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有清一代，从外国人踏入中国那一刻起，就面临一个礼仪的问题。中国要求，面见皇帝必须三跪九叩，以示臣服。外国人则非常难以接受，因为无法体现平等。这种文化矛盾，到了晚清时，随着中外的频繁交流而集中爆发。例如书信沟通，中外双方竟然争吵了几十年。

书信沟通，是晚清时期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书信沟通避免了见面的尴尬，双方你来我往，你写一封给我，我回一封给你，有啥问题都可以在不断的书信来往中解决。但看似简单的事情，存在着很多文化差异。如果双方都是中国人，文化背景相同，则不存在这个麻烦。中外文化差异巨大，由此引发的矛盾比比皆是。

清政府官员接见英国代表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围绕书信沟通的投递程序、书写格式、称谓用语、外交措词等问题，中英双方就没少争吵。比如关于书信投递程序，鸦片战争前，最早中方规定，洋人书信一律投递到澳门海防部门，由澳门海防根据收信人进行再次分拣、转投其他相关部门。但慢慢这个制度就产生了问题，因为洋人到中国，大都以广州作为活动据点。如果广州的洋人要致信广州官府，书信先要从广州送到澳门，然后，澳门再转到广州。如此一来，太麻烦、太折腾，还耽误事。经过洋人的不断抗议，此制度被废除，特别准许广州的洋人在广州投递书信。

这种制度背后就是清廷的天朝思维在作祟。老子天下第一，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小国，都是我的藩属国。藩属国不能直接给宗主国的官府写信，由此才能体现我们大天朝的优越。

在这种思维下，中方还规定，洋人写信给中国官府，必须在信封上写有“禀”字，以示下级对上级的尊重。而中国官府回信，也必须在信封中写有“谕”字，有上级指示、批示的含义。不仅如此，洋人的信不能封口，先交于行商，然后通过行商进行转交。中方的回信，也是通过行商转交。虽然少了澳门的中转，但又有了行商的转交，洋人们还是很郁闷，他们要的是平等。为此，也曾提出抗议，但抗议无效，必须遵守。

英军头目义律在与邓廷桢的书信沟通中，最初也是这样。1834年，义律刚到中国不久，因为阿柔号事件，有12名英国人被中方扣押。英方想直接投书两广总督邓廷桢，义律身穿海军军装，与阿柔号船长、翻译等一行人直接直奔广州城。在城门口，义律等人遭到守城官兵的阻止，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官兵粗暴地将义律推倒在地。

没办法，义律只能遵守中方的规矩。但他总想要改变这种不平等，于是在书信中不断试探中方的底线。比如，他在称呼自己时，用了一个新词——“远职”。邓廷桢虽然不太懂，但感觉说得过去，便没有计较。后来，义律又把信封上的“禀”字改成了“谨呈”，甚至逐渐在信件中还出现了“贵国”、“两国之间”的用词。这次触犯了大忌，邓廷桢很生气，将信件原路退回。他立即召集行商，训斥他们审查不力，如下次再敢违犯，定将严惩。

英国首相巴麦尊也曾过问中英双方的书信沟通问题，对中方的做法也非常不满。一是不能使用“禀”字，二是信件不能由行商转交。为体现大英帝国的尊严，巴麦尊希望义律行事，但义律说，暂时改变不了。

当东印度公司的3艘英军军舰停泊在广州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双方在书信沟通上有点剑拔弩张。对于英方的来信，没有“禀”字的，不是行商转交的，邓廷桢一概拒收。英方这边，凡是看到“谕”字的来信，义律也统统退回，一概不看。英军军舰总司令马他仑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致信邓廷桢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信件中第一次出现了“照会”一词。结果，邓廷桢拒收，关天培解释拒收原因，但他这次没敢用“谕”字，而是首次使用“告知”一词。中方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经过沟通，义律与邓廷桢的书信交流不再需要行商转交，义律为此很是得意，认为这是英国外交的进步。

可以说，中方的这些书信制度背后都是傲慢的原因。中方最喜欢称呼洋人为“夷”，就是围绕这个“夷”字，双方也争吵不断。最早的时候，中方在书信中，把所有外国人的名字、国名全部都加了一个“口”字旁，意思就是，洋人还未开化，还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夷人，最早就是“咦人”，由于过于麻烦，这种方法慢慢被废弃，“夷”字大行其道。结果，在英国人中，有一位“中国通”，他对这个字提出了质疑。这个人就是胡夏米。

胡夏米是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一位高级职员。1932年，他的商船到了上海，致信苏松太道道台吴其泰。吴其泰回信称他们为“夷船”，胡夏米不满。吴其泰解释，“夷”在中国仅代表方位，比如东夷。胡夏米再次反驳，英国在西方，不应称为东夷，同时还引出了苏东坡关于“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的说法，抗议中方把英国当禽兽。吴其泰顿时改了口，将“夷”改为“英商”。

其实这个“夷”字早已经把外国人耍了很多年，开始他们并不懂什么意思，以为就是外国人、陌生人的意思，但后来慢慢发现，竟然是野蛮人的意思。这才引起了外国人愤怒。愤怒的还不止是这一个字，关键是信件中的语气与态度。比如信件中的常用词，经常是“四夷宾服”、“西洋鬼子”等字眼。

英国人追求平等，对此最为敏感，毕竟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无法容忍中国如此侮辱。鸦片爆发初期，英军军舰云集珠江口，态度开始强硬，义律致信林则徐，使用“致贵宪函”一词。中方大为不满，将信退还，同时在信封上又写上了一个大大的“谕”字。

随着鸦片战争的不断失利，中方的态度大转，书信中的傲慢用词逐渐减少。英军打到宁波，中方开始称呼英方为“贵国”。英军打到天津，中方称呼英方“贵国”、“贵国国王”、“贵统帅”，并使用“咨会”、“照会”等体现平等的用词。

但敏感的英国人发现，在书信还会见到诸如“恭顺之情”、“恳乞皇恩”一类的用词。英国政府无法容忍中方的傲慢，多次提出抗议。

鸦片战争被狠揍，清政府灰土头脸签订《南京条约》。包括书信沟通的一些不平等制度大都被废除，中英公开的文书交流已经禁止使用“夷”字。但清政府仍然不服气，各种“夷”字仍出现在内部公文中。英国人憋了一肚子火，终于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时提出要求，禁止中方在各种内外公文称呼英国与英国人为“夷”。被揍了两次，清政府彻底怂了，再也不敢称呼英国为“夷”了。

从中英双方书信沟通的不平等可以看出，清政府傲慢的背后，更多的是无知。不懂国际形势，不懂外交规则，一味的自大、自负。最后在人家的铁拳下，不得不屈服。真是不打不长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