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起兵陕西的闯王李自成，北上山西，以取京师，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太原城下。饱受明朝官吏盘剥的太原百姓，打开城门迎接闯王。明朝藩王朱求桂被俘，山西巡抚蔡懋德被杀，义军很快控制了这座北方重镇。随后，李自成从太原北伐，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攻破了北京，统治中国176年的明王朝寿终正寝。然而，历史的变化往往具有戏剧性。原来势不可挡的义军，自从山海关一战败给投降清军的吴三桂以后，竟然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撤出北京，从河北退到太原。因为太原是长安的门户，所以，李自成离并之前，反复交代守将陈永福“坚壁清野、固守太原。”大敌当前，陈永福首先将太原城里的明朝王氏宗亲杀掉，随后把所有降将及其家属送到西安，以免发生内患。不久，清军包围了太原，尽管陈永福身先士卒，与敌拼战，无奈义军势单力薄，最终，敌人的火炮炸破了高大的城墙，太原由此落入了清军之手。

清代初年，虽然山西爆发过多次反清起义，甚至有的义军一度曾经攻占了晋祠，直逼太原，可是清王朝已经牢牢控制了作战的主动权，先后剿灭了数支反清义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反清斗争由此转入了地下，清军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精心在太原城内修建了两处巩固的堡垒——满洲城。一处在今日的南海街一带，另一处在今日的新城街一带。到了晚清的时候，满洲城多次遭遇水淹，于是，山西巡抚又在今日的小五台一带建造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满洲新城。

明朝的时候，太原商人已经足迹半天下。进入清朝，逐渐形成行帮，执全国商界之牛耳。太原商人开辟了三条对外商路：一条是从太原出发，经多伦诺尔，直达漠南；第二条是从太原出发，经张家口，北通库伦；第三条是从太原出发，经归化前往伊犁。他们几乎垄断了清朝与蒙俄之间的贸易。太原商人暴富以后，一边在故乡建起了豪阔的宅院，一边在太原城翻修了豪华的店铺。当时的柳巷、桥头街是北中国最繁华的闹市之一。大宁堂、大德通、清和元、益源庆等商号享有声誉。

清代早期，实力最强的太原商人是“皇商”。清太宗皇太极未入关之前，太原商人张杰、史大学、王相卿等人就与其建立了联系，他们与满人进行人参、貂皮交易，同时帮助清军收集情报，运输急需物资。清军入关以后，曾以招抚晋商为一大急务，顺治皇帝亲自召见八位晋商，赐张家口房产，隶内务府籍。康熙五十三年（1694年）平定葛尔丹事件时，一批太原商人进入外蒙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从事随军贸易，得清廷赏识。后受“龙票”，从事蒙俄贸易；清代中期，实力最强的太原商人是“民商”。一批平民英雄跋涉千山万水，穿越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夜为伴。”年复一年，终于在大沙漠的尽头，建立了对蒙俄贸易的大市场。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读书应试。”这是清代一位叫刘与义的山西巡抚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对当时三晋的人才观所作的精辟分析：出类拔萃的人才首选贸易金融；稍为逊色的多作幕府笔吏；中等以下的人才方去读书应试，如此重利轻名之念形成于大一统的明清，此时的山西政治气候冷漠沉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贸异常活跃繁荣，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天才般地创立票号以后，晋商在全国呼风唤雨，汇通天下。以至后世俊秀，争相攀效，多入商界发展。三晋由此成为海内最富。

东家多财富，伙计多才干；东家求暴利，伙计求发展。一个天才的东家和一个天才的伙计相结合，就产生了天才般的事业奇迹。平遥达蒲村的李大全是清朝中后期有名的富商，他所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是业务遍布全国的大商号。其北京分号的领班雷履泰，少时便以强闻博记著称，中年后久经商海磨练，养成了处事不惊、稳中求变的干练风格，且交际甚广，精明活络。平遥人在京从商者众多，逢年过节，总要托雷履泰往老家捎钱。雷总是热心帮忙，忠人之事。久而久之，雷履泰发现：银两在异地流动过程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生机无限的新产业。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经营也是一种商业。于是，雷履泰说服了东家李大全，在平遥城出资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并选择道光三年（1823）的正月初一这个良辰吉日开张营业。

初时，日升昌只是从同乡汇兑的银间中收取佣金，后来又扩大到吸收储银，放贷生财。日升昌的创立，不仅给中国落后的封建经济带来了新的变化，而且在管理制度上首开股份制经营的先河。李财东与雷履泰，各司其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银股与人力股相结合，分配多元化，管理科学化。正是这种生机无限的制度，造就了票号业生机无限的前景。这种经营方式，简易方便，快捷安全，风险性小，很快成为大富之家的投资热点。一度时期内，太原府许多商铺，改弦易辙，开号立票。清人徐珂统计，咸丰、光绪年间票号资产在白银三十万两至八百万两之间的，太原府榆次常家有两个，太原府祁县乔家、渠家有四个，实力最大的是太原府太谷县曹家，竟然有十二个，占了整个晋商大票号的一半。太原府成了北中国的“银窟”。

今天，晋中平原的祁县、太谷、榆次等地，清代一直属于太原府管辖。这些地方的富商曾经修建过许多豪阔的宅院，有的至今保存完好。

乔家大院最早的主人乔贵发，原来是一个落魄的庄稼汉，为了谋生，闯荡口外。由于他为人善良，吃苦耐劳，聪明过人，很快在口外站稳了脚跟，随后将挣来的大笔金银运回故乡，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宅院。保存至今的乔在中堂，历史上曾四次扩建：最早始建于乾隆二十年，同治年间第一次扩建，光绪年间第二次扩建，民国年间再次增修，前后历时160年，形成了现在小院20个、房屋300间、占地87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的巨大规模。乔在中堂，聚数城财富于一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由复盛公商号及其衍生出来的复盛全、复盛西、复盛油坊、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复盛西面铺等包头商号以及京包线上的大中城市不同类型的“复字号”，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乔贵发及其后人乔全德、乔全义、乔全美、乔映霞等，把数十个城市赚来的钱，大部分收拢到了晋中平原上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

