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汉人排满情绪下降。为有效提高朝廷的运作效率和拉拢汉人，康熙逐渐重视文化功能。为增强汉人参政辅政的意愿，在科举上不提倡蒙、满参考，历科鼎甲人物几乎全为汉人。自湖广分设贡院后，湖南科甲出身者不断增多。“学而优则仕”的教导下，清廷中的湖湘实力逐渐崛起。随着嘉庆、道光年间陶澍、贺长龄、曾国藩等人高中进士，官至督抚、侍郎的高位，湖湘政治实力群体日益成型。

历代以来靠着荫勋、贵戚、军功、捐纳得高官者不在少数，但以文治国的国策下，进士出身代表着学术文化极具才华，学问与名爵齐备使得高官颇以进士出身为傲。清代满汉之分严重的情况下，汉人更看重进士出身这一文化上的骄傲感。孙中山曾说：“官吏非由此（科举）出身，不能称为正途”。而湖南与湖北分闱考试以后，湖南文运大昌。

其一，湖广分闱前后两个时期，湖南进士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分闱前的78年，清一共开科30次，共录取7298名进士，湖南进士只有68人。分闱后到科举废除的182年间，一共开科82次，共录取进士19016人，湖南进士667人。这说明了湖广分闱对于湖南科举进步的重大影响。

其二，长沙府在分闱后进士人数大增，402名进士不仅遥遥领先全省其他各府级单位，就全国而言也不落下风。曾国藩曾在道光二十五年科考成绩公布后，写下了“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的对联，描绘了长沙府科举盛况。

其三，就鼎甲人物而言，湖南全部13名一甲进士都出现在分闱之后，其中状元有衡州府的彭浚和长沙府的萧锦忠。长沙府9名鼎甲人物虽在全国而言尚称少数，但也反映了长沙府优秀人才的崛起。以湖广分闱为界限，全省的科举优势完全集中到了长沙府，并且长沙府为全国贡献为数颇多的进士。

胡达源 [清] (1777～1841)

湖南拥有很多世出人才的文化世家，在《湖南历代文化世家》系列书中，辑录了湖南40余家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世家。在这些文化世家中，大多都频出进士，甚至父子同为进士，如长沙府益阳县的胡达源为嘉庆二十四年探花，其子胡林翼为道光十六年进士。长沙府从科举和学术厚度而言，都称得上是文化重镇。

湖南进士除了家学渊源外，他们或他们父辈之间大多数有师出岳麓、城南两书院的同门之谊，在科举时代师出同门，接受相似的为人处世之道，使得在朝局中他们互相帮助。船山之学也使湖南进士较之其他地区有浓厚的事功心理，兴国人陈秋门曾评论说：“南士（湖南）游京师者，类能任事务实行，以文章气节相高，人心习尚如此，欲无兴得乎？”这些使得湖湘进士不仅希冀于自己能官至高品，也及其乐意提拔后起之秀。湖南积攒了百余年的人才基础最终在道光朝时蜕变成为群体力量，嘉庆七年的长沙府安化进士陶澍至道光朝时长期坐镇两江，嘉庆十三年的长沙府善化进士贺长龄道光时也官至云贵总督。他们十分注意提拔湖南的人才。屡试不中的左宗棠被陶澍赏识与陶澍结为亲家；年少时玩世不恭的胡林翼被陶澍看重并成为其女婿；魏源也曾就任陶澍幕僚、并帮贺长龄编修《皇朝经世文编》。

钱基博曾说：“清治至道光而极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雍乾嘉时期承平已久的朝局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开始变得越来越动荡。陶澍、贺长龄故去后，道光十八年的长沙府湘乡进士曾国藩又成为了湖湘新的核心，十年升十级的他在道光二十七年时已经是礼部侍郎，他也注意与湖湘优秀人才结好关系。与胡林翼、郭嵩焘、刘蓉、江忠源、左宗棠等均结为好友，并注意提拔他们，咸丰元年下诏求贤时，曾国藩便举荐了与其同师于欧阳厚均的江忠源。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湖湘文化群体正式施展他们经世致用的抱负。杨毓麟在其所编写的《新湖南》一书中所说“咸同以前，载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一不几知存所谓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天下之责任者，自洪杨始。”此语虽有失偏颇，咸同以前，清廷权力核心在满蒙贵族手中，地方督抚少见汉人。再加上国家承平，湖南人有责任意识也无发挥空间。但此语反映出来咸同之后，湖南开始在全国地位变得重要。“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语反映出湖南人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作用，实际上什九湖湘再细分又有什九为长沙府人。湘军主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长沙府人，重要将领罗泽南、曾国荃、杨载福等都是长沙府人。曾国藩、左宗棠更是位极人臣，封侯拜相。此后长沙府还出现了善化翟鸿机这种可以与袁世凯一争高下的名臣；善化黄兴也是与孙中山齐名的革命领袖；湘潭的毛泽东最终结束乱世，创建新中国。长沙府在近代以来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重的地方，涌现了众多的政治家，政治重镇的位置也伴随着这些人物的活动而确立。

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形象的反映出，晚清时期湖南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若不是科举缔造的人才优势，湖南也许在晚清时期依旧是“荆蛮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