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司徒崔浩,仗着自己的才能、谋略被太武帝拓跋焘所宠信、重用,专擅朝政。太武帝甚至曾经下诏给尚书省,说:“凡军国大事,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当向崔浩请教,然后再付诸实施。”

后来,太武帝让崔浩负责秘书监的事务,派他和高允等人一起修撰国史,说:“务必如实记载。”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格乖巧、谄媚,受到崔浩的宠信,他们劝说崔浩把所著国史刻在石头上,以彰显自己秉笔直书。高允听说后,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搞的这一套,分寸要是把握不好,恐怕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祸患,而且我们也将受到牵连,难以幸免。”崔浩果然听信了闵湛、郗标的建议,把国史刻成石碑,树立在祭祀坛的东面,占地百步见方,动用劳力三百万。崔浩所记述的北魏早期历史,事情都很详实,陈列在交通要道上,来往之人看见的,全都议论其内容。鲜卑贵族们都很愤恨,一起在太武帝面前说崔浩的坏话,认为他是在张扬祖先的罪恶。太武帝大怒,就让相关部门审查崔浩和秘书郎吏们的罪过。

崔浩被逮捕以后,太子拓跋晃把高允召唤到东宫,留他住了一晚,第二天,和他一起入朝。走到宫门口的时候,拓跋晃对高允说:“咱们进去觐见皇帝,我来引导你该怎么做,要是皇帝问起话来,你按照我说的来回答。”高允问道:“是为了什么事?”拓跋晃说:“进去自然就知道了。”拓跋晃见到太武帝以后,说:“高允小心谨慎,做事周密,而且地位较低。事情都是崔浩做的,请您宽恕高允的罪过。”于是太武帝就召见高允,问他:“国史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北魏重臣崔浩像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和《今记》是臣和崔浩一起写的。然而崔浩所负责的事务很多,只是担任编撰总裁,至于实际撰写,臣出的力比崔浩大。”

太武帝大怒道:“高允的罪比崔浩还大,怎能赦免其死罪?”拓跋晃害怕地说:“您的天威太重,高允是小臣,一时害怕就胡言乱语了。臣问他的时候,他说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问高允:“确实如太子所言吗?”高允回答道:“臣的罪过理当全族诛灭,不敢撒谎。太子殿下因为臣很长一段时间做他的侍讲,怜悯臣,想要为臣求得生路而已。他从来没问过臣,臣也没有回答说全是崔浩干的,不敢胡言乱语。”太武帝转过头去对拓跋晃说:“真是正直啊,一般人是不敢说真话的,只有高允才敢说。死到临头,他也不更改自己说过的话,真是诚心啊,身为臣子不肯欺君,真是高洁啊。应该赦免他的罪过,表彰他这种行为。”于是宽恕了高允。

太武帝召见崔浩,亲自审问。崔浩惶恐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高允每件事情都述说得很清楚,非常有条理,于是太武帝就命令高允草拟诏书,要把崔浩和他的属官宗钦、段承根等人,乃至于奴仆、小吏,总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都诛灭五族。高允表示疑议,不肯草拟。太武帝多次派人去催促,高允就乞求再见皇帝一面,然后写诏。太武帝把高允叫上前来,高允说:“崔浩的罪过,要是还有别的条款,那就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要只是追究他冒犯了先祖,罪不至死。”太武帝大怒,命令武士逮捕高允。拓跋晃再次跪下为高允求情,太武帝的怒气才略有平息,说:“没有这个人,就会有数千人被处死。”

六月初十日,下诏将清河崔氏,只要和崔浩同族,不管亲疏远近,全部诛杀,和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全族诛灭,其他的光杀罪犯本身。宗钦临刑前慨叹道:“高允近乎于圣人啊!”杀掉崔浩后不久,太武帝也有些后悔了。赶上北部尚书李孝伯病重,有传闻说他已经去世了,太武帝就哀悼说:“李孝伯可惜啊。”可是随即又说:“朕说错了,应该是崔司徒可惜,李孝伯可哀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