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东北大地，英勇的东北人民奋起反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作为抗击侵略的先锋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英勇不屈，百折不挠，前赴后继，与日寇浴血奋战十四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涌现出众多的英雄人物，其中不仅有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热血男儿，还有赵一曼、冷云、陈玉华、张宗兰等巾帼豪杰。这些英勇的抗联女兵们，生活中有女人、妻子、母亲的情怀，战场上又如男战士一样的英勇奋战。

遗憾的是，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关于东北抗联女兵的资料留存的很少，除了人们熟悉的赵一曼和“八女投江”之外，更多的是那些没有活着看到新中国的曙光、甚至牺牲后也没有留下姓名的默默无闻的女战士。抗联女战士的后代、鹤岗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员刘颖，不忘先辈的嘱托，历时5年，足迹遍布全国，完成了《东北抗联女兵》一书，记录了124名抗联女兵的事迹。今日起，将陆续节选书中20余人的故事以飨读者，让东北抗联女兵的精神传承下去，也为了那不能忘却的纪念。

赵一曼 甘将热血沃中华

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小北门外，传来了一阵低沉沙哑的歌声，随着歌声，人们看到被敌人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的赵一曼。马车来到小北门外，赵一曼衣衫褴褛，她勉强站稳了身躯，目光坚定地对着刽子手。枪声响起，南国女儿的一腔热血喷洒在了苦难深重的东北大地上。

赵一曼和儿子的合影。

寻找光明的路上

1905年10月25日，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花场伯阳嘴村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有一个叫作李坤泰的女孩出生了。女孩字淑宁，乳名端女儿，笔名李一超，后化名赵一曼。

1923年，赵一曼通过共产党员郑佑之与团员何必辉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3月，赵一曼转为中共党员，从此，她走上革命之路。

1927年9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赵一曼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去往莫斯科的轮船上，她遇见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共产党员陈达邦。在“红莓花儿开”的国度里，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和散步，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期许，二人成为一对红色恋人。

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经党组织批准，赵一曼与陈达邦结为伉俪，不久赵一曼怀有身孕。由于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非常需要妇女干部，组织上决定让她提前回国，赵一曼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1932年春，苦难的东北在沉沉暗夜中悲愤伤痛，赵一曼这位南国女儿临危受命被派到抗日斗争的最前沿。她先到奉天（今沈阳市），后被派到哈尔滨担任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1933年10月，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4年2月26日，因叛徒告密，哈尔滨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赵一曼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党组织决定将她转移到外地工作。然而，她坚定地表示要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抗日游击区去搞武装斗争。后满洲省委研究决定，派赵一曼去往珠河县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

“红枪白马”的政治部主任

1934年7月，赵一曼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后，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后任珠河铁北区委书记。

1935年9月，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部主任。10月，赵尚志率领大部队离开珠河，去开辟新的游击区。赵一曼主任和王惠同团长则带领全团指战员坚持在珠河根据地同讨伐的日伪军周旋，以完成策应第三军大部队转移的战斗任务。11月14日，第二团五十余官兵从铁道南县委驻地返回道北，试图向延寿方向挺进和我军主力会合。部队来到道北五区春秋岭左撇子沟的安山屯，在这里被汉奸朱景才发觉，密告了驻乌吉密的日伪军。15日上午10时许，赵一曼和王惠同发现日军横山部队一部、冈田正木部队预备队一部、吉田部队一部以及珠河县伪警察大队第三中队等日伪军三百余人异动后，紧急集合抢占南山有利地形同日伪军展开激战。

战斗持续进行了六个多小时，激战中，赵一曼被敌军击中左臂，她忍着剧痛将最后一颗手榴弹投进敌群后机智地滚进草丛。

当赵一曼从山沟里清醒过来后，先后与负伤的战士老于、十六岁的妇救会员杨桂兰、交通员刘福生碰到一起。大家互相搀扶着来到侯林乡西北沟的一个窝棚里。

11月22日，汉奸廉江和米振文在侯林乡西北沟发现赵一曼和二团失散战士隐藏的窝棚，立即密告日军远间重太郎和伪警察队长张福兴。

上午9时30分，三十余名伪警察包围了小窝棚，战斗中，交通员刘福生和战士老于牺牲，赵一曼左腿被伪警察的“七九”步枪击成重伤，顿时昏死过去，铁北区宣传部长周伯学和妇救会员杨桂兰同时被俘。

甘将热血沃中华

刽子手们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轮番的使用吊拷、鞭打、竹签刺指甲、烙铁、坐老虎凳、用铁条刺她腿上的伤口、往她嘴里灌汽油和辣椒水等无所不用其极的严刑，但这一切都没能让赵一曼屈服，她怒斥敌人：“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在去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知道此行实为赴死，她向伪警察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赵一曼一生的母爱和寄托最后都凝结在这封遗书之中，她用自己的牺牲留给孩子最后一次身教，她代表了一个民族五千年永续的不屈精神。