乔氏在此大起楼院，穿堂筑池，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四合院、穿心院、偏正院、过庭院，院院相连；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顶顶凌空；木雕、石雕、砖雕、玉雕，雕艺鬼斧神工；金石、书画、玉器、精瓷、古玩件件堪为珍品。如此大富之家，掩映在乡村极不引人注目的农舍背后，既不显眼造势，又能安享富贵，遥控天下商号。如此建筑布局和艺术风格，充分展示了乔氏望族谨慎从事、大胆拓业、兴雨商界、风云天下的发展脉络。俗话说“富不过三代，清官不到头”，然而乔氏却能兴盛 200多年，繁荣七八代，这要归功于乔氏历代家长以德治世、以儒治家的思想。

他治家也非常严谨。为了防止子孙习染富家子弟的诸多不良风气，制定了六条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要求乔家在中堂的子弟严格执行。当时处于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多妻妾成群，而乔家却定了“不准纳妾”的家规，可见乔致庸治家之独特。

乔家族人众多，日常事务繁杂，雇佣有很多仆人。乔家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很尊重佣人，遇有过失，也不恶语相加，更不打骂虐待，违者会受到家规追究处罚。乔在中堂女仆都雇佣已婚妇女，不用小姑娘。乔家的小伙计来乔家后，也让他们在空余时间与少爷们共同学习，很多伙计在乔家干上几年活，还学到了很多知识，出色的还被派往包头字号当伙计。

乔致庸告诫儿孙注重勤俭节约，不能贪图享受祖辈留下的财富。他常说：“有钱不能浪费，浪费则对钱不敬，不敬则得罪钱，得罪钱则受穷。”还亲自撰写了对联，挂在内宅门上用以教育后人，内容为:“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他认为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最后才是“利”。他教育儿孙要以诚信服人，在与相与及其他店铺合作中，注重义气，不欺骗、不哄骗，不挣昧良心的钱。

他把《朱子治家格言》刻在明楼院的屏门上，作为在中堂的治家准则。在儿孙们犯错后，乔致庸会严加训教，令他们跪地背诵，直到其对所犯错误真正明白悔悟，方可离开。他经常提醒子孙要戒骄、戒贪、戒懒；做人要“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子孙的立身处事有很大影响，也使乔家商业走向辉煌。

现整理一些乔家家训，与大家共同学习：

和为贵，家睦族旺

乔致庸的堂号“在中堂”和他的名字一样，取“中庸”“执两用中”之意。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乔家以此为基，形成了“和为贵”的家风，讲究和谐、平衡。

重修德，人正事兴

乔家大院正门影壁的“百寿图”两边，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损人欲以复天理”，下联是“蓄道德而能文章”，横批“履和”。意思是当人的欲望与天理冲突时，要抑制人欲顺应天理。这正是乔家“重修德”的家风。

讲诚信，以义取利

“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经济会通守纪律，言词安定去雕镌”，这些楹联讲的都是真诚、守规，不言过其实，不急躁慌张。乔致庸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首要的是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赚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

乐读书，百年树人

“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书田历世”“百年树人”“读书滋味长”，这些楹联、匾额，折射着乔家尊师重教的家风。

乔家设私塾，让氏族子弟不分男女，不论亲疏，一律上学读书。乔家对任教的老师十分敬重，每位老师都配书童伺候，伙食与主人相同，还让老师坐上席。老师回家主人们要送到大门外，等老师上车以后才能返回。

慎俭德，勤俭持家

财富最容易产生挥霍无度、奢华糜烂、摆阔逞凶的风气，这也是家业衰败的隐患。为此，乔致庸常说：“有钱不能浪费，浪费则对钱不敬，不敬则得罪钱，得罪钱则受穷。”

善为先，无私讼公

乔致庸将“为善最乐”的匾额高悬在正房门楼上，对子孙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他把积德行善当作治家要义。为帮助乡邻，乔家常年把三头牛拴在门外，谁家要用就牵去，傍晚再送还。乡邻如有病无钱求医或者家境困难过不了年的，只要找到乔家门前，都可以得到救济。

怀天下，兴家报国

清光绪元年到三年，左宗棠率清军收复新疆，所需经费均由乔家大德恒、大德通两大票号存取汇兑。

1938年，抗日军队一个连来到乔家堡村，乔致庸的孙辈乔映奎、乔映璜，把刚买来的护院武器全部捐给抗日志士。另一孙辈乔映庚，大义凛然支持长子乔倜从军救国，为晋商乔家的德、义、忠、信、善，增添了感人的一笔。

巍峨的大院，精美的建筑，是乔家留下的物质遗产，而严格的家规、睿智的家训、垂范的家风，是乔家留下的精神财富，它们和大院一道，历经岁月的洗礼却不褪色，穿越百年的时光而更加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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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精神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商人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形式。朋合营利就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而合伙经营是一个人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合作经营，它与朋合经营不同之处是，一个财东可有许多伙计，故“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显然，伙计制比朋会制规模大，伙计制是在朋合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就其规模组织而言，在中国商业史上实无前例。不过，无论朋合或伙计制，尚是比较松散的商人群体。

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种形式是在朋合营利和伙计制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山西商人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这一地方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这种地域帮以山西商人来说，统为晋帮。但在山西内部又按省内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清季票号兴起，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

其三是以联号制和股分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从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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