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1633）， 字子先，号元扈，谥文定，上海徐家汇（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明末著名的科学家，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可谓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和启蒙大师。他为当时的国人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介绍了地球的经度和纬度的概念，还为中国天文界引进星学的概念。他编修的《崇祯历书》，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历法基础。他写的《农政全书》更是我国科学划时代的著作。

徐光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在融会贯通中西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套具有近代科学倾向的思想体系，他能认识到并强调科学发展中最主要的环节-“度数之学”的作用和地位。他深刻地提出科学必须是其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数学，“渐次推广”就会“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他把数学化置之于首要的地位，从而独立地在中国摸索到了近代科学的边缘。近代科学家伽利略说：“自然这部大书是用几何学的语言写就的。”近代科学走的就是一条“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道路。徐光启的思想可以说是直叩近代科学的大门。可悲的是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并没有使中国走上近代科学的大道。而与他同时代的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的思想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徐光启的思想犹如昙花一现，从此光沉响绝。

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提出了个问题，古代文明一直领先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形成近代科学技术？这就是困扰了学术界几十年的李约瑟难题。徐光启和他的时代可以说是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大陆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如火如荼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活动砸烂了封建思想和宗教的枷锁，发现了人的价值，张扬了人文主义的思想，打破中世纪的愚昧后，才开辟了近代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也是中西方发展的分水岭，欧洲用科学的思想从愚昧的中世纪脱颖而出，进入了高歌猛进的工业文明时代。而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战乱、动荡，在崇古复古的思维中不觉。明末清初随然也出现了一批质疑封建思想的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和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一同在那个时代辉映，但是思想的光芒却没有深入到时代的内涵之中，随着清朝的统一，封建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文字狱，人们只好在故纸堆中寻找安慰。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相对于中国而言，十五、十六世纪，是产生了巨人不需要巨人的时代。

杨振宁在一次讲演中说，徐光启最早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编译〈几何原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第一次把推演规律化，其影响直到牛顿的科学思想的形成。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牛顿还没有出世，徐光启的翻译本存世近三百年，在中国却没有太大的影响。清初的李子金曾这样描述京城里那些博学多才的人对〈几何原本〉的态度，“无不望之而反走，否则掩卷而不谈，或谈之也茫然不得其解”。在一个讲四书五经科举仕身的国度，科学缺乏发展和生存的土壤，把科学技术仅仅视为“奇技淫巧”。明朝末年，学风空疏，“束书不观，游学无根”，士大夫们醉心于八股时文，一生以刊刻文集，欺世盗名为主，“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徐光启感叹：“今世作文集至百千万言者非乏，而为我所为者无一有。”

人们对十五、十六世纪的中国总是感慨万千，资本主义萌芽同欧洲差不多同时出现，却是萌而不芽，生而不长，徐光启的科学思想是星星之火却没有燎原。封建的专制思想、长久的历史沉淀和传统士大夫的陈旧思维，在阻碍着科学的发展产生。当莎士比亚在赞美“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时，我们中国人还趴在地上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呢。没有思想的革命和思想的自由，何来科学的动力。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中国讲学时指出，科学游离于社会主体文化之外，是中国文化的短处。当西方用大炮同中国对话时，中国人才逐步感到没有科学的痛苦，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最终让人明白科学的价值，梁启超称之为晚明思想的复活。中国人的思想停顿了近三百年，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