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刘明昭。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刘伯承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刘伯承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兢兢业业，奋进不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将永远彪炳史册。

人们大多以为，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竟是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元帅。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冤更深的彭德怀元帅有很大关系。

被批教条主义

风暴冲击1951年，刘伯承元帅受命在南京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正当他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时，却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旋涡之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3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

当时，彭德怀元帅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而刘伯承元帅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一年后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被“撤职”后对反教条主义事件深刻反思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元帅挨整的肇始者刚肠嫉恶、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大将军。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此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当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刚好在北京开会,他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因此,学院借鉴苏联经验是多了些。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没有问题。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1958年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

抱病作检讨

毛泽东定调后,彭德怀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原来,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明敏捷,作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但最终他竟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校长何畏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余天云事后想不开,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事,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的。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受到冲击。

萧克遭到连续4个多月的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老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发言,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和帽徽,关押了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了方向。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到军委指示,拖着病体回到北京出席会议。在回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讨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央**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协和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代写,写100个字就行了。”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沉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因而,每当说到委屈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台下的人自然能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刘伯承检讨的本意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愈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搏斗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参谋长立即说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是,批斗会又接连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被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一代“战神”挂印罢官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官和学员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望着凛冽寒风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将军怆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呵!”

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闲居,数十载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不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但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随着军队任务发生霄壤之变，加之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者个人专断作风渐生，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

俗话说祸之福兮，1956年的反教条主义，刘被打倒，无职无权，却反而得从此远离了政治的漩涡，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作俑者彭德怀自己却成了反党分子，由于刘伯承已成了一条死虎病虎，争权夺利者已不再把他看做一个威胁了，战争年代留下全身伤痕，晚年基本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1972年由于医生的诊断失误，误用药物，病情加剧，1973年后更丧失了思维能力，但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地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毕竟当时十大元帅死得没剩一两个了。

刘伯承重病后，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停药，以养为主”的指示，病情才得以控制，这恐怕是毛泽东和刘伯承关系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次了。

美国军事家杰米·卡洛奇说：“20世纪全世界出现了六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神奇的一个。”

然而，这样一位军功赫赫的战争之王，在晚年却从来不谈淮海战役，甚至电视上一出现描写解放战争的镜头，也会立刻让人换台。

对此，刘帅曾经解释道：“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古人有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刘帅正是深深地体会到了其中的含义。我们现在谈起这些名将，总是津津乐道，仿佛一场战争只是一堆漂亮的数字，仿佛每一位指挥若定的名将都是光芒万丈，却很少有人去深思：战争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