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书法史的研究中出现了许多通史、断代史和书家个案研究的学术成果。孙以悌的《书法小史》仅存前三章，是作者构想《中国书法史》开头的章节，前四章有“总论”性质，后面章节有“通史”特点。文章侧重于考证与溯源，视觉新颖，旁征博引，不失为一部书法史佳作。

（一）

孙以悌，字易厂，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学生，安徽寿县人。清咸丰状元孙家鼐玄孙，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入学，1934年春夏之交即将毕业时跳渤海自杀。

《书法小史》是孙以悌生前所撰，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号《史学论丛》（史学系所编）第一册上，同时还发表他的另一遗著《围棋小史》和钱穆等人的长篇纪念文章，并刊登他的照片。

有关孙以悌的生平，几乎找不到一点资料。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中有一篇纪念孙以悌的文章，文章里面有许多的推想，如入学时间，毕业时间、自杀原因等等。“他读书很多，学问渊博。”“他像是并不怎么刻苦钻研，有时随意翻翻书，几乎都是不常见的。”“最常看的是佛经……”（均见《负暄琐话•孙以悌》）孙以悌著作很多，如《书法小史》、《围棋小史》、《中国天文学史》、《三统术便蒙》等，可惜大部分在离开学校之前烧了。从《书法小史》“叙目”后“民国二十三年，岁在阏逢阉茂如月初吉，偏材曲艺之士寿春孙弟”款识来看，《书法小史》的后七章不见记载，或未来得及撰写，或为此时所焚。

孙以悌精通旧学，同学写论文，常请他到图书馆协助，碰到某个问题，问他，他不假思索就告诉可以查什么书。几个治古史的同学请他给讲讲古代历法，他说，这三言两语讲不清楚，可以给他们写一点，于是就写成一本书，名曰《三统术便蒙》。他的著作，史学系教授蒙文通（经学大师廖平弟子）看到一些，说自己很惭愧，面对这样的通人自己视而不见，实在后悔莫及。

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东望渤澥云海茫茫——纪念孙以悌先生》一文写于1997年，回忆了当时孙以悌离校时的情景：“那是1934年春，一天，张苑峰（政烺）得到北大三院以悌同宿舍的同学通知：‘不知为什么，孙以悌卖光了所有衣物。’苑峰立即找到我，约定当晚去三院宿舍，探询究竟是为了什么？一直等到11点多，以悌始终没有回来。”“第二天听说，孙以悌已去了天津。”“当时我对苑峰说，我去追他。我即时买车票也去天津。我以为他一定会去找在大学上学的弟弟或友人，就先去北洋找他弟弟孙以恺，又去几个大学，都没找到。”（均见《东望渤澥云海茫茫——纪念孙以悌先生》）

杨向奎与孙以悌同年级同班，都是1931年秋入北大历史系就读的新生，师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马衡等。大一时，他们是好友，虽然以悌孤僻，寡交游，但性格爽朗，并不是内向的人，而且虽是一年级学生，而在“金石学”、“古历学”等方面已经是“专家水平”。大二时，以悌情绪变了，由开朗乐观变得有些忧郁，在淡雅中杂有悲观色彩。

孙以悌在校虽少交游，但业务水平可以说全校第一。以悌是一个天才学者，这在他的考试成绩中可以得到消息。以悌深晓用笔之法，曾习北碑，故其字多神韵。于时人书，独深许于右任，以为其字波磔有度，仪态万千，可致于神品。

以悌善弈，有《围棋小史》一文。关于他的蹈海，一说是因为学术造诣。把世事看得通透；一说是关于生活态度的。爱钻牛角尖，事事理想化，想来他是死于抑郁。无独有偶，其弟以恺曾就读国立交大唐山工程院，1931、1932两年间曾获国立交大唐山工程院秋季运动会铁球乙组第三名、棒球比赛获奖队代表等奖牌，亦有继以悌后殉黄浦江一说。

（二）

“潜社”成立于1932年初冬，是北京大学文学院一个读书团体，旨在钻研学术，开拓视野，增强民族文化实力，由孙以悌命名。潜社《史学论丛》名称由孙请马衡先生题写。第一期的文章有孙以悌的《书法小史》，张政烺的《猎碣释文》，杨向奎的《略论〈左传〉五十凡》等。

