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举世公认的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改革家。他之所以能有此卓越成就，离不开他的家风、家教。同时，他在整个家族链条中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既受益于优秀的家教与家风，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

梁启超有九个儿女，分别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他们中有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被称为“满门俊秀”：

梁思顺（令娴）（1893～1966），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1901～1972），长子，学于清华、宾州大学、哈佛，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永（1904～1954），次子，毕业于哈佛大学，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梁思忠（1907～1932），三子，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1986），次女，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精通英、法、德、俄等多门语言。

梁思达（1912～2001），四子，南开大学硕士毕业，著名经济学家。

梁思懿（1914～1988），三女，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活动家。曾于芝加哥、纽约社会学院任教，新中国建立后回国，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

梁思宁（1916～2006），四女，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后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1924～2016），五子，辛辛那提大学博士毕业。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梁启超的教育观。

清末民初梁氏家人合影。右起： 思成、思忠、桂姝、瑞敬、思庄、思顺、思永、瑞时、祖生。

中西合璧的为父教子之方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

他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但区别于祖父和父亲的，是他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其眼界和心胸都大大地扩展了。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启发式教育等理念，不仅使他感到惊讶、新奇、别开生面，也让他看到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培育新人的可能。

然而，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教育实在是太糟糕了。梁启超曾非常痛心地说：中国人有两大厄运，不幸都发生在童年，女性躲不过缠足，男性逃不脱科举。由于国家规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一个人只有通过科考，才能得到功名富贵。所以，乳臭小儿都被家长强迫着读《四书》《五经》。这种情形在当时非常普遍，一点也不奇怪。他举例说，譬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汉代的学者和宋代的学者都有非常详尽的解释，常常写了数千言都说不明白，现在却要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孩子跟在老师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怎会不伤害孩子的心智和身体呢？事实上，正是科举考试这根指挥棒，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所有莘莘学子的命运。这样的教育完全违背了孩子的天性，长此以往，他们的心智被禁锢，他们的品性被沾污，他们的志气被消磨，他们的人生被引入歧途，从而变成一群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苟且偷安、不辨是非的废物。

清代的家办私塾

针对这样的教育现状，他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的设想和思路，有些具体做法现在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在百余年前就能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提出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启发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梁启超恐怕是第一人。

发自肺腑、自然纯真的父爱

面对九个性情各异、生长环境又完全不同的子女，梁启超如何实行其教育主张？他的为父之道，又有哪些是常人所不及的呢？他在写给孩子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

梁思成是梁家的长子，梁启超对他的期待和关心自然更多了一些。梁思成在学习方面非常专注，全力以赴，好学不倦，同学们都很佩服他这一点，梁启超也不为此担心。但是，他却很担心思成的身体。他每次写信给思顺都要询问：“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半年以后，梁启超又在信中和思顺谈起思成的身体：“思成体子（身体、体质） 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他还对思成说：“你常常头痛，也是令我不能放心的一件事，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自己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仔细体会他的这番话，梁启超对于梁思成的担忧，似乎并不全在身体，更在他的精神和治学方法，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说道：“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这种爱不仅惠及他的子女，也无私地给予了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 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他在世期间，成家的孩子只有思顺和思成，两个孩子的婚事都是他“包办”的，对此他颇为有些自得，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作为之一。在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或工作，或读书，这些孩子没有不盼着他来信的，常常是两三个礼拜接不到他的信，就撅嘴抱怨。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也成了他的最大快乐和享受。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由左至右）在天津“饮冰室”前合影。

造育新民

梁启超作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有人会不会想起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现在我们所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实现他所说的做成一个人。

他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 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不惑——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十分重视，认为这是立身的根本。他对思成、思永、思忠、思庄这几个大孩子，从选择专业到指导学习，再到毕业后的求职，甚至以后的生计问题，从不敢掉以轻心，总要亲力亲为，尽量作出妥善的安排。他们毕业以后，不说成名成家，至少先求得能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

不忧——梁启超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一点，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确立美满的人生观。他最怕自己的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就告诫孩子们：“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不惧——怎样才能做到“勇者不惧”呢？他认为需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件叫做心地光明，他曾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只要襟怀坦荡，就没有什么可怕的。第二件，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他看到了社会上有很多的诱惑，而人又极易为各种欲望所左右，如果真的让“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了。他这里不是危言耸听，故意在吓唬谁，而是真的相信，“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所以，他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在磨炼意志上下工夫，不要“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也以此教育孩子，他曾多次与思顺谈到：“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

他在这里所说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其实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普世价值。我们看到，梁启超教育子女，就以这三件为究竟。有人不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中包含有普世价值，怕是少有梁启超的慧眼和慧心。

很显然，梁启超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他的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多年的浇灌，终于结出了硕果，九个子女人人成才，本身就是对国家、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他的为父之道和家教家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本文摘自解玺璋先生畅销图书《梁启超传》）

解玺璋 《梁启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