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来到江西弋阳出差，参观清湖高台山汪家村汪东兴将军的故里。站在故里，看到那片竹林、那池塘水、那颗老槐，非常的秀美，汪家的老宅，已完成居住的使命，一年一次的修缮，续传了它智者般的告诫：我们前辈们的足迹，后辈一定不能忘却。

汪东兴1916年1月出生于这个村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方志敏创建的红十军的一名普通战士，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一方面军历任排长、政治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特派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

汪东兴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领导人的警卫，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

汪东兴老家这个村子并不大，只有一、二十户人家，汪东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虽然已经当上将军，但他的父母仍然还在家乡参加劳动，他父亲也同社员们一道出工，母亲在家养猪养鸡种菜。

他的家里，一栋农村极为普通的木头框架的瓦房，并不多的几件家具、农具与别的农民家里的没有什么区别。他父母晚年过的就是极为普通的农民的生活，据村里人介绍，汪东兴曾接父母到北京住过，但他们说还是在家乡好，汪东兴就依了父母，让他们回到家乡生活。

解放后，汪东兴曾回家过几次，有一次回到家乡，晚上看见路上有许多灯光，他问是干什么，人们告诉他，是公社组织民兵修路，加夜班修路，公社干部说，汪东兴同志要回家乡了，家乡的路不好，坑坑洼洼，叫他们突击修一修，让领导艺术的车子更好通行。

汪东兴听后，有些生气地说：“你们修路，我不反对，路是应该经常修一修；但不要为了我而加晚班修路，叫他们都回家休息，这段时间农忙，田里的农活更要紧，等忙完了农活，你们再好好修路。”他非常反对这种以个人的名义来搞突击的事件。特别给随行的人员说，不要搞特权！

汪东兴晚年离休之后，逐渐淡出政坛，心情旷达淡定，潜心读书，谢绝诸多活动，深居简出不会生客，他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颐养天年。但依然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事业，特别是关心家乡有编史修志工作，对父老乡亲们很热情，一看到家乡的材料，都是带起老花眼镜，认真审阅的各种文字图片稿，一笔一笔地按要求写文字材料，一丝不苟地把关，对家乡从事编史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

晚年，汪东兴最热心接待的是老家来的父老乡亲，有一次亲友带了一罐豆腐乳给他，99岁高龄的他，当着客人的面就将豆腐乳罐的盖子打开，深情地闻着豆腐乳的香味，笑得很甜，他从这里闻到了家乡的味道。老人的这个举动，让家乡的人非常感动；这深情的一闻中，体现了他对家乡的无限热爱和思念。

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今天，汪东兴老家门前屋后静悄悄的水杉树、钟情的中华沙秋鸭、嬉戏打闹的大白鹅，构筑一副风水宝地，美得让人窒息。将军门口的那条路，也这几年全部新修成了宽敞的水泥跟，再也不要突击修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