《书法小史》仅存三章，再加上一个“叙目”，共4万余字，后面七章照此计算，成文应超过15万字，应该是一篇皇皇巨著了。“叙目”有十，曰：文字体变第一；书学考源第二；指法辨微第三；总论流别第四；浑朴时期第五；雄放时期第六（上下）；工整时期第七（上中下）；秀丽时期第八（上中下）；贯通时期第九；翰墨卮言第十。

《书法小史》“叙”统领开篇，首先陈述乾嘉以后直至晚清帖衰碑兴之状况，直击清代碑学大兴之弊端：“怀宁一老，实丁斯会，篆分直接秦汉，今隶深于六朝，既集古法大成，遂开碑学之一宗。山人既殁，泾县包世臣，南海康有为，更为先后著书表彰，咸同以来，天下乃翕然向风，三尺童子，莫不人手北碑，竞效魏体。而曾不旋踵，弊端大开，着意者滞，放意者滑，滑则趋于媚俗，滞则转为怪诞，江河日下，一蹶莫振，有识之士，惄为忧之。推其所由，良以慎伯长素，立论皆有所偏也。”

“悌幼好弄翰，未能远览，随人作计，谬涉恒蹊。志学之年，始读《安吴论书》，讶其‘锋既着纸，即宜转换’之言，积疑二载，莫由了解。嗣得前辈指示，始悟‘管随指转’之法。试于北碑粗得绪余。第以点画之间，为法所拘，识者讥为小有工力，而了无神韵。爰亦自揣限于资质，岁余即缀临池。然以耽之既深，案头常置《佩文斋书画谱》一部，读书之暇，时一翻检，近来寻流溯源，忽似有解。遂欲芟夷浮议，扬榷古今，拔狐疑之根，解纷拿之结。尝考清·朱和羹《临池心解》曰：‘学书须先明源流，次谱法度，次明传习之异同。’因即一本斯旨，钩稽旧文，间参己见，撰为小史十章，妄欲侪于艺舟两楫之列，蒙子操笔，庶几得为识途之助。若告达识，则吾岂敢。”结合前面所述，孙著《书法小史》不仅源于清末民初北碑之滥觞，还有对包世臣《安吴论书》的疑惑。《佩文斋书画谱》“拔狐疑之根，解纷拿之结。”朱和羹《临池心解》“学书须先明源流，次谱法度，次明传习之异同。”是孙以悌《书法小史》创作的起因与动机。回顾古代书史，孙概括出以下类别：一为区别书体，以类相从。如晋·卫恒《四体书传》；二为考核优劣，依品系录。如唐·张怀瓘《书断》；三为评骘闻见，随文附记。如唐·窦暨《述书赋·注》。他认为这些“书史”皆升降取舍，意又所主，虽存史实，而失体裁。而“刘宋·王愔《文字志》、羊欣《采录古来能书人名》虽有‘列次先后，因时而述’，但是‘辞简事略，殊无可取。’宋·陈思《书小史》、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此汇叙历代者也。宋《画史》、《皇宋书录》，明·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编》，清·震钧《国朝书人辑略》，皆但录一朝者也。清·厉鹗《玉台书史》，则专辑闺秀者也。”凡此种种，皆为古代书史之不足。而唯有宋·郑昂《书史》为孙称道，赞曰：“述作之体，规模正史，纪以载帝王，志以述法训，表以著名迹，传以叙人伦。网罗无遗，迥非他家所及。”但此书亦有不足之处，即书已不传，自叙仅略见引于元·郑杓《衍极·造书篇》刘有定之注释。《书法小史》以宋·郑昂《书史》为构架，略师其意，而稍易其例，考穷乖谬，探索幽微，作者着意修成一部书学专史。

