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历史正义与人性觉醒的突围

《面具》 王小枪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面具》

王小枪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面具》,原著小说也踩着热度同步出版。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参与社会现实的方式,愈来愈依赖于跨媒介的融合,换句话说,中国当代文学找寻存在感的方式,已然离不开影视的改编及新媒体的传播。我们看到,新世纪文学带来的第一轮冲击波即是如此——如若没有电视剧《暗算》和电影《风声》的热播热映,麦家的谍战系列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能否取得今天的成绩,还真不好说。

就此而言,王小枪的长篇小说《面具》,实际上是处在了新世纪初谍战文学热的延长线上,而小说和电视剧的几乎同步问世,则再次展示了谍战题材的经十年而不衰。

所谓“谍战小说”,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创作面向,“谍战”标签本身也有利于小说的阅读和传播;但这种类型化的文学标签,仍然是不经意间将此类小说打入了文学史另册。

如果抛开文学史的偏见和类型化的框定,将《面具》以及麦家以来的所有谍战小说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语境中,我们便会发现,它们或可算作新世纪的“革命历史小说”,至少也能称之为“地下革命历史小说”——此类小说揭示的是革命历史不为人知的一面。尽管我们知道,当代文学史意义的“革命历史小说”,代表作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相对于此类主流革命历史小说的,后来的当代革命题材小说(包括谍战)更像是支流。其实,新世纪革命历史小说,或地下革命历史小说,并不是为攀附历史命名,或强行拉郎配,在此类小说中我们看到,红色革命精神和浩然正气,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传承和发扬。

王小枪的《面具》主人公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尉李春秋,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国民党溃败大陆之际的冰城哈尔滨。小说一开篇便以一场悬念迭生的凶杀案,将读者带入鬼魅的历史现场:躺椅上斑驳的血迹、惨不忍睹的尸首、训练有素的法医、被处理过的作案现场……我们看到,谍战小说的多数元素,在小说开篇就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

就谍战小说的一般套路而言,《面具》的精彩并不在于以险取胜或以狠示人,甚至也不是对主人公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面具》不同于其它谍战小说的地方在于,它以精妙的笔法在历史正义和人性觉醒之间实现了人的生存困境突围,并以现实映照历史的方式,在谍战外衣之下裸露出中年危机的果核。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李春秋的犹疑和挣扎,来自于组织任务命令和家庭亲情的激烈冲突,三尺男儿的铁血柔情,一次次遭遇人性的拷问,而在警备区内部的长期潜伏,则让他亲眼目睹了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政治使命和利益诉求。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李春秋戴着不同的面具,而在不同的身份角色切换中,他始终保持有一颗未泯的良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主人公对人性善始终如一的坚执,才使得他在极端的生存处境中,最终走向人性的觉醒。

谍战小说的可读好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节安排和环境设置,而在更深的心理依据层次上,是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天性。悬疑或推理在文学中的运用,究竟是展演人性丰富和可能的一种手段,还是本身就是最终诉求和目的,正是区分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的一块试金石。悬疑推理元素的引入,能在一定程度丰富故事的可读性,满足读者的好奇天性。但是,严肃文学并不是目的性地去迎合读者的某种单一的天性,更重要的在于展示正义的历史价值观和向善的人性姿态。就此,类型文学的“原罪”浮出水面:所谓文学的“类型化”能指,事实上是把某一单向度的人性需求给欲望化了。

而王小枪的《面具》成功摆脱了传统谍战小说的窠臼——它并不只是为满足读者的某种欲望化阅读预期而提供曲折离奇的惊险故事,在小说技艺的层面,作者做出了有益同时也是有效的尝试。正是因为有历史正义的价值观作为奠基,有人性觉醒的目的诉求作为叙事取向,《面具》才有可能超越一般的谍战故事而称得上是优秀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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