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于1897年，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是该行的创办人与大股东。通商银行名为商办，实系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其实，大权均由盛宣怀一人独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

至此，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并且，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重要者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 ...

可以说，中国通商银行建立前后的十五年是中国于近代产生激烈“变革”的时期，东西方文明的相互碰撞，最终，导致这个国家的新旧派系在政治，外交，经济和立法等领域产生激烈冲突。1895年的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失败刺激了国民的神经，愤怒的学生为了寻求改革而进行抗议，朝堂上也出现了要求变革的声音。

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鼓励和帮助下，进行了“百日维新”，这一变革使朝野内外感到震惊。最重要的一番改革发生在1901年至1911年，在这十年里清王朝迫于当前形势，开始实行一系列新政策：废除科举考试，兴办新式学校，保护民众权益，推动立法进程，引进西方制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虽然，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暴力冲突，但是，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国民生活在这次变革中得到了缓步改善。并且，这三次改革将中国从旧时代的昏睡中拍醒，让这个国家开始学会适应新时期的局势。最终，这个国家在经过西方势力近半世纪的冲击后，终于开始了与西方文明交融的进程。

其实，在这段变革时期发生了一件趣事，故事的主角是李鸿章，当时，年近70的他仍身居要职。1896年，他受朝廷安排出访欧洲各个国家，之后，这位晚清大臣在无意间开启了一段迟来的海外游学旅程。

期间，他带着自己的棺材，历时190天，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8个国家，横跨三大洋，行程9万多里。当时，李鸿章受邀来到西方金融系课堂的经历是特别有意思的，关于这段故事，中国的报道并不像西方报道的那样生动，但是，也留下了一些描写中堂大人这段逸闻的佳作。

与清廷的其他重臣相比，李鸿章在财务和金融方面的知识一直很差。1875年发生“塞防”、“海防”之辩，左宗棠立即跑到汇丰银行借用钱款，最终，这笔投资使得驻扎新疆的楚军防御力量大大增强，而李鸿章是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才想起来求助外国人。

其实，他所推行的洋务运动以及借款投资等活动都是他的下属以他的名义去操办的，李鸿章除了依赖朝廷拨发钱款以及利用地方税收以外，在金融方面没有任何的个人主张。可以说，这位中堂大人在经济方面的能力远远不如他的军事能力。

1895年，由于作为中方代表签署了“马关条约”，李鸿章被普通民众认定为国家的叛徒，他默默的承担下这一骂名。原本以为政治生涯就此走到尽头的李鸿章，却又一次被朝廷安排出访西方诸国。这位老人在日本所受枪伤还未愈合，就又踏上了出访英法德俄美五国的旅程。

外国新闻报道中曾提到：“李鸿章屈尊访问西方，受到各个国家最高级别的迎接，这次访问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反响。”但是，只有李鸿章自己明白，他的真正使命是恳求各国在财政和金融方面给予优惠，以使战争失败后的清廷能够支付战争赔款。

李鸿章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与各国进行的谈判中提高中国关税。当时，大清的关税收入每年近3000万元，但是，为了偿付战争赔款，未来20年的海关收入都被作为担保之用了。中国海关税收本来应该是清朝的内政，但是，清政府没有权利自行决定。

其实，早在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中就规定中国的关税为5％，清朝早已失去自主权。这个税率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而且，这一状况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改变。现在，要提高这个税率，还必须征得缔约国的同意。

当时的英国首相听取了李鸿章的言论，回答道：“你想增加税收可以，但是，清朝必须承诺开放内地市场，允许我们通商，并且，要保证身处中国英国人的权益。”李鸿章清楚，他无权决定是否开放内陆市场，所以，这一提议很难被落实。

阅读当年的外国报告可以发现，这场谈判就像是一场论文答辩，李中堂作为学生理屈词穷，而外国人作为老师教训连篇。就在李鸿章在英国的谈判陷入窘境的时候，他让梁启超将他的《变法通议》发表在上海的时务报上，就提高关税一事向国人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后，梁启超怒而高呼：

“日本这样一个小国仍然可以做到自力更生，清朝的一个重臣却不敢在外国人面前提起修改条约的事宜。西方国家将我国私有权益变成公共事务，他们如此傲慢的行为令人愤怒。中国如果不能做到自立，一味的妄图依赖他人，只能作为弱者一直遭受侮辱。”

