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后，满清引以为傲的八旗劲旅已经不堪一击，一败再败。无奈之下。康熙开始启用绿营兵进行平乱。结果“三藩之乱”平定后由于一些原因，绿营兵发生了兵变，八旗的部队就对武昌的绿营搞了个偷袭。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逢龙率绿营兵在武昌造反，荆州将军噶尔汉及接任者巴珲岱奉命指挥八旗军平叛，于是就出现了“八旗军偷袭绿营”的奇特一幕。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爆发，为尽快平叛清廷先后投入40余万兵力，耗费军饷数千万银两，到8年后战争结束时国家和社会已陷入“士卒疲于荷戈，民生困于转运”的艰难境地。这种情况下，康熙开始大刀阔斧地裁减军队、节省饷银，他这样做肯定没错，但因地方官府对裁汰兵丁安置不当，结果引发了武昌兵变。

三藩之乱时湖广地区一直是清军重要前沿阵地，驻守当地的湖广总督蔡毓荣统领麾下5000直属部队（绿营兵）攻湖南、收贵州、征云南，立下汗马功劳，连康熙帝闻讯都称赞蔡部官兵“甚为强壮”。可好景不长，后来蔡毓荣官场失意锒铛入狱，他手下5000精兵也被裁撤得只剩2000人，转归新任湖广总督徐国相统领。

谁料事情很快又发生突变——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徐国相也因包庇同僚被革职，更糟糕的是康熙感觉2任湖广总督连续出事，遂以“此总督之缺无用”下令废掉这个职位，却忽视了应该妥善安置隶属于前者的2000名亲兵，再加上当时湖广官场因总督、巡抚都被革职而乱作一团，导致裁撤军队的工作很快演化成一场兵变。

由于湖广官员武断行事停掉了官兵粮饷，立即引发2000名士卒严重不满，后者起初还比较守规矩，只是反复恳请官府发放被截留的5000两军饷和1000石口粮，应该说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过分，却屡遭前者拒绝，还有的湖广官员火上浇油地吓唬官兵“再敢违法聚众闹事，就派衙役把罪魁祸首抓起来”，这下可彻底惹恼了这帮身经百战的绿营精锐。

康熙

五月二十二日，走投无路的督标绿营兵推举素得人心的低级武官夏逢龙为盟主，由前者率领数百人冲入巡抚衙门，搭弓放箭射伤襄阳总兵许盛，逼死新任巡抚柯永升，把巡抚关防大印都抢走了。之后，夏逢龙自立为“代天行道总统兵马大元帅”，以僧人大元为军师，起事绿营兵都剪掉辫子作为己方标识，而且全军旗帜、甲胄皆白，声称要给老上级、老领导蔡毓荣复仇。

五月二十三日，夏逢龙叛军控制了武昌全城，他下令关闭城门，派兵分守街巷并夺取库藏金银、释放囚犯，还设立了简化的行政机构。占领省城后，夏逢龙马不停蹄，率部接连攻克咸宁、嘉鱼、蒲圻、汉阳等周边各县，队伍很快壮大到数万之众。

六月初，夏逢龙又兵分两路进攻黄州、德安，准备长驱直入夺取荆州、襄阳，控制长江上游各战略要地。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夏逢龙叛军遇上了荆州八旗军的强力阻击。

那么，当时驻扎荆州的八旗军有多少人马呢？史载，最早迁至荆州城的满蒙官兵只有3500余人（另有家属1万多人），此后驻军兵力逐年缓慢增长，在夏逢龙叛乱时荆州八旗估计有4000人左右。

别看兵力不算雄厚，但荆州八旗军却是清廷部署在整个南方地区的6大心腹主力之一（另外5支八旗军分别驻扎在杭州、成都、南京、广州和福州），是清廷扼控长江中游、虎视川粤两湖的重要安全支柱。

吴三桂

虽然入关后战斗力有所下滑，但应该讲康熙年间荆州八旗军的综合表现还算不错。康熙十八年（1679年）吴三桂率兵攻至岳阳，康熙帝急令3000八旗军赶往荆州镇守，使得叛军“望江兴叹”直到3年后覆灭也“没敢越雷池一步”，可见当时八旗铁骑的骁勇善战给明末降将出身的吴三桂及其部属的心理阴影是很大的。

三藩之乱平息后，康熙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式设立荆州将军，八旗军长驻荆州的制度也由此肇始。清朝统治者的想法是通过此举“防范未然”，却没想到荆州八旗刚驻防5年就发生了夏逢龙兵变。

史载，时任荆州将军噶尔汉（正红旗人、从一品）得知叛军已达到安陆、应城，对荆襄构成直接威胁，遂率兵阻击。别看噶尔汉麾下荆州八旗兵力不及对手，却很快将进犯安陆的叛军打退，随后噶尔汉又指挥部队至应城抗击夏逢龙，再次获得胜利。荆州八旗军与湖广提督徐治都所部及应城守军内外夹攻，重创夏逢龙所率万余叛军主力。

以此战为转折点，1个多月后夏逢龙就兵败身死，历时两个月的武昌兵变被平息。夏逢龙叛乱在康熙年间可谓震惊中外，相关消息甚至传到了当时的日本。不过，由于噶尔汉后来因“战船未备，粮饷不敷”，错过了获得收复武昌、剿灭叛军第一号大功的良机，噶尔汉本人挨了严厉处分，也使得荆州八旗的战绩鲜为人知，反倒是奉旨平叛的振武将军瓦岱、南阳总兵史孔华、湖广提督徐治都的功劳和事迹被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