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末年，皇帝倦于政务，吏治每况愈下，国家财政亏空，雍正即位之初，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坚持“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革新目标，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卓有成效的改革，成为清朝康乾盛世的有力推动者。他敢于“振数百年颓风”的魄力、务实高效的执政作风以及一系列革旧除弊的改革措施，为我们开展现代内部审计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一、坚持问题导向审计

雍正年间的一系列改革，是基于当时已经暴露出的一些最迫切、最激烈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在经过充分调研和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针对性措施。针对底层人民赋税沉重、吏治腐败、封建政府与农民的矛盾日益严重等问题，雍正采取了如耗现归公、清查亏空、养廉银、士民一体当差、摊丁入亩等一系列突破性改革措施，有力地解决了当时的突出社会矛盾。针对朝廷内部官员结成朋党、建立利益攻守同盟，严重影响到中央集权和皇权统治的问题，先后组织开展了打击允禩集团、年羹尧集团、隆科多集团的系列行动，彻底击垮了几个主要利益团体，后期又开始集中整顿科甲朋党，防止科甲官员之间徇情瞻顾，互相照应，滋生腐败。针对西北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果断发兵平叛，并及时采纳大臣建议，制定了经营青海的方略，使清政府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可以说，雍正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是基于康熙末年和他在位期间突出暴露出的系列矛盾和问题，通过改革，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缓和了社会矛盾，国力也日趋强盛，也有效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

随着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的需要，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也在发生深刻演变，审计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创新。近两年来，金融系统内大案要案频发，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成为国家金融监管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问题导向审计逐渐成为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主流审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内部审计的根本目的是服务组织战略落地，保障组织目标实现，审计对象是选择组织运行和发展中存在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的领域以及问题多发、易发、高发的环节，审计内容是围绕问题收集证据，确认问题性质，就问题展开分析，研究问题成因及影响，审计方法是在使用必要的审计查证方法的基础上着重运用问题分析法，提出问题、确认问题、解决问题。就像雍正朝的一系列针对性改革措施一样，问题导向审计要求，审计部门必须紧盯组织内部最迫切、最突出的问题，找到薄弱环节，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建议。

二、坚持务实作风，

加强独立性、权威性支撑

雍正一向反对官员沽名钓誉，曾对官场中的一些只务虚、走过场的官员和现象给予了严厉批判，表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他主张各级官员要务实，要求君臣都要关心国家大计，去解决民生、吏治的实际问题。雍正时期有一位能臣田文镜，在其任内积极推行雍正新政，惩贪除弊，不避嫌怨，在地方推行士民一体当差、打击科甲朋党过程中，损害了部分读书人和绅衿的利益，而又因在发现问题后不顾权臣体面，积极揭发参报，得到了来自朝廷钦差、邻省官民诸多的攻击和议论，多次孤立无援。这种情况下，雍正给予他足够的支持，终其一朝，力排众议，始终重用他，并将他视为“巡抚中之第一人”，将他树立为“模范疆吏”，充分肯定了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做法。田文镜也非常感激雍正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更加有力的去继续执行雍正的方针，如果背后没有雍正的认可和支持，在彼时尔虞我诈、朋党林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封建官场中，田文镜的处境必然将会异常艰难，也就更无法去施展抱负，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

独立性是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基础，权威性是审计建议得到执行的关键。只有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才能保证审计人员在工作中不受组织其他因素的干扰，客观地评价组织各方面运行的有效性，有效揭示风险和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审计建议。实践中，组织管理层对审计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是加强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支撑，而审计人员的道德品质和自我约束也对审计工作权威性有一定影响。因内部审计总会对被审计单位查摆问题，提出处罚建议，审计人员自然地充当了组织中的“坏人”角色。一方面，如果组织内部对审计工作重视不足，对审计发现问题和提出的审计建议没有给予足够支撑，其他部门和单位配合度较低，很容易使审计结果运用效果不佳，影响到审计职能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如果审计人员对自身工作定位不清，存在错误的“好人主义”，不认真履职尽责，甚至通过帮助被审计单位掩盖问题博取名声，势必也会影响审计结果，使审计工作权威性大打折扣。

三、审计工作应该注重调查和分析

雍正皇帝在即位之前，在藩邸四十余年，对社会情况有很透彻的了解，他曾表示自己虽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雍正经过康熙朝九子夺嫡，历经坎坷，44岁登基，对地方的一些手段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促使他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决策，在他即位之后，在作出重大决策前，他很注重让不同大臣做详细的调查研究，以掌握真实的情况。如在治理河工一事上，大臣李绂和河道总督齐苏勒意见相左，雍正批示“此事关系甚大，岂可猛浪，若徒劳无益，而反有害，不但虚耗钱粮，抑且为千古笑柄。倘果于国计民生有益，亦不可畏难而中止，总在尔详悉筹画妥确，将始终利益通盘打算定时，备细一一凑闻”。他的每一项决策都要建立在对相关事项的充分了解基础上，只有这样，才会更加针对性地制定出解决方案，更有效的解决问题和矛盾。

审计人员要提出有效的审计建议，前提就是要对问题有透彻清晰的认识，要能够透过问题的表面，看到问题背后的环节失控、流程缺失、制度不合理等问题和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准确的判断，站位要高，分析要透，避免提出流于表面或者不切实际的审计建议，切实帮助被审计单位解决问题，这也是提高审计权威性的一项重要手段。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曾作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到，“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审计工作就应该注重调查和分析。