其实，李鸿章不仅恳求提高关税，而且，还抱着更大的希望，他想利用英国的力量来解决“镑亏”问题，这是他肩负的另一大负担。

自1870年欧美国家转向金本位以来，大清一直受到白银价格下跌的影响。李鸿章认为，黄金的价格一直在上涨，清朝最大的债主是英国人，虽然，俄国和法国在赔款的金银比价上说的比较好听，但是，只是空口无凭，镑亏的根源来自于英国。

在甲午战争后，大清对日本的赔偿金为2.3亿。日本人坚持使用黄金来计算价格，如果，算上未来白银对黄金的贬值，那么，五年的赔偿金额将会翻一倍。李中堂很无奈，他曾希望中国与日本共同议定白银与黄金的兑换价格，并且，能够在几年间使中国的补偿金额相对稳定。

但是，李鸿章认识到日本人不会对清朝仁慈，于是，他便寄希望于英国，希望中英贸易以固定汇率方式进行。但是，英国人回应他：“首相和银行都不能决定汇率水平，固定汇率得交由上议院进行讨论，而众多的议员们都是听命于企业家的，固定汇率将损害英国企业家的利益，所以，肯定是不会被上议院通过的。”

还有使中堂大人忧心的另一个负担是外债成本，如果外债税率可以降低1％，对大清那都是有着莫大的好处。在伦敦时，两家大型商业银行宴请这位大清重臣，汇丰银行董事长在海德公园水晶宫为其举行宴会，声势浩大，热闹非凡。

李鸿章见到如此铺张的宴会，向汇丰银行董事长恭维道：“你们在中国的战争期间赚了很多钱，借钱给大清实在是有眼光，经理气度不凡，你们这个银行定会越办越好。”但是，汇丰银行不会因为一句恭维就对大清有所关照，它借给英国政府债券的利息只有2.5％，是清政府需要支付利息的一半以下。李鸿章在宴会上被经理告知这个数据，内心真是五味杂陈。

李鸿章在法国时，曾和巴黎大银行行长进行了一次令人窝火的谈话。在宏伟的会客厅里，李鸿章就像一个小商人，他低声询问行长：“大清想跟你们银行贷款，这笔交易能不能不经过政府。”行长说：“好哇，我们也想这样做，我们银行可以给你们一笔利息很低的贷款。”

当李鸿章听到这样的话，急切的说：“那我们今天就贷款。”行长却慢悠悠的说：“短时间内办不成啊，我们这里要按程序办事，而且，还需要得到很多的批准。”此时，李鸿章觉得自己被耍了，他生气地说：“如果我们不还钱给你们银行，你们国家难道会派出军队去讨债吗？”行长一脸无辜的回答说：“在正常贸易中，怎么能要求国家军队收债呢？”

此时，李鸿章的怒火尚未消退，他又提到：“为什么你们银行借钱给俄国不需要担保，但是，却要扣除我们的关税作为抵押呢？”行长狡猾地回答：“俄国名声很好，值得我们信任，但是大，清的信用度很低，如果，没有抵押，我们是不敢给你们贷款的。”李鸿章这才突然意识到，西方国家不仅依赖枪支火炮，就连西方银行凭借一支笔就都能要挟大清。

在这个普通的会客厅里，李中堂原以为他只要与行长悄悄谋划一番便能顺利借到钱款，事实上，站在行长背后的是政府的要员和军事大臣。回想起在推行洋务的20多年里，从未正视过西方银行家，此时的中堂大人一定非常懊悔。

之后，李鸿章终于意识到大清必须有自己的银行了，他不相信中国的财力无法与西方竞争。1896年底李鸿章从英国归来，正逢盛宣怀向朝廷建议设立中国通商银行，于是，李鸿章与革新派王文韶一起强势支持盛宣怀。中国通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时，中堂大人的儿子李经迈还入股两万两，以表达他对父亲事业的支持。

李鸿章在访问过程中受了刺激，但是，他所主张的政府银行却没有能够得到落实。虽然，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但是，如何向清朝提供贷款？如何为政府提供资金？如何建立信誉良好的货币体系？李鸿章凭借着在游学过程中学到的浅薄金融知识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创始人盛宣怀眼里只有股东、个人和附属公司的利益。

尽管，李鸿章有着满腔报国的热情，但是，他不可能将一个商业银行拉到政府银行和发行银行的轨道上。

参考资料：

『《中国通商银行的发展》、《李鸿章出使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