赵一曼走了。她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她的魅力感染着后人，而她的精神与灵魂所化成的旗帜，也将永远飘扬在历史的天空。

妇女团向前进

有多少人知道，在东北抗联第五军里，也曾有过一支妇女团，在第七军、第二军也有过妇女连。东北抗联鼎盛时期女兵大约七八百人，1945年后，在苏联整训的女兵，只有三四十人回到祖国，大部分女兵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如花的青春、赤诚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奋起反抗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农会、妇女救国会、抗日救国会、儿童团、识字班等组织相继成立。黑土地上的女人们走出了篱笆小院，参加各项活动。在部队领导的支持下，从游击队时期到组建抗日联军各部队，队伍中一直有女兵，而第五军的领导对于妇女们要参军的呼声更为重视和支持，所以第五军不但有女兵，女兵队伍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1937年，第五军妇女团和军部教导团一起进行游击活动，转战于北牡丹江沿岸各地，沿完达山直到宝清、富锦、饶河等县境进行战斗。一天，我军在三道通驻扎，突然从岗上传来了枪声，透过晨雾，指战员们发现三倍于我军的日伪军正在蜂拥而上，向我军驻地发起猛攻。战斗来得突然，我军教导队和妇女团即刻投入战斗。

枪如林，弹如雨，女兵们没有人退缩，没有人胆怯，奋勇地同男战士并肩作战。她们用猛烈的火力和手榴弹打击向我军进攻的日伪军。女兵们还不停地向伪军进行战地宣传，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以此激发伪军的民族感，使他们在战斗中采取消极的态度，有力地帮助了我军。战斗中，女兵们不光是奋勇杀敌，还负责抢救伤员，把身负重伤的同志运送到隐蔽的地带。

1939年初，日寇以两个师团的兵力把抗联第五军部队截断在北牡丹江东岸的刁翎区，另一部日寇九千余人，把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及直属队三百余人，其中包括女战士四十余人包围在江西岸夹皮沟里。面对强敌，我军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与敌接触，后果很可能全军覆没；二是避免接触，寻找敌方薄弱之处，突出重围。我军选择了后者。但在方圆四百多公里的林区里，敌人的分布密如蛛网，天上有十多架飞机在巡逻、扫射、轰炸。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我军像捉迷藏一样的与敌周旋了一个月，终于突破了包围圈，突袭方正县陈家亮子敌人据守的采伐场。

关于这次突围和陈家亮子战斗，周保中将军在1959年12月6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正大雪纷飞，朔风凛冽，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到四十度之间，寒冻断指裂肤，饥饿困扰士气；行军在峭壁峻岭的深山大谷里，狂风怒吼，树木摇曳欲坠或作霹雳雷鸣声断折倒地，阻住去处；枯木冻裂作爆炸声，有如敌人骤来袭击；有时遮天蔽地的大森林静悄悄地万籁无声，走兽绝迹，这种沉寂，格外引人寒噤。我们的战士渴了，化雪为饮料，饿了，吞黄豆和粗糠充腹。就在这样难以想象，难以形容的残酷境遇里，我们的妇女同男子一块行军向前，踩出雪路，袭入陈家亮子，勇猛冲杀敌人。胜利撤退以后，又和掩护队一块据险设伏，消灭了敌人的追兵。她们的情绪始终是坚定、愉快、活泼的。她们含辛茹苦地做完自己的事，还踊跃地帮助男同志。每当情况许可时，夜晚宿营，在火堆旁边，她们低声歌唱，开辟雪场作小型舞蹈。她们的行动常常激发了男战士，鼓舞着部队的斗志。”

除了第五军妇女团的参战外，活动在南满的第二军第四师第二团也曾有过一支女兵连，这支女兵连有一百多名女战士，她们每次都和男同志一起参加战斗。在长白山八道江战役中，女兵连配合第六师作战，消灭了伪军三百多人。在抚松县的小汤河战役中，消灭了伪军一个营，缴获了七挺机枪。在安图县大沙河子战役中，女兵连配合部队，消灭了李大山的杂牌军五百多人。在老安图大酱缸战役中，女兵连配合杨靖宇带领的警卫旅，活捉日军十八人。这次战斗结束后，女兵连人员被分配到各连照顾受伤的战士，随大部队作战。

妇女团和妇女连在战斗中虽然不是主力部队，但女兵们的自觉战斗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却从来都是巾帼不让须眉。在血与火的对敌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在抗击敌寇，捍卫民族尊严的路上谱写出一曲曲悲壮的战歌。

