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农历3月19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这一年，农历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3月19日，明庭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李自成兵不血刃进入北京城。4月29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4月30日逃往西安，次年兵败死于湖北九通山。这一年，农历五月初二，多尔衮同样兵不血刃进入北京城。不到半年的时间，北京城先后出现不同政权的3位皇帝（朱由检、李自成、爱新觉罗福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好在，北京风水好，历朝历代，日出日落，你方唱罢我登场，北京总能得以保全，没有发生屠城的惨事。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朱元璋、李自成、多尔衮、国民党、日本人、解放军。不像南京，要说南京真不是都城的选项。败有败的道理，胜有胜的道理。

这一年，朱由检33周岁，作为大明第16位皇帝，此时他驾驶大明这辆破车已经17年，祖宗建立大明基业276年矣。33岁的朱由检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恩爱，父慈子孝，4个可爱的儿子，太子朱慈烺15周岁，快成年了，帝国后继有人，本当满心欢喜。这样幸福的第一家庭，本来应该盛世才有。可是，这年年初，国家的形势却已危如累卵，北京已几乎成为孤城，除了东北边的山海关和西、北边的大同、宣府等还在明朝手里，东北已尽为满人所有；北京的南边和西北已是李自成的地盘，好在山东和长江以南还完完整整地在大明手里。

面对这样的形势，一般人会怎么做？我想稍有头脑的人都会选择战略转移（逃跑），这是唯一的自救之路，可是崇祯没有这样做，败有败的道理。这是崇祯的最后一次自救机会。1644年初形势图有人说，到天启崇祯年间，大明气数已尽。但气数是个什么东西？气数有时看得见、摸得着，有时又首尾皆不见。不是说崇祯上台后就没有机会，偌大一个国家，上亿的人口，对付局部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侵略本是不难的事情。但回过头来看，大明的确气数已尽。从1521年嘉靖登基以来，明朝就开始走政治下坡路了。嘉靖任性自私，君臣关系开始严重恶化，君臣遇事不协调，国务会议不正常召开，遇上大事，君臣争来争去无法及时有效解决，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到嘉靖的儿子隆庆有好转，嘉靖的孙子万历初年也还可以，后来万历搞臭张居正后，君臣关系就不行了。

一个朝廷，好比一个公司。工作能不能做好，关键在团队。团队强不强关键在老大、关键在决策制度。老大强不强，关键看战略眼光和用人。大明的皇帝是六部、军队、太监等各方共主，从权力运作的角度来说，老大是一号人物，没有二号人物，也没有3号人物，所谓的内阁并不是责任内阁，首辅只是秘书长，有建议权无拍板权。这样的皇权构架，需要朱元璋、朱棣这样的强人，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聪明睿智，心胸开阔，只有这样的人当皇帝才能把帝国的大小事观察清楚，把大臣了解透彻；才能当好总裁判，才能赏罚分明，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可惜，后世的子孙少有这样的人。崇祯皇帝朱由检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他心气又极高，认为自己是不世出的人物，凡事逃不过他的眼睛。这就是所谓的眼高手低。心气高，就难以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就难以策略性认输。崇祯即位初年，肯定不是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1639年，崇祯十一年，李自成被洪承畴打的只剩下18人逃入陕南，是不是真的剩18人，我是怀疑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作为国粹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但肯定是打的剩下很少的人。能有这样的成绩，崇祯也有功劳。

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满清入关抢掠，威逼京城，负责剿灭李自成起义的洪承畴、孙传庭等被崇祯从陕西召回勤王，李自成得以喘息。满清帮了李自成，老天爷也帮了李自成，因为灾害在继续。1640年，李自成入河南，收留饥民，开仓赈济饥民。远近饥民应之者如流水，一呼百万，并提出“均田免赋”口号，李自成死灰复燃。所以说，气数这个东西有时就这么灵。满人已不是第一次来北京，来北京附近也就是抢人抢东西，满洲人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入主中原的决心，崇祯这时把洪承畴等从陕西前线召回，低估了李自成，错误判断了时局。没有对李自成等斩草除根这是崇祯的一个重大失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相对富庶的江南和灾害频繁、极度贫困的西北形成鲜明对比，朝廷已不能很好地通过宏观调控实现及时救灾，西北、中原年年饿殍遍野。明朝和所有封建王朝一样，皇帝的职能无外乎就是敬天、敬宗、保民。这六个字在西周就提出来了，我始终认为提出这六个字的先人很有智慧，敬天能增加皇权（王权）合法性和神秘感；敬宗（祖宗）能弘扬孝文化，所谓在家为孝子则在朝必为忠臣；保民则是一切合法政权存在的基础。保民，一保衣食足，二保治安。

