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烟具有敛肺、止咳、涩肠、止痛、催眠等功能，严复常服用含鸦片类烟、膏、丸治病，因此有烟瘾问题。

1890年，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期间吃鸦片被李鸿章发现。李中堂对他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同年家书载：“接元堂药饼甚有效验。兄尚未革烟，何时革，亦易事，不烦远挂。”

由此可见严复尚未决定革烟。关于严复吸食鸦片的原因、严复最终是否戒掉鸦片等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兹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梳理。

在严复吸食鸦片的原因方面，黄克武认为，在北洋水师不得李鸿章重用和四度乡试失败或许是严复自1880年代开始吸食鸦片的原因，“当然严复吸食鸦片或许也是因为希望借此纤解在事业与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痛苦。”而“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痛苦”大概指的是元配过世、纳妾江莺娘、二子瑜夭折，特别是与江莺娘颇不融洽的关系。

而黄令坦则根据严复日记中注射各类药物同时服用药膏的时间，认为“晚上服用掺大烟灰的药膏，没有打吗啡针，主要是因为方便易行。”“吗啡和鸦片的功效是一样的，那就是止痛。”

在严复去世前是否成功戒烟问题上，黄克武认为严复于1920年在医师的帮助下戒掉了鸦片。但黄令坦据严复日记指出严复在1920年尚抽大烟，认为严复由于注射吗啡减少了吸烟的次数。

同时对于严复吸鸦片的花费，黄克武认为购买鸦片开销不小，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出项目。黄令坦认为：“严复购买鸦片的钱仅仅占他家庭支出的很小部分，基本上构不成经济负担。”

但黄令坦的部分推断有不合理的地方。黄令坦根据严复的用药记录，认为严复在打吗啡针和服用药膏有时间分布上的规律，“白天主要是打吗啡针，基本上没有服用过药膏”，1917年日记中严复抽大烟和注射吗啡的时间段巧合错开，从而认为鸦片的功效是止痛。

这一论断明显和严复日记记载不符。1916年1月9日凌晨四点，严复“由于咳嗽，服用药膏一匙”。不仅在含有鸦片成分的药膏作用上推断错误，其所说的白天打吗啡针、晚上服药膏是因为如此行事方便也是不合理的。

在1916年1月份的日记中，每晚皆有注射硫酸吗啡，1月11日至1月31日，有11次是午夜之后注射，最晚是凌晨三点半。

烟瘾令严复痛苦不堪，黄克武认为这促使严复宣扬鸦片对民众的毒害。此外还需要补充的是，严复吸食鸦片形成的烟瘾影响了严复的医疗生活。

1909年严复大病后戒烟以期身体强壮，西医柯医生与同乡医生许世方(钟岳)先后为其开药。戒烟初期，”精神食量亦较前稍佳，据言旬月之后，必然大好。刻虽晨起尚患咳喘，并须通大便三四遍，彼亦云无碍，后即渐好。但目前人甚倦乏，奈何!”

鸦片瘾使得严复对柯医的疗法很快丧失信心，很快转向“于戒烟有专门之学，曾在天津、德州等处，代人戒过百余，毫无流弊”的许世方。戒烟一周左右，“体力反觉不支，大抵不外泄泻、咳嗽及筋跳三件，昨前两宵作扰尤甚，饭后九、十点即非常困倦欲睡，睡又筋跳两三点钟，勤捶不差，服睡药亦无效，不得己乃取家制药膏半茶匙，服下乃得安静。但所睡时刻近益短少，不过三四点，往往半夜咳醒，坐待天明。”

戒烟后烟瘾之苦（“倦乏”、“体力不支”）和诸证不得纤解使得严复在筋跳不止时复吸鸦片。此时距服药戒烟尚不满旬月。此番戒烟使得严复对自己的肺疾产生了悲观情绪，“吾思这咳喘诸病，恐成送老之物，但若长此不痉，北方殆难久住，因此一切进取之意都灰懒了。”

恢复吸食鸦片后，咳喘诸病大都比之前好些，心情渝院，11月、12月的家书中频繁现“差多”、“见差”、“自当渐愈”、“不碍事”等语。但也觉得此病估计很难立即转好，服鸦片时也变得谨慎起来。11月，“刻诸恙均见差减，咳嗽比从前差多，筋跳亦差，惟早起大便尚须两三回，想自当渐愈，毋庸挂怀……药膏刻一天只服半茶匙，怪得这么灵，吾知烟灰加重。以后当更少服，药丸中有他药，据老许云不宜常服也。”2月，“我咳嗽近己见差……老年人想难即好，只得挨将下去。”

1920年，严复再一次大病，“复回京后，于新历十二月初旬，又一病几殆，浑身肌肉都尽，以为必死矣，嗣送入协和医院，经廿二日而出，非日愈也，特勉强可支撑耳。”

经医生诊治，严复被迫戒除鸦片。“复近所以与雅片脱离者，非临老忽欲为完人，缘非如此，则稠痰满肺右部，凝结不松，无从为治故耳。刻虽尚有不快，然叨庇稍差，侯百日以后，若尚如此，当行复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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