（三）

《文字体变》为第一章，作者对文字的起源、书体的流传等较多的持以否定态度。如唐·韦续《墨薮录·五十六种书》中“至谓龙文萌蘖于宓羲，穗书启轫于神农”之说、《说文解字·序》中“仓颉造字”之说。关于“伏羲神农”造字之说，孙说其荒远难稽，早在宋·朱长文《墨池篇》中就予以否定；“仓颉造字”之说，孙认为“盖文字之兴已久，仓颉特整齐画一而已”。“殷墟龟甲兽骨刻辞及宗周钟鼎彝器款识，是为传世古文字之鼻祖。”

孙详细梳理了在甲骨钟鼎文字以前最脍炙人口者衡山《岣嵝碑》。从韩愈未见，到刘禹锡以诗记述传闻，到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和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相矛盾，以及好事者明嘉靖间郡守潘鉴摹之岳麓石壁，郎瑛、杨慎之流粉饰，皆伪中传伪。短短的几百字，孙不仅厘清了《岣嵝碑》之流传过程，而且杂以考证，指出《岣嵝碑》自明·郭宗昌《金石史》以下，多有辨其妄者。清·张廷济《清仪阁杂咏》诗可以说是对禹王《岣嵝碑》从发端到流衍的总结——“昌黎语妙幻词澜，便有何郎着意刊。金简玉书谁共访，铜盘石室竟奇观。矜奇枉道惊人易，伪古从来信后难。祖本从教翻岳麓，升庵附会更无端。”

孙对殷周至战国之世文字衍为东西两大系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古文即东方六国文字，籀文即西方秦人文字。孙通过一系列的旁证，指出“六国文字即古文也。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

关于《汉书·艺文志》及《说文序》俱谓“大篆为史籀所作”之言，孙则倾向王国维的观点，认为史籀并非人名，“太史籀书”犹言“太史读书”。

在《文字体变》第一章中，孙重点对许慎《说文序》中的秦之八体书的“名”与“实”及汉有关“六书”进行区别。他不仅分析各书体诞生的顺序、使用环境及特点，还指出了“笔”和笔法对书体诞生所起的先决因素。

“汉之六书，异于秦者，无大篆而有古文奇字，古文奇字，皆战国时东方六国文字，秦时所铲灭者也。至于鸟虫书即秦虫书，缪篆则杂糅篆隶而成者，秦人摹印即用籀篆，至汉始别为一体。”

“秦汉古隶书，方广少波势，东京以降，一变而成扁体之八分……”

“古隶、八分、今隶之名，并非汉人之所自名，亦犹甲骨、钟鼎、古文、籀篆之目之非出自古人也。”他还引用清·顾蔼吉《隶八分考》一书加以证明：“隶与八分有波势无波势微异，非两体也。汉则统名曰‘隶’、‘八分’之名，后人名之耳。”

“八分”之体，旧传创于上古王次仲，与李斯、程邈之厘定文字者迥异。隶书之目，在卫恒之时，虽犹为古隶、八分、今隶之共名，然降至六朝隋唐之际，已为今隶所专。”

“程邈古隶之初行也，未几即有草书之兴。盖即解散隶体粗书之而成……”

“西京章草，传者旧惟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编之《急就篇》，乃章草字书。”

“章草之体，字字区别，波磔分明，至东汉之末，一变而成今草。”

“今草之体，一笔而成，上下牵连。”

“草书得名于稿草……”

“虫书缪篆，虽开文字有异体之端，然皆经国家颁行，各有其用。东汉以降，好事者流，往往向壁虚构，创为诡篆异体。”

“奇篆异体，其有为后世所重，而传之未能绝者，亦未尝便无，有之则惟飞白一体是也。”

