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期间, 中英书信沟通有哪些争吵?

文|陈卿美

有清一代,从外国人踏入中国那一刻起,就面临一个礼仪的问题。中国要求,面见皇帝必须三跪九叩,以示臣服。外国人则非常难以接受,因为无法体现平等。这种文化矛盾,到了晚清时,随着中外的频繁交流而集中爆发。例如书信沟通,中外双方竟然争吵了几十年。

书信沟通,是晚清时期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书信沟通避免了见面的尴尬,双方你来我往,你写一封给我,我回一封给你,有啥问题都可以在不断的书信来往中解决。但看似简单的事情,存在着很多文化差异。如果双方都是中国人,文化背景相同,则不存在这个麻烦。中外文化差异巨大,由此引发的矛盾比比皆是。

清政府官员接见英国代表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围绕书信沟通的投递程序、书写格式、称谓用语、外交措词等问题,中英双方就没少争吵。比如关于书信投递程序,鸦片战争前,最早中方规定,洋人书信一律投递到澳门海防部门,由澳门海防根据收信人进行再次分拣、转投其他相关部门。但慢慢这个制度就产生了问题,因为洋人到中国,大都以广州作为活动据点。如果广州的洋人要致信广州官府,书信先要从广州送到澳门,然后,澳门再转到广州。如此一来,太麻烦、太折腾,还耽误事。经过洋人的不断抗议,此制度被废除,特别准许广州的洋人在广州投递书信。

这种制度背后就是清廷的天朝思维在作祟。老子天下第一,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小国,都是我的藩属国。藩属国不能直接给宗主国的官府写信,由此才能体现我们大天朝的优越。

在这种思维下,中方还规定,洋人写信给中国官府,必须在信封上写有“禀”字,以示下级对上级的尊重。而中国官府回信,也必须在信封中写有“谕”字,有上级指示、批示的含义。不仅如此,洋人的信不能封口,先交于行商,然后通过行商进行转交。中方的回信,也是通过行商转交。虽然少了澳门的中转,但又有了行商的转交,洋人们还是很郁闷,他们要的是平等。为此,也曾提出抗议,但抗议无效,必须遵守。

英军头目义律在与邓廷桢的书信沟通中,最初也是这样。1834年,义律刚到中国不久,因为阿柔号事件,有12名英国人被中方扣押。英方想直接投书两广总督邓廷桢,义律身穿海军军装,与阿柔号船长、翻译等一行人直接直奔广州城。在城门口,义律等人遭到守城官兵的阻止,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官兵粗暴地将义律推倒在地。

没办法,义律只能遵守中方的规矩。但他总想要改变这种不平等,于是在书信中不断试探中方的底线。比如,他在称呼自己时,用了一个新词——“远职”。邓廷桢虽然不太懂,但感觉说得过去,便没有计较。后来,义律又把信封上的“禀”字改成了“谨呈”,甚至逐渐在信件中还出现了“贵国”、“两国之间”的用词。这次触犯了大忌,邓廷桢很生气,将信件原路退回。他立即召集行商,训斥他们审查不力,如下次再敢违犯,定将严惩。

英国首相巴麦尊也曾过问中英双方的书信沟通问题,对中方的做法也非常不满。一是不能使用“禀”字,二是信件不能由行商转交。为体现大英帝国的尊严,巴麦尊希望义律行事,但义律说,暂时改变不了。

当东印度公司的3艘英军军舰停泊在广州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双方在书信沟通上有点剑拔弩张。对于英方的来信,没有“禀”字的,不是行商转交的,邓廷桢一概拒收。英方这边,凡是看到“谕”字的来信,义律也统统退回,一概不看。英军军舰总司令马他仑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致信邓廷桢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信件中第一次出现了“照会”一词。结果,邓廷桢拒收,关天培解释拒收原因,但他这次没敢用“谕”字,而是首次使用“告知”一词。中方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经过沟通,义律与邓廷桢的书信交流不再需要行商转交,义律为此很是得意,认为这是英国外交的进步。

可以说,中方的这些书信制度背后都是傲慢的原因。中方最喜欢称呼洋人为“夷”,就是围绕这个“夷”字,双方也争吵不断。最早的时候,中方在书信中,把所有外国人的名字、国名全部都加了一个“口”字旁,意思就是,洋人还未开化,还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夷人,最早就是“咦人”,由于过于麻烦,这种方法慢慢被废弃,“夷”字大行其道。结果,在英国人中,有一位“中国通”,他对这个字提出了质疑。这个人就是胡夏米。

胡夏米是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一位高级职员。1932年,他的商船到了上海,致信苏松太道道台吴其泰。吴其泰回信称他们为“夷船”,胡夏米不满。吴其泰解释,“夷”在中国仅代表方位,比如东夷。胡夏米再次反驳,英国在西方,不应称为东夷,同时还引出了苏东坡关于“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的说法,抗议中方把英国当禽兽。吴其泰顿时改了口,将“夷”改为“英商”。

其实这个“夷”字早已经把外国人耍了很多年,开始他们并不懂什么意思,以为就是外国人、陌生人的意思,但后来慢慢发现,竟然是野蛮人的意思。这才引起了外国人愤怒。愤怒的还不止是这一个字,关键是信件中的语气与态度。比如信件中的常用词,经常是“四夷宾服”、“西洋鬼子”等字眼。

英国人追求平等,对此最为敏感,毕竟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无法容忍中国如此侮辱。鸦片爆发初期,英军军舰云集珠江口,态度开始强硬,义律致信林则徐,使用“致贵宪函”一词。中方大为不满,将信退还,同时在信封上又写上了一个大大的“谕”字。

随着鸦片战争的不断失利,中方的态度大转,书信中的傲慢用词逐渐减少。英军打到宁波,中方开始称呼英方为“贵国”。英军打到天津,中方称呼英方“贵国”、“贵国国王”、“贵统帅”,并使用“咨会”、“照会”等体现平等的用词。

但敏感的英国人发现,在书信还会见到诸如“恭顺之情”、“恳乞皇恩”一类的用词。英国政府无法容忍中方的傲慢,多次提出抗议。

鸦片战争被狠揍,清政府灰土头脸签订《南京条约》。包括书信沟通的一些不平等制度大都被废除,中英公开的文书交流已经禁止使用“夷”字。但清政府仍然不服气,各种“夷”字仍出现在内部公文中。英国人憋了一肚子火,终于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时提出要求,禁止中方在各种内外公文称呼英国与英国人为“夷”。被揍了两次,清政府彻底怂了,再也不敢称呼英国为“夷”了。

从中英双方书信沟通的不平等可以看出,清政府傲慢的背后,更多的是无知。不懂国际形势,不懂外交规则,一味的自大、自负。最后在人家的铁拳下,不得不屈服。真是不打不长记性。

发表评论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相关文章

推荐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