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印证了文献中关于紫砂壶的记载，一九七六年宜兴鼎蜀镇羊角山出土的紫砂陶残器，器形以壶为主，年代可以上溯至北宋中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紫砂壶实物。据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记载，最早做紫砂壶的是宜兴金沙寺僧人。“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阳羡茗壶系》随后又载，儒士吴颐山读书于寺庙中，侍童供春习得僧人制陶法，并开始在壶上署名。紫砂工艺的兴起与发展与七千三百年宜兴制陶历史有很大关联，也得益于宜兴得天独厚的地理土壤条件，也与社会饮茶风气变化、宜兴盛产茶叶息息相关，更与文人参与紫砂工艺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陶瓷发展的历程中，文人士大夫参与设计和制作，使产品融注了古代精英阶层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逐渐向精致和高雅的方向发展，审美价值得到质的提升。另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文人士大夫作为 工艺美术的消费主体，影响其制造和生产。在宜兴紫砂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经过历代艺人的努力，发展了非凡的工艺技术，但历代文人的参与起了关键作用，将紫砂从注重实用性发展至实用基础上的艺术创作，为紫砂工艺开拓了文化发展方向。

紫砂陶的美学价值在于从功能、技术、艺术等方面充分展示其陶土的特质。紫砂壶从注重实用功能开端，在与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遇合后，逐渐注重造型样式的创作，注重文人寄情寓意的精神追求，反映出特定的时代审美趣味和文化风尚。而当代紫砂在多元艺术思潮的影响下，呈现出不满足于实用器的复制，强化了审美功能与作者精神释放的表达，创作出一批个性鲜明的紫砂作品，回归并提升了紫砂艺术的文化内涵。这类作品不拘泥于传统的素器、花器、筋纹器三大分类，或以“新形器”命名。新形器突破传统的紫砂造型定式，表现出创作者对未来紫砂发展方向的探索。新形器是传统紫砂壶艺与当代艺术理念碰撞的结果，丰富了紫砂的文化内涵，表达了当代人的生活与情感体验。

宜兴具有悠久的制陶历史。被中国社科院评为二〇〇二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宜兴骆驼墩文化遗址表明，早在七千三百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宜兴就有先民烧制陶器。至春秋战国时期，宜兴陶瓷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已生产出精美的印文硬陶和原始青瓷;至秦汉，釉陶普遍烧制，规模较大;两晋至五代是宜兴青瓷发 展的鼎盛时期;丁蜀镇西发现的“六朝南山青瓷 古窑址”的青瓷残片，说明当时宜兴青瓷已具有相当的工艺水平。一九七六年，南京博物院在宜兴涧中发掘的唐中晚期古龙窑，是当时发掘考 证最早的古龙窑;至宋代，宜兴窑分布广泛，既有以丁蜀地区生产的日用陶，还有宜兴西部山区大量生产的军用盛水器“韩瓶”，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发掘的丁蜀羊角山北宋紫砂古窑址表明，早期紫砂是单独烧造的，其壶、罐的泥板成型方法在当时轮制发达的陶瓷生产中脱颖而出;进入明清时期，宜兴陶业空前繁荣，以“蜀山窑”、“欧窑”和“宜兴窑”驰名于世，特别是以茶壶作为主体的紫砂发展兴旺。

明代中后期是宜兴紫砂的发展期与成熟期。成型以泥片镶接、拍打为主，工艺日趋成熟。烧成也摒弃 “裸胎露烧法”，采用匣钵、套装坯件入窑避免粘釉或火疵，使壶器光润精致。特别是明末名手时大彬东游，在陈继儒等文人倡导浅尝低斟的茶风影响下，改壶以小为贵，开始文人引导壶风先河。更经清代陈鸿寿(曼生)、吴大 澂、瞿应绍(子冶)、梅调鼎等大量文人的不断参与，文人把控着由艺人掌握非凡技艺的紫砂的精神命脉和文化方向，使得紫砂器具有质朴、内 敛、含蓄的精神气质，使紫砂器成为工艺精湛、实用兼具的艺术珍品。

宜兴古称阳羡，其西部、南部为丘陵山区，风景迷人，气候适宜，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茶区。早在西汉时期，杨雄的《方言》中就记载，当时有人专门到阳羡买茶，东汉时汉王曾到宜兴“课童艺茶”。《桐君录》记载:“西阳、武昌、晋陵 皆出好茗。”晋陵是常州故名，其茶出宜兴，表明在东晋和南朝，宜兴茶已成名茶。至唐时，阳羡茶更成为贡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武德三年(六二〇)，宜兴的紫笋茶已作为民贡而进献朝廷。明代周高起《洞山岕茶系》记载:“唐李栖筠守常州日，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芬芳冠世。产可供上方。遂置茶舍于罨画溪，去湖泭一里，所供岁万两。”阳羡茶成为唐代第一贡茶，并且在宜兴设立最早的贡焙(现今宜兴还有据 此为地名的“茶局巷”)。卢仝在他的《走笔谢孟 谏议寄新茶》(即俗称“七碗茶”诗)中，以“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盛赞阳羡茶。阳羡及周边地区成为唐代最重要的茶区。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但宋代由于气候较冷的原因，阳羡茶发芽推迟，茶业重心南移，“罢贡阳羡茶改建茶为贡”，或许“罢贡”才使得阳羡 茶艺在“诗客”、“僧家”的赞颂与倡导中发扬盛行起来。至明初朱元璋废团茶而叶茶上供，茗饮方式便演变为直接冲泡的瀹饮法，主张施茶亲为，去他果，品真味，予品茗以修身求真，逆境守节的思想内涵，将茶视为修身养性的一门功课，茶具自然应运而生了。李渔曰:“茶壶以砂者为 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故用以泡茶不失原味，色、香、味皆蕴。”紫砂独特的适茶性成为文人茗饮之首选茶具，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春秋至秦汉，是中国哲学勃兴之时。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的学术、思想便以儒、佛、道为主流，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两汉以来门第风气兴盛，许多真才实学之士，进身无门，便退而隐遁。自中原战乱迭起，这些隐士大量南下避战，文化南移势成必然。隋朝大运河的开凿，东南部经济得到开发，江南的富庶逐步显现。自宋统一全国，江南人文荟萃的气象，已成蔚然。一一二九年，宋高宗败退江南，定都杭州，江南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南宋定都杭州，北方大量百姓士子纷纷南迁。一时间学者文人云集，各阶层人士大量增加，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在南宋一百五十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中，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宋朝开国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十国的军阀割据，确定了一个重大的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建立。这使得大量文人得以掌控朝政，其中不乏登上文化巅峰的人物，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而文人政治一旦确立，其结果必然是野蛮的摒弃，文化的繁荣。而品茗茶事，被注入更丰富的思想内涵，这就为颇具文人气质的紫砂茶具产生、发展，打下了扎 实的人文基础。

文：九香紫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