（四）

《书学考源》为第二章，关于“书法”之学，孙认为并不是与文字同时并生，并指出：“书学滥觞，当远在海内文字既经统一之后。今为考其起源，大概萌芽于隶草既兴之后，而完成于东汉建初年间。”为什么呢？因为“夫构成书法之条件有三：一曰点画，二曰结构，三曰布置。三者兼备，并臻妙境，是为神品之书。三者皆备，而惟布置能臻妙境者，是为妙品之书。而惟结构能臻妙境者，是为能品之书。而惟点画能臻妙境者，是为逸品之书。三者虽备，而无一能臻妙境者，斯为佳品之书。若三者有一不备，则即非书法之书。”接下来，孙列举了甲骨刻辞、钟鼎、古文籀篆、隶草等是否构成“书法”的先决条件，即所谓：“何以言乎甲骨刻辞，布置结构点书三者一无所有也。何以言乎彝器款识有布置，而无结构点画也。何以言乎古文籀文小篆，有布置结构而无点画也。何以言乎秦汉隶草三者兼有，而点画虽有而犹未备也。”关于“技”与“道”（自然），原文有精辟的论述：“艺术之道，论者咸谓首贵自然，不知自有艺术之名词以来，即无能合乎自然条件之艺术。盖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即开始与自然脱离，文化进步一日，距离自然即远一日，艺术亦文化中之沧海一粟，艺术之技能愈高，其距自然自亦愈远。”并以金农、郑燮为例，说明失去自然、流于雕琢之弊。这几段话，看起来似乎矛盾，实际上是辩证的分析了矛盾的统一性，即“以最高之技能，而求自然之艺术（书法）”，也就是说，书学这是一个由“技”进“道”学习、追求过程。甲骨刻辞、彝器款识、古文籀文小篆、秦汉隶草要么合乎自然，但缺乏技法；要么具备技法，而失之自然，只有二者兼备，才可以称之为艺术。孙认为文字由实用走向艺术的觉醒（书法）应该是东汉建初年间，而不是人们常说的两晋。

在下面的大段文字中，孙引经据典，一一阐述：

“甲骨文布置之漫无法度，无法度即无技能之可言也。”

“甲文布置结构点画三端俱无法度之可言，故其文字庯峭古劲，觚折浑成，极合乎自然之条件，非后世所能强效。”也就是说，甲骨文自然有余，法度不足。

“金文字多别构，……犹无法度之可言也。……然而去自然犹近，后世徒对之望洋兴叹而已。”自然、法度均不足以称作书法艺术。

古文籀篆、岐阳石鼓“行行整齐，列列对称，布置固已久有法度。”此所谓法度森严，自然不足。

隶草（古隶）“则布置结构，承周秦之后，固已灿然大备。而就传世金石遗文，审其点画，虽已寖有法度，然仅粗具雏形，犹未尽脱篆意。”自然与法度兼备。

关于书法“始于建初”之论，并非孙以悌狂论臆测，他通过大量的佐证，诸如蔡邕“上谷王次仲初变古形。”卫恒“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羊欣“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王愔“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萧子良“王次仲饰隶为八分。”……指出自汉末至六朝，诸家之说，所为变，所为饰，所为作楷法，皆指点画之有法度而言也。次仲以前之书，点画皆无法度，次仲始创为执使转用之法也。也就是说王次仲等只是文字（书体）的改革家，就像李斯“书同文”一样，只是为书体起“规范”作用。

再比如说章草，诸如《四体书传》曰：“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晋·杨泉《草书赋》曰：“杜垂名于古昔。”羊欣《能书人名》曰：“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书断》引萧子良曰：“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稿法。”梁武帝《草书状》曰：“其先出自杜氏。”庾肩吾《书品》曰：“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又曰：“杜度滥觞于草书，取奇于汉帝，诏复奏事，皆作草书。”自晋至六朝，诸家并言杜度始善草书，是点画使转有法度之草书，始于杜度也，萧子良云‘始变稿法’，其言尤显。章草初有法度，故犹波磔分明，后来使转之技能渐高，至张芝乃变而成今草。考赵壹《非草书》曰：“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盖章草之变古隶。亦文字形体之变，而今草之变章草。则又书法之变，而非书体之变，故不趋于易而反趋于难也。故汉人不自立章草今草之目者，正以明知其皆是草书一体也，即卫恒固亦犹云然也。杜度创为有法度之章草，此与王次仲创为有法度之隶书，时代正同，故知书法始自建初。

关于汉书所记“善史书”之“书”是否与“书法”有关，孙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一类是，“史书”即当时流行的字体，或指书吏；另一类则是古代书论中以讹传讹善书的“书家”；无论那一类，孙都作以详尽的梳理，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误“善史书”为书法之书者，盖远自陈寿、葛洪辈矣。

