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明星走穴已经司空见惯，好像你不走穴，就跟你过气了一样。那么，“走穴”一说起于何时呢？

凡事皆有所祖，如建筑祖师爷是鲁班，酿酒老大是杜康，即或娼妓，亦有人称有祖师爷，为春秋政治家管仲也，然则，走穴之开山鼻祖是谁？清初李渔李笠翁也。

李渔文章了得，被人津津乐道，其一生著述，涉猎博广，质量均堪称上乘。李渔才华逼人，为文让人仰慕，为人却让人哂薄轻慢，同侪中有品质也不太高尚的袁于令，也敢于五十步笑百步，称李渔“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

李渔一不偷，二不抢，虽自称“登徒子”，爱点声色，但这点是够不上“秽行”的，此是文人之习气，士大夫均不免，何谈“秽行”？说李渔甚秽者，乃是其终日仰富贵人家鼻息，四方“托钵”，不讲文人气节也。

李渔才华高迈，足可以才谋财，但其谋财之道大异前贤，前贤大多以才致仕，以俸禄养生糊口，另加刊行文集求得“外快”。韩愈辟了一条润笔之道，为人谀墓以收取润格，为人诟病，但他并非全仰仗谀墓，故而骂者并不“狠骂”，而郑板桥则明码标价，售卖字画，非但未曾招讪，反而成为风流轶事。李渔却全然不同，虽曾走过文人老路，多次应举，然仕途蹭蹬之后，便灰了此心，专心属文编剧。

属文编剧本来也是自食其力之谋财正道，然而他不走此道，而是“托钵”于公卿贵胄，按当时所称，是谓“打秋风”，按现今说法，则是“走穴”。

李渔蓄购家妓，教习歌舞，组成家庭戏子科班，有时“客中买婢”，临时拉凑，组织“草台班子”，然后频频“走穴”，广泛联系“大户人家”，以声色娱悦商贾士大夫。当然，与如今穴头一样，第一桩大事是谈价钱，先是“经济搭台”，才能“文化唱戏”。

李渔谈价钱，毫不扭怩，“出场费”多寡，则看人下碟，对小地方小官僚，晓得榨不出多少油水，便唱“麻雀歌”：有米，谷也好；没有谷，糠也好。然而对大富豪大商贾大官僚，则不是几个小钱能打发的。

李渔深得市场经济之精髓，钱多者多索，钱少者少取，多也要少也要，不搞没有“劳动价值”的什么“义演”。后代之歌星，深得李渔之衣钵，到大城市或发达地区，没有十万百万的出场费，休想请得动；但缺钱花了，去小县城去“革命老区”，三五万也比较乐意去“送文化下乡”。

几十年间，李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游秦、游楚、游豫、游江之东西，西游西秦而抵绝塞，南游岭南而至天表”。自谓“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走穴”之广，无复加焉，而走穴之所得，也丰盛可观。他多处置购别墅，其所置的“伊山别业”，有燕又堂、宛转桥、宛在亭、打果轩，楼台舞榭皆备，还娶了几房姨太太，歌姬舞女，所养颇众。

但李渔一生都在哭穷，说自己“走穴”一生，“得金者颇少，得句者颇多”，似乎文化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其在《与龚芝麓大宗伯书》中说：“终年托钵，所遇皆穷，唯西秦一游差强人意，入闽次之，外此则往吸清风，归餐明月而已。”

说走穴喝的是“西北风”，其意于李渔而言，一是博人怜，越可怜越可得大施舍，二是削减被人诟病，一生“打秋风”，未得多少“秋风”，自然让人少骂其气节有亏。此中之意，异于当今走穴者，今之“走穴”者“少报收入”，既非惹人怜，亦非怕人骂，乃是“少报收入少交税”也。

有人说，李渔走穴，得益于当时之社会风尚，“有明中叶之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士大夫有钱需要借“重视文化”之名，作文者有才需要借士大夫以文养文，各有所好，各取所需，此是一方面。

另一重要因素呢？我们剥下士大夫之皮，发现其雅爱文化是虚，而要享受“文化娱悦”是实，李渔“走穴”，既当穴头，又当编剧，又当经纪人，酬金丰厚者，还自敷粉末，亲自演生旦净末丑。士大夫志趣低下，李渔便相迎合，且看李渔“走穴”之演出节目单：“李渔常挟山妓三四人，遇贵游弟子，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

当今草台班子，依承的便是李渔“隔帘度曲”，甚至“纵谈房中术”之表演，即使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的所谓文化之戏，也多有单衫短袂之“三点式”，搔首弄姿之“青春舞”，供人过干瘾之趣味，这，皆是宗法李渔之“声容部”也。

概言之，李渔走穴之要旨有四：一广一高一低一俗是也。广者，要到处走穴；高者，高声要价也；低者，低调言收入也；俗者，搞通俗文学也。李渔之要旨者四，几乎全部传承于当代，称李渔为走穴之鼻祖，或谓之不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