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在曾国藩头上的“达摩之剑”(上)

曾国藩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功业显赫,同时又最具争议的一位著名人物。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剿灭太平天国与兴办新式企业、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洋科学技术。后者,被褒为“开风气之先”。

对其收复南京、攻灭太平军,争议最大,判若水火。赞誉者把他比作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认为他勘乱兴邦,居功至伟,堪称“中兴第一名臣”;贬损者却骂他委质清廷,为虎作伥,血洗南京,是“汉奸”、“屠户”。故章太炎在《检论》中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就连家人在他死后三十年,也毫不隐讳,直言其恶:“吾祖民贼”。

古希腊有个名叫达摩克利斯的人,是国王的近臣,他常说国王优哉游哉,洪福齐天。于是,国王让他坐在宝座上,却在他头上悬了一把用马尾系着的宝剑。他这才知道国王并非高枕无忧,而是时常处在危险之中。

曾国藩功名成就,位列三公,独享汉臣第一的尊荣,但他也深知功高震主,民怨甚深 ,自己头上总悬着一把“达摩之剑”。

“内圣外王”是曾国藩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他原名子城,字伯涵,入湘乡书院后,改号涤生,又六年进士及第,更名国藩。涤生者,洗涤旧污,修身齐家之意;国藩者,为国屏藩,治国安邦平天下之谓。可见他早有精忠报国的期许。

考中进士,跻身翰林后,他为母守丧回乡。时逢太平军挺进湖南,朝廷命他招募乡勇,组建团练,以撄其锋。

曾国藩不负朝廷厚望,很快建起湘军,与太平军对峙。不料连战失利,湘军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羞愧忧愤交加,前后两次投水自溺,幸被部下救起。

痛定思痛,曾国藩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一举占领岳州,攻克武昌。因功擢为湖北巡抚,不久又晋升兵部尚书,兼任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总理江南军务。

1864年,在李鸿章淮军的配合作战下,湘军终于攻破天京(南京),彻底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

自古两军交战,杀降不祥。可曾国藩却不管不顾,不仅杀降,更纵容军士烧杀抢掠,形同屠城。曾氏幕僚赵烈文,记下了在南京亲眼所见的血腥一幕:“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大局”;“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尸骸塞路,臭不可闻”。

湘军将领彭玉麟则以诗铭状,写下了《七律·攻克九江屠城》,后阕为:“九派涛江翻战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

其实,湘军在攻克江南多个重镇后,无不进行抢掠屠城,只是程度不同而异。这些骇人听闻的兽行之所以发生,并非个别的“乱兵现象”,而是湘军在多次遭到太平军重创之后,一种嗜血复 仇情绪的大爆发。

火山喷发是地下岩浆运动的结果;湘军的兽行,在一定程度上是曾国藩纵容、调教养成的。早在办团练时,他就提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当团绅捉来“人犯”,总是不问情由,就地处死。一次,曾国藩路遇一卖桃人与买者争吵,只为付没付桃钱。经拘讯,证明是卖桃者说谎讹人,他一怒之下,令仆役将其斩杀。一时民众大哗,纷纷惊呼:“钦差杀人了!”(事见《梵天庐丛录》)

不过,曾国藩毕竟是进士出身的读书人,为了显示自己的“爱民”情怀,他曾写了一首《爱民歌》,让湘军传唱。歌词通俗易懂,很感人:“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然而事实却证明,湘军并不比“贼匪”好多少!曾国藩的口是心非,言行相悖,由此可见一斑。 (赵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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