（五）

《指法辨微》为第三章，作者指出：“把笔作书，指腕肘三者必同时并运，缺一不可成书。盖单运指，则仅能得锋芒藏露，笔画有雄劲妍润之态而已。单运腕，则仅能得疏密停匀，结体有偃仰向背之形而已。单运肘，则仅能得上下左右，布白有相承映带之势而已。故必三者合而成势，然后布置结构点画三端始克并臻于有法度也。”从上面言论可以看出，指、腕、肘三者是有机统一，充满辩证关系。虽然在前人的言论中有主指、主腕之说，但孙更看重小学大家桂馥具有确凿证据的主张，即古人作书，无不悬腕，盖源于“书儿试觚布也”。古人作书，一手执“觚”，一手执笔，“觚”高于案，不悬腕则笔莫及，所以童子学书时，第一字第一笔已悬腕，天长日久，所谓习惯成自然也。即使书小字，亦然。

《指法辨微》前面部分是关于“执笔”主张，接下来，孙重点分析了如何“用笔”，因为“布置、结构、点画三者，缺一不能成书，然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孙总结前人用笔之法，参以孙过庭《书谱》之旨，得出“用笔”四大要言：“第一言‘执’，第二言‘转’，第三言‘使’，第四言‘用’。”

第一言“执”。即执笔之法，唐代以前，无专文论述执笔之法，其原因是“纸墨难形，非口授殆莫能晓也。然图谱流传，则由来已久。”孙过庭《书谱》中虽提到《笔阵图》中所“执笔图”，但多手貌乖舛湮讹，惟唐·陆希声之“五字诀”，则专指执笔而言，凡五字——擫、押、钩、抵、格。清·姚配中引经据典，详审此五字，实际得于同时期的包世臣。孙认为执笔之言虽出唐人，而执管之法则非创自唐人也。

关于“踏镫”、“挑燈”两说，孙通过元·陈绎曾、清·王澍、朱履贞之论述，检《玉篇·火部》“燈”字，考宋·董逌《广川书跋》，得出陈说是而朱说则大乖谬的结论。

第二言转。即笔管之左右旋转，因“拨镫”之法，实指虚掌，便于旋转。唐·韩方明《授笔要说》中的“讦送”即言“转”也。宋·王洙《王氏谈录》中所说的“蹲送”亦言“转”

也。李后主《书述》的“导送”还是言“转”也。孙认为：“‘左旋’谓之‘导’，‘右旋’谓之‘送’。何谓‘左旋’？左旋者，大指擫，食指押，中指钩笔，小指格名指导之过右，笔管向顺钟针方向旋动也。何为‘右旋’？右旋者，大指擫，食指押，名指抵笔，小指格名指送之过左，笔管向反钟针方向旋动也。转笔之法不过左旋右旋，一导继之一送，一送继之一导，一往一来，一来一往，此旋管之定法也。”

第三言使。执管之法，为便于转，转笔之法，为利于使，左导右送，施之点画是谓使。孙由“永”字八法说起，认为“八法之名纵系后起，八法之实当备于今隶初兴之时也。”“八法起于今隶之始，其不足以赅八分之点画，于理甚明。余谓无论分隶草章，以八法包众势则似不定，而以两法赅万变则殊绰然有余。一横为勒，一直为努，即此两语，实已足以尽之。”“八法”程瑶田减损为“二法”。孙认为“八法”乃“包慎伯以‘拨镫’之法申八法之理”，虽然文约理赡，论者极为吹捧，但孙认为以质蔽愚蒙，识非通敏，原因是后阅清曾国藩《家训》，参证之下，始恍然如有所悟，“盖包氏但举大义，而曾氏则更明言法式也。”

第四言用。“用”乃用笔之道矣。点画有方圆之别，知转换，犹不能以成方圆也。转笔有“翻转”、“绞转”二法，方者用翻，圆者用绞。关于“翻转”、“绞转”，清•姚配中、包世臣均有论述。前人状“拨镫”之法也有专言用笔的，如唐·李华《论书》、林韫《拨镫序》等。李氏“截”、“拽”二字，林氏“推”、“拖”、“捻”、“拽”四字，其义则同。

