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读《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凤凰出版社,李慈铭著,张寅彭,周容编校,2010年4月第1版)，越縵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五日读牧斋《有学集》云：“是集虽奉明旨严禁，而自来推为文章大家，故藏之者甚多，都下八旗贵官世家，每乐道其书，共相珍秘。”是月二十三日阅屈翁山《道援堂集》云:“是集至今亦多奉为枕秘，几于《初学》、《有学》二集等……余自童时，每见一都之市，皆卖其书。十家之塾，必有其书，盖东南间传诵已久，朝廷之功令不能胜也。”

由此可见，钱牧斋的著作虽然屡遭禁毁，却风行不衰，连“八旗贵官世家”都乐道﹑枕秘其书，顾不上里面的“攻讦本朝之语”了。李越缦虽然鄙夷钱之为人，认为其“一生首鼠，晚益决裂…..今阅是集，其蒙面丧心﹑鬼蜮万状，有真出情理外者。”却不得不推为文章大家。庞石帚先生《养晴室笔记》“钱牧斋”条转引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近人孟心史（森）亦谓：“闻故都老辈言，承平时士大夫有不传之秘二事：于宋则王荆公，于清则钱牧斋，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口不敢道。”（见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序》）可见清人既鄙夷其人，又极重其诗文。牧斋明季名士，东林巨魁，主持坛坫数十年，诗文理论建镳一代，郑方坤云：“本朝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国朝名家诗钞小传》）。而其于出处之际，不善保持，丧志降清，以致身名瓦裂，后世多以舞文无行之猖披才人目之。清季李岳瑞说：“其《哭忠宣诗》一百韵，清词悱恻，接武少陵，取其诗而掩其名，谁复知为黼冔殷士之言也哉？”道德文章不相符，后人是且恨且爱了。:

暴鸿昌《 钱牧斋降清考辨》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钱牧斋虽然有降清污点，然于清初声誉未减，甚至“晚年名益高﹑望亦重”，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如归庄﹑黄宗羲对其犹能抱同情之理解。当时的一些反清志士和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志士，认为钱仍是一个可信赖的人物。而钱谦益的声誉之所以败坏，以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上谕为分界线，这道上谕曰：“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留传！必当早为销毁。”语气直如詈骂，可见乾隆是想当激动，如此气愤恐怕是钱身为本朝臣仆却“诋谤本朝”，大逆无道。后来清廷修《贰臣传》，列钱谦益于乙编，乾隆发的一道上谕云：“至钱谦益之自诩清流，腼颜降附……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犹假语言文字，以图自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魄，一褒一贬，衮钺昭然。”时隔数年，犹如此耿耿于怀，可见钱诗文必触到乾隆忌处，才如此痛加丑诋。此后，乾隆对钱谦益的评价遂成定评，后世多沿袭此论评价钱谦益。例如道咸之际的史学家徐鼒在其《小腆纪年》卷六云：“谦益负文章重望，羽翼东林，主持坛坫；百年后，文人犹艳称之。论者徒诮其不死国难，而余事无述焉。而不知其名辱身危者，非一日之积矣。献台之媚，瓦砾盈舟；同乘之羞，招摇过市。身死未寒，破巢毁卵。夫岂无罪而获斯报于宗族乡党也！纯庙之谕曰：‘谦益一有才无行之人’。真万世斧钺之公哉！”《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云：“蒙叟诗用事警切，善于言情。使其死于甲申以前，后人当与东坡一例视之。此真谓“名德不昌，乃有期颐之寿”者。”此后王国维的《东山杂记》卷二亦云：“其为众恶所归，又遭文字之禁，乃出于人心之公，非一朝之私见。”钱谦益一生最大的污点是降清，入清后所做诗文集却“其于国朝年号﹑国号﹑列圣庙号，皆无一字及之。”集中对清朝指斥之词，触目皆是，例如称清为“敌”,“贼”,“寇”,“虏”。其立场，不言而喻。既荣膺新朝，却以遗老自居，进退无据。又与海上交通，谋事复明，怪不得乾隆忌之刺骨了。

和钱谦益同时代的吴梅村，虽然入清后做过国子监祭酒，后世对其却多恕词。例如梅村一阕据说是绝笔词的《贺新郎》，陈廷焯云：“《贺新郎》一篇，梅村绝笔也。悲感万端，自怨自艾。千载下读其词，思其人，悲其遇，固与牧斋不同，亦与芝麓辈有别。”李越缦日记亦云：“梅村出处之际，固尚可原，比之钱蒙叟，殆不可同年而语。”四库全书集部收录清一代作者采择极严，梅村身仕两朝诗集却冠冕居首。盖梅村性格怯懦，出仕新朝非其本意，以后的岁月中内心的良知不断拷问其灵魂，种种反映在诗词中。这种真诚的深哀巨恸，更容易为人们理解同情。为诗沉博绝丽，却归于温柔敦厚，无怨怼新朝之词，特遗民之思耳，不同于牧斋痛诋新朝，所以乾隆夸他的诗：“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忧思杜陵愁。”至于钱牧斋，乾隆御制诗骂其“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对此越缦在日记里欢呼“大哉王言，诛伐至当！”方浚师《蕉轩随录 》对乾隆此诗亦云：“大哉王言！足以鉴小人之肺腑矣。“牧斋降清后欲修明史之举也成了越縵讥抨的对象，牧斋国亡以元遗山﹑危太朴自任，欲纂修国史，共成贰百伍拾卷。甫毕，越后日，即毁于绛云楼大火，只字无存。此老降志辱身，以名山藏事业为重，晚遭此厄，推其志，亦可哀矣。邹漪《启祯野乘》序言黄石斋临致命时，谓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而越缦日记对此评之“以负罪苟生，声名瓦裂之日，犹强颜腾口，自附名贤，可谓无羞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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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能为牧斋鸣不平者，惟章太炎《检论》谓其：“宗国之思，不尽诡伪。“又云：”钱谦益与冯铨，其二心一也。一思明，一亡明，则恶名归于思明者。“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于牧斋出处之际，亦有微意寓焉。降清成了牧斋一生最大的污点，晚年又触清廷之忌，身败名隳，“形太卑微诗太俊”（郁达夫诗），形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固其性格使然，首鼠两端。而乾隆站在异族统治之立场，对其极力诋毁，造成了牧斋记丑言伪的形象一直延续至后世。后人不加察之，犹以封建皇帝观点看待钱牧斋，吠影随之，亦可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