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苏联何以会做出这种目瞪口呆的反应呢？

边界冲突不断升级

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一是不断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

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中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抗争到底。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

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革”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

苏联的挑衅蓄谋已久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是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的。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

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事件发生后，苏方对中国军事行动的通报中，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

中苏交战给美国出题目

珍宝岛事件直接促成了70年代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后果，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

第一，在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

第三，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与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九大”以后，毛泽东交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

第四，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作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

掌握国际战略格局主动权

珍宝岛冲突硝烟初散后，苏联认为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故此，苏联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积极谋求缓和双方关系。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柯西金同时还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但是在9月11日晚7时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次日将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作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对于柯西金提出的诸项建议，中国方面也基本没有响应。全国对苏备战的紧张气氛依旧持续升温。10月中旬，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

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方拒绝讨论“机场会谈”达成的协议草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甚至否认双方所达成的谅解，中国认为苏方态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立场上的分歧，谈判虽然持续未断，但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但是，毛泽东已经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

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长期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

在中美联合抗衡苏联威胁的态势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所有的国家），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明确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策略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