具，甚至有了一个法国人的皇帝了。时隔一千七八百年敌人，德意志再次受到一伙罗马人气派的人从莱茵河西边的侵略。

于是为了团结起来反抗法国人，德意志人有了新的自我定位，他们不是罗马人了，而是当年曾经应用抵抗罗马人的日耳曼人！

这种民族主义热潮在 1813 年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中点燃了整个德意志，冯·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可算是德意志人这种自我认同感转变的一个文学上的纪念碑。

这股热潮并没有随着拿破仑的战败和复辟的到来而消退，相反在复辟时期严厉的出版审查当中，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的理想，转向了受限制最少的学术领域。其中体现在历史学上的一面——就是对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热情。

中世纪在德意志意味着国家统一、强大、欧洲强权，民间传说和大森林里的浪漫幻想。这种德意志的浪漫主义在复辟时期随着出版进一步传播，甚至连格林童话都是这种浪漫主义中世纪观的产物。

于是一种新的精神：反理性的，标榜民族性反对世界公民的，支持世袭的君主制度反对共和制的，赞美中世纪而反古典传统的新精神正式确立，这就是作为复辟王朝御用思想的浪漫主义。

于是到 1815 年十九世纪关于中世纪的评价问题的一系列斗争的三大主题全部就位：

法国人开始以高卢-罗马文明的继承者自居，而德意志人开始以日耳曼人自居。他们之间的矛盾接替了过去的意大利（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矛盾；共和派标榜的古典共和理想和复辟王朝的君主政体的矛盾；共和派主张的无神论和复辟王朝捍卫的教会的教权间的矛盾——把文艺复兴以来的三个主题用更响亮更激烈的方式再现了出来。并和十九世纪的政治现实，德意志的统一和法德矛盾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十九世纪版本并成为左右派论战、法德两国学者论战的基础。

不过 1815 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使法国同样兴起了浪漫主义运动，于是重视中世纪史的历史学者开始登上舞台。法国历史超越了启蒙派简陋方法，而逐渐向到严谨的科学的方向进步。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 年－1874 年，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47 年－1848 年间任法国首相，是法国第二十二位的首相）和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 年－1877 年，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路易·菲利普时期的首相，在第二帝国灭亡后，再度掌权，因镇压巴黎公社而知名。1871 年至 1873 年间，他首先担任国家首脑，然后担任临时总统）开始教导法国国民重视自己国家的中世纪史，这种倾向在 1848 年基佐垮台以后也依然如故。

尽管革命和第二帝国以及新的革命再次把法国舆论拉回到罗马人的传统上来，法国人开始高唱高卢雄鸡，拿破仑三世皇帝带头写《恺撒传》，但是法国历史学家也抛弃了那种启蒙主义的一边倒的贬低中世纪的态度。

而与此同时 1871 年颁布《皇帝宣言》而建立的德意志国家，并没有如民族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德意志王国」，相反俾斯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选择日耳曼民族主义道路以后几十年，「帝国」在德意志重现了。

这牵扯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新国家的国体之争。这种争论其实也谈不上是国体，相反它是围绕着新国家的元首的称号进行的。

1871 年制定德意志国家宪法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把既存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与普鲁士王国和南德意志四大邦的条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这个国家的元首的头衔依然悬而未决。于是出现了以俾斯麦为首的「皇帝派」和以腓特烈·威廉王太子为首的「国王派」。

俾斯麦认为神圣罗马帝国是德意志历史的一笔遗产，而腓特烈·威廉王太子则认为「帝国」是罗马的不符合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定位，如果建立帝国无疑将再次承认德意志历史当中的罗马因素。

结果俾斯麦使出了杀手锏，他问王太子，如果建立德意志王国，则现存的萨克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国王该怎么办？王太子回答他们无疑应该放弃王位作为公爵加入作为民族国家的德意志王国。然后俾斯麦问不动用刺刀你能让他们放弃王位么？动用刺刀之后你能避免这些国家的人民和君主的仇恨么？

这个理由一举推翻了一切的民族主义理想，帝国复活了。于是 1871 年的德国人也无法采取一边倒的反对罗马，推崇中世纪的态度了。

进入 1870 年代，法德两国的仇恨依然存在，但是历史领域里围绕中世纪问题的论战主题却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很肤浅的中世纪好不好，变成了承认中世纪是近代文明的摇篮和基础这个前提的基础上，大家争论到底是法国人的罗马—高卢因素发挥的作用大呢？还是德国人的日耳曼习惯法发挥的影响大？

急于赋予新生的帝国以历史和民族的认同感的德国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坚定的认为日耳曼传统是中世纪文明的基础，同时贬低罗马—高卢传统，这里除了有法德仇恨的原因之外还牵扯到信仰斗争：

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在欧洲地理大变动，意大利和德意志这两个民族国家横空出世的时代里召开，教皇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摆出了一副正面对抗的架势，公会议重申了教皇永无谬误论，这一下就激起了新教国家的愤怒，尤其是刚刚诞生不久的德意志帝国。

俾斯麦立刻掀起了信仰斗争，而正在为这个新国家塑造认同感的历史学家，在这个斗争中又燃起了 1848 年以前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反教权热情，虽然这一次是为帝国服务。于是积极的投身于这场斗争。

而法国学者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先天不足，他们原本应该积极的站出来捍卫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影响，因为基督教是罗马-高卢传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国教会和 1875 年以来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矛盾，让法国政府虽然仇恨德国，但也跟教皇水火不容，所以共和国也投身于信仰斗争。在这个前提下法国知识分子如果捍卫教会就是跟体制为敌。所以法国并没有做出太响亮的反击。

20 世纪

近代

法德论战到 1900 年前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而对欧洲学者的这种论战感到一脸懵逼的美国历史学家，则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欧洲同行到底在干什么。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反而比较不偏不倚。

美国学者对中世纪的文明的看法可以用汤普逊的观点作为代表，那就是中世纪文明的三大要素，罗马人的国家观念和法律、基督教信仰，再加上日耳曼人的个人自由。这三个要素一起组成了中世纪的文明并孕育了近代的文明。在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终结法德仇恨以后，这种比较客观公允的观点，基本上成为了现代中世纪评价的基础。

综合所有这些事实，则我们可以看出对中世纪的态度，实际上是不同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甚至连中世纪这个提法本身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简单的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罗马没你们想的那么好，中世纪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文艺复兴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惊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