四、注重从流程和制度上提出审计建议

雍正年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实施的传统的土司制度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各地土司自成王国，在辖内任情役使属民，土司之间战争不断，破坏当地经济文化发展，阻碍社会进步，而且不服从中央管理，严重危害中央统治。针对此问题，雍正以前，自明代以来，朝廷多次派兵镇压，但均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因为在镇压时，土司会暂时逃跑或伪装投降，军队一撤，又恢复从前，原有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还在镇压过程中积蓄新的矛盾，更不利于地方管理。而雍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探索，最终决定对西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通过逐渐取消土司世袭制度，在当地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加强对改流地区人口、赋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管理等措施，从根本上剥夺了土司的权利，将西南地区纳入中央统一行政管理范围，最有效地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政府对边疆的统治，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相较之前的频繁用武力征服，这无疑是一种一劳永逸的理想方案。

在审计实践中，往往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问题整改情况不够理想，存在问题屡查屡犯或同质同类问题依然存在等情况，审计发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问题反反复复，不仅耗费大量审计精力，使审计工作陷于基础性问题无法抽身，而且也会对被审计单位和人员造成困扰，疲于应付，影响审计效果。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应该保持管理思维和流程思维，善于从体制机制中揭示问题，注重查找管理流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提出合理的审计建议，帮助被审计单位不断完善管理，优化流程，从根本上解决风险隐患，提高审计成效。

五、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考核机制

为保证各项政令的顺利推行，雍正在施政时舍“宽仁”从“严猛”。同时他主张实事求是，“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针对刚即位时的情形，表示“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如在康熙后期，官吏贪污、钱粮短缺、国库空虚，在雍正即位前，内阁官员按照惯例，准备登极恩诏，开列了豁免官员亏空一条，但雍正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贪官污吏侥幸心理，继续侵占钱粮，当即不准开载，表明他对官员贪婪不法的深恶痛绝。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钱粮、弥补亏空的措施，在清查过程中，皇亲贵胄，也毫不姑息，如对于自己的兄弟，康熙第十二子履郡王允祹，查到他去皇城大街上变卖家用器皿弥补亏空。第十子果郡王允我，因没补上亏空，直接抄家处理。这种不近人情、对亲兄弟用法的做法，大大提高了威慑力，推动了亏空弥补工作的顺利快速推进。又如，他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对于土司本人，也会根据他们的态度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对于主动交印者，多加奖赏，给予武职或世职；对于顽抗者，则加以惩罚，没收全部或大部分财产，奖惩分明，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组织内部合规文化未有效建立，业务发展中存在“重发展轻管理”的粗放思维，或对于存在的问题处罚方面偏软、偏松，而受审计队伍独立性、权威性不足等因素影响，导致长期以来内部机构和人员违规违纪代价较小，并不能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在当下金融监管思路中，不断深化问题导向，坚持“处罚一个、震慑一片”的监管目标，为内部审计针对发现问题提出问责建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内部审计应该推动在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考核机制，通过奖励先进，充分激发和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但也要严肃问责，保持高压态势，通过惩处问题机构和人员，提高对全体员工的警示作用，加强行为督导，推动建立积极向上的合规文化。

六、提出加强管理及责任追究建议

雍正政策执行中注重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问责，通过采用严厉的处罚手段，督促地方官员加强管理，执行中央政策，确保了一系列措施的有效落地。如为解决因“钱贵银贱”导致民间私铸铜钱，破坏清朝钱法，侵犯政府和百姓利益的问题，雍正采取了增加铜矿开采、禁止民间使用铜器、严禁私铸铜钱等一系列措施，力图规范制钱使用。其中，在禁止私铸方面，雍正命各省督抚申饬地方官，对私铸犯秘访查拿，严行禁止，毋使奸徒漏网，官员若不实力办理，定行从重治罪。同时，他亲自制定因私铸而销毁制钱的政制条例，规定“定例毁化制钱本犯与该管地方官并邻佑房主俱照私铸例治罪”，该项制度虽有连坐之嫌，但无疑加强了地方官的监督责任，确保其不敢对辖内问题置若罔闻或应付了事。又如，为论证清朝的正统性和替自己的一系列民间传闻申辩，雍正编著刊发《大义觉迷录》，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并要求各地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并提出，如果发现有学子不知此书，就要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这对于督促地方官员加强宣贯教育，起到有效作用。

企业管理中制度是保障，而执行关键在于人，管理人员在组织政策实施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具体政策的传导者，也是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反馈者。一位优秀的管理者，能够更有效地组织开展活动，改善工作效果，而不称职的管理者，往往会推卸责任，应付工作，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无法保证组织决策的有效落地。原银监会在进一步深化市场乱象治理工作中，提出对发现问题要坚持“一案三查、上追两级”的问责方式，实际上就是加强对管理人员的问责力度，督促其加强管理，这是审计工作在问责建议方面应该坚持的方针。

整体来看，作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雍正皇帝朝乾夕惕，以勤治天下，虽然在位仅13年，但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却对后世影响深远，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帝王，他所推行的全方位改革，包括他本人，都成为后来者研读的宝贵财富，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也远不止如此，值得我们不断去学习。（素材来自中国内部内部审计协会，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