牡丹江岸 烈女标芳

乌斯浑河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境内。“乌斯浑”是满语——凶狠的河流之意，它发源于锅盔山东侧，自林口县境东南部流向西北部，于大屯村对岸注入牡丹江。

穿越历史的烽烟，回到1938年乌斯浑河畔那个阴冷、肃杀的秋天，曾有八位女杰殉难于此。

“八女投江”烈士群雕。

西征路上

1938年初，风雪、严寒、饥饿像瘟疫一样缠绕着与日寇苦战了数年的东北抗联战士，冻饿而死的战士甚至超过了战斗减员。

西征军中有许多女同志，她们同男战士一起，跋山涉水，肩并肩地进行战斗。她们是战士，又是宣传员，还要承担着医护人员的作用。

1938年5月间，远征部队刚一集结就遭到了敌人的阻击，出发后又受到围追堵截，他们一路苦战，不久便处于“内无给养、外有追兵”的困难境地。部队且走且打，直到6月下旬才克服重重困难，到达远征集结地牡丹江下游的刁翎地区。

1938年夏，部队来到了珠河（今尚志市）楼山镇，在这里妇女团参加了攻打楼山镇的战斗。此役我军共俘敌军中队长以下六、七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近百支，弹药四万发以上，粮食和其它物资一大批。

楼山镇战斗的胜利令日寇万分惊恐，他们从哈尔滨等地调集重兵对西征的部队进行“围剿”，企图对西征军形成包围，将抗日联军消灭在西征途中。

乌斯浑河畔

为了摆脱穷追不舍的敌人，第四、第五军分兵两路继续西进。两军妇女合并起来，原属第四军的女同志并入冷云所在的第五军妇女团，随第五军一师行动。

8月，抗联西征部队抵达苇河，在活动时被日军发现，遭到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第五军第一师拼到最后只剩下一百余人。西征不成，这支队伍决定返回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寻找军部。这时原有三十余人的妇女团，只剩下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原第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战士郭桂琴、黄桂清和王惠民等八名同志。她们年龄最大的是指导员冷云二十三岁，最小的战士王惠民才十三岁。

历尽千辛万苦的妇女团八名女兵终于在1938年10月19日夜里来到乌斯浑河边。

一江秋水葬英魂

东方泛白，乌斯浑河升腾的白雾漫过山岗，队伍准备出发了，师长关书范命令会泅水的师部参谋金世峰带领八名女战士先行渡河。可当她们走到河边时，发现由于河水暴涨，原来的渡河道口已经被淹没。

金世峰参谋先下河探水，向对岸游去。他让冷云等跟在后边，可还没等冷云她们下河，岸上骤然响起了枪声。是夜里包围上来的敌人，开始向我军发起进攻。

事发突然，战士们仓促应战，抗联的部队此时处于不利位置，于是大部分战士边打边向西边的密林中撤退。

女兵们此时处在与部队分开的状态。千余名敌人的火力死死地咬住撤退的战士们，想要突围困难重重。河边的女兵们过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都不会游泳。但她们这时可以在那柳条通里隐蔽不动，待敌人追击战友远去后就有了生存的机会。

柳条通里突然射出了愤怒的子弹。原来，在此生死关头冷云果断地选择了从背后袭击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令敌人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抽出一部分兵力向她们还击，大部队乘机突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此时，天逐渐亮了起来，敌人连连用迫击炮向河边射击，柳条丛被炸，八女隐身的屏蔽物几乎被毁。敌人趁着炮火掩护发起了冲锋。他们兵分三路，形成三面包剿之势。八名抗联女战士在冷云的指挥下，一边射击，一边向敌群中投掷手榴弹。猛烈的爆炸使敌人抱头鼠窜，这次进攻被打退了。

已突围的抗联一师领导人发现八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队突围，仍据守在河边牵制敌人，于是率队折转回来，想杀开一条血路，把冷云等八名女战士接出去。但敌人用炮火死死控制住山口，接应队伍伤亡很大。八名女战士立即运用抗联传统的齐声喊话方式对着青山密林高喊：“同志们，不要管我们！保住手中枪，抗日到底！”指挥员只得忍痛下令，队伍向西山柞木岗的密林里撤去。

打退敌人的数次冲锋后，冷云转头看看战友们，见战友们都不同程度地负伤了，便架起负伤的战友，迅速地撤到河边的土坎下。八女已经站在了大河的边缘。这几名女战士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最后的时刻里，冷云和战友们互相搀扶着下到河里。