包世臣《安吴论书》中的“藏锋内转”，即姚仲虞之所谓“绞转”；“平铺纸上”，即仲虞之所谓“翻转”。翻转绞转，在书法创作中，大概草多用“绞”，而时出以“翻”，真多用“翻”，而时出以“绞”，此王次仲、杜度所以各自名家之故。孙过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性情。”即说此理。

在《指法辨微》的最后，孙以悌说：“执、使、转、用四者既明，点画之法然后云备，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闲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妙在视之似不为法所拘，其实则无法不备，盖必无法不备，乃不为所拘，昔贤工书，未有不神明于法者也。不过资分高下，学别深浅，虽云技小雕虫，而成功殊非易事。”

（六）

孙以悌《书法小史》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弟子，孙以悌《书法小史》难免不受“古史辨派”的影响。

古史辨派，又称古史辩派、疑古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孙氏《书法小史》应该说是“古史辨派”环境下的研究成果之一，深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书法小史》的庞大引证就可以看出孙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书法史和文字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观点是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提出来的，对中国的文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学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大胆假设”是要人们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挣脱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质疑，勇于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在假设或可能的道路上，而要以实际行动加以论证。小心的证明则是一种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能想当然，不能有半点马虎，不能以讹传讹，千万要小心、细心、精心。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求新的精神追求和求真务实态度的结合。“慎伯长素，立论皆有所偏也。”“悌幼好弄翰，未能远览，随人作计，谬涉恒蹊。志学之年，始读《安吴论书》，讶其‘锋既着纸，即宜转换’之言，积疑二载，莫由了解。”此语即是孙对古代书论的质疑。可以说质疑充满了整篇文章，如《文字体变》中对文字起源的质疑，《书学考源》中对文字与书法同时兴起的质疑，《指法辨微》中对“拨镫”法的质疑……

2、深谙书论，旁引博征。

如果说“质疑”是假设的话，那么论证就是“求是”。清代乾隆、嘉庆之前，书法崇尚帖学，后来随着金石考据的兴起和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不少学者由考据转而习书，于是碑学大盛。孙作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学生，“古史辨派”师承者之一，在书法创作上又极力推崇碑学大家于右任，所以其文风亦受经义考据时风的影响，梳爬讹误，考评嬗异，博征旁引，带有浓厚的考证气息。其文笔工雅，搜研刮发之精细，非胸罗万卷、目观千剑者不能为。诸如，《文字体变》中关于“八分”之体的考证：“旧传创于上古王次仲，唐·唐玄度《十体书》引蔡邕《劝学篇》曰：‘上古王次仲初变古形。’次仲何时人，《书断》引小说家言定为当秦始皇时。考宋·羊欣《采录古来能书人名》（文在《法书要录》）曰：‘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则异闻诡说，不足置信。至于当后汉何时，则《书断》引王愔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又引齐·萧子良曰：‘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两说时代违异，余考《四体书传》曰：‘上古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则以王愔之说为是，次仲乃章帝时人。次仲创八分之事与李斯、程邈之厘定文字者迥异……”。

3、精心梳理，要言不烦。

《书法小史》前三章对文字体变、书学考源、指法辨微等梳理得十分详细，作者纵横挖掘，多维思考，说明其学养深厚，具有卓越的考辩才能与是非眼光。“学、才、识”三位一体使孙在《书法小史》撰写过程中游刃有余。

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是《书法小史》显著特点。作者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认真梳理了历代书论和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详审取舍。上自秦汉，下至明清，历代书家观点评说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不见刀削斧斫之痕，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勤勉于学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良好的学术功底。

在《书法小史》中，孙总是要言不烦多次举例说明、阐述、案注、征引、考核，让读者不至于一头雾水。文中征引和参阅颇广，涉及历史文献、文字学、书法理论等，梳理得相当全面、丰富、新鲜。行文流畅，章节独立，遣词造句凝练。比如对“拨镫”法的阐述，不仅从文字上对“镫”、“燈”、“灯”进行区别，还就“拨镫”中所涵盖的一些“字”进行梳理、分析，简直就是一篇关于《“拨镫”考》的论文。

《书法小史》的后七章内容基本确定，但以一种什么样的撰写风格示人，我们不得而知，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书法研究史上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