封建王朝除了皇宫皇陵、修水利，也基本没有其他大拆大建，即使不算风调雨顺，国家保持稳定本无难事。到了嘉靖中后期，皇帝已不怎么参加祭天和祭祖活动了。为什么不能及时救灾？因为朝廷运转不灵了。为什么不灵，这其实和敬天、敬宗工作没有做好有关，就是皇帝已经没有诚意了，皇帝没有诚意，大臣们也越来越没正行，如此恶性循环。

明朝皇帝拥有很大权力，权力犹如一台机器，比如是一台汽车、一架飞机，有驾驶证不一定能开好，所以有人出事故，有人一辈子没有出事故，有人平路翻车、有人遇险也及时避开了。很显然，崇祯不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员，没有操持好这份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次让李自成复活，就不好收拾了。皇帝治国其实就是治人，治人就是治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但人不同，求的利也不同。有人求高位、有人求清名、有力求平安、有人求建功立业。皇帝要做的事情就是摆平人心，赏罚分明。一部中国封建历史就是帝王的赏罚史，赏罚适当，人心齐顺，想立功者有劲头，想立名者有奔头。赏要恰当，无功受禄影响不好；无过受罚影响更恶劣，所以历代明君都是宽赏慎罚。

崇祯相反，在他手下做事，几乎动辄得咎。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如何培养战斗力？又如何君臣一心？这样的团队能有力量？吹牛的被杀，谈判的被杀，打败仗的被杀。在崇祯眼里，除了他的老师杨嗣昌，他几乎没有自始至终信任过一个臣子。1628年，袁崇焕对崇祯说，5年可平辽。1630年，袁崇焕就被崇祯刮了3500多刀。吹个牛，竟造成如此下场，况且不一定是吹牛。300多年后的1945年，陈诚向蒋介石吹牛，6个月可解决共党，失败，陈诚在台湾一路高升、安享晚年。1642年，兵部尚书陈新甲受崇祯命与满人和谈，事泄，陈新甲成众矢之的，崇祯将此事撇的干干净净，将陈新甲一杀了之。担当何在？

崇祯既无治国之谋，无任人之识，又无御人之术。最后造成大臣不敢言、不敢干、不敢见这样一个十分被动的局面。其实朝廷人才不匮乏，可以说人才济济，洪承畴不是人才？吴三桂从三海关打到云南，一如300多年后从东北打到海南的林彪，不是将才？不胜枚举。这些人在崇祯手下，畏手畏脚，到了多尔衮麾下犹如枯木逢春，一个个都成了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崇祯中后期，很多大臣都不敢说话，不敢见崇祯。因为稍有不慎，袁崇焕、陈新甲就是下场。也有例外，崇祯的老师杨嗣昌曾经不止一次地推心置腹告诉崇祯，目前的情形不宜和满人再打下去，我们先和满人行款（议和），隆庆年间和蒙古人俺答汗也议和，等把农民起义收拾完再对满人动手。崇祯说，朝廷反对议和的人很多，京城百姓也多数反对，如何是好？杨嗣昌说，只要皇帝坚定议和不动摇，肯定能达成议和目的。话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崇祯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议和，始终是摇摆不定。

宋高宗赵构 南宋第一位皇帝，他在位时，迫于形势起用岳飞、韩世忠等大将抗金，但大部分时间仍重用主和派的黄潜善、汪伯彦、王伦、秦桧等人，后来处死岳飞，罢免李纲、张浚、韩世忠等主战派大臣。崇祯问大臣，能不能再打下去？大臣要么不做声，要么主战说能打。在中国历史上，主战是最安全的，即使皇帝最后议和，主战的仍可自保，当然，岳武穆除外。崇祯不是不想学宋高宗杀岳飞以定“议和”基调，但由于见识短眼界低，他对战胜满人还抱有幻想，对作为千古明君还有幻想，不能客观认识时局之危，不能面对现实，下不了决心，放不下身段。

1644年初，山东、华东，长江以南还完完整整地在大明手里。逃离北京是崇祯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时候，仍有个别有责任感的大臣建议迁都南京，崇祯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此事，大臣反对，迁都议题没有通过，崇祯也就没有逃跑。大臣对崇祯已了如指掌，如果支持迁都有可能掉脑袋，反对迁都则可自保。明朝是谁的明朝？首先是老朱家的明朝，老朱家是明朝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明朝垮了，最受害的是老朱家。

大臣怕什么？国破山河在，明朝完了还可以效力新朝，反正自己无血债。大臣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望李自成尽快来接盘，尽快结束崇祯噩梦。没想到，李自成是盼来了，但盼来的也不是什么好果子。议和、迁都均无结果。两次机会没把握住。3月19日，绝境来临，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吹哨子（敲钟上朝）聚合大臣，竟然无一人前来。不是大臣怕死，是君臣已到水火不容的境地，君不信任臣，臣也不爱君，臣已到不值得为君而死的境地。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重于泰山时，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轻于鸿毛时，不如赖活着。

人心散了，彻底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