一步、两步，面对生死，她们的心里惟有赴难前的悲壮与决绝。低沉雄壮的《国际歌》响了起来，子弹从女战士的头上、身边飞过……水面上不见了八女的身影，消失了那低沉的歌声。

抗日战争中中国女性所付出的牺牲，由“八女投江”做出了最凝练的升华，八女的沉江超越了一般的牺牲，中国的历史上永远有她们的一页，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史上也是一部惊天动地的篇章。

抗联大姐 裴成春

裴大姐名叫裴成春，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她原名裴敬昌，曾化名孙明淑。

裴成春画像。

1930年，裴成春二十八岁，她冲破家庭的羁绊，带领大弟裴锡哲、二弟裴锡久、三弟裴敬天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军政干部培训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冬，在汤原中心县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三十岁的裴成春化名孙明淑，被补选为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委员。

1933年农历八月，日寇在鹤立岗七号屯这个地方，逮捕并杀害了十二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此次事件，导致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劫后余生的裴成春，手拉着烈士金成刚的遗孤、年仅十五岁的李在德上了山，从此走上了武装抗日之路。

1934年2月9日，裴成春在汤原县游击总队队长戴鸿宾同志的带领下，在鸭蛋河（今萝北凤翔）区委书记李凤林的配合下，智缴了鸭蛋河区伪自卫团的枪械，从此壮大了汤原游击队。这支队伍亦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暨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前身。

1934年夏，裴成春受命组建汤原游击队被服厂，任厂长、党支部书记。厂址选在老白山，也称岔巴旗河沟里或汤东密营。1936年初，裴成春被任命为第六军被服厂厂长。同年春末，被服厂搬迁到汤原县（现属依兰县）帽儿山四块石，裴成春继续任厂长、党支部书记。

东北抗联第六军被服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裴大姐起到了重要作用。她总是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战友们常常回忆起她的点点滴滴。说起裴大姐，当年才十二岁的李小凤（李敏）说：“裴大姐大我二十来岁，我叫她妈妈也不为过。”最让小凤佩服的事情是在建立被服厂时，裴大姐和李在德两人带领大家拉锯放树，她们的动作是那样的协调和熟练，你一下我一下，拉来拉去，不一会儿工夫一棵挺拔的大树就被放倒，那震撼山岳的倒树声，惊得小凤目瞪口呆。

在裴成春的带领下，同志们都加入到伐木、建房的行列里。一天，战士李小凤和穆书勤在工地上休息时，她俩到树林深处去解手。突然，她们听到了奇怪而可怕的声音！啊！抬头一看，是一群黑色的野猪！两个小姑娘扯开嗓子呼喊着没命地跑，“叭、叭！”清脆的枪声突然爆响，小凤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待她翻身坐起来时，野猪已不见，一颗惊恐的心还在怦怦乱跳。醒过神来时，小凤才明白，是裴厂长和李在德开枪赶跑了野猪群，还打中了其中的两口猪。被打中的两口野猪好大啊！被服厂的同志们自己留了一头，把另一头送给了前哨卡部队。前哨卡的男同志们乐得不得了，已经好久没有闻到荤腥味了。好长一段时间，每遇上吃野味的机会，战士们总爱谈起那段故事。

第六军被服厂的李桂兰在回忆裴大姐时说：1937年冬，被服厂接到命令临时改为后方医院，二十多名伤员送来了，工房顿时变成了病房，全厂人员都成了护理员。被服厂的全体人员背着伤员开了一个会，会上决定，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伤员，自己上山去剥树皮，挖野菜根回来充饥。伤员们看到被服厂的同志吃草根树皮，心里都过意不去，非要和她们吃一样的。做好的饭菜被服厂的人不吃，他们也不吃。这个时候，裴大姐就像哄小孩一样跟他们说：“你们负伤了，药又没有了，要再不吃点粮食，过不去这一冬咋办啊？咱被服厂的人身体棒，以前也经常吃草根，吃树皮，大家一定要听话，为了革命，为了抗日，你们要养好身体。”伤员们捧着饭碗，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碗里。

1938年11月23日，徐光海和裴成春在率队转移途中，因叛徒陈传和透露消息，与伪军三十五团在张家窑附近发生激战，突围时裴成春为掩护战友，英勇阻敌，在弹尽援绝时被机枪击中。这个像大姐和妈妈一样的女兵，把一腔热血洒在了苍茫的雪山，那一年她三十六岁。

裴成春生前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但战友们对她的记忆却最为深刻，这位一生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却把母爱的温暖无私地奉献给身边的战友，她集母亲、大姐于一身，用一点一滴的爱诠释了什么是伟大。在她的带领下，参加革命的三个弟弟裴锡哲、裴锡久、裴敬天也都先后战死在抗日疆场上，可谓满门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