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新书《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

吴晓东 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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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一本分析沪上文学的资料库。

视野宏阔、资料翔实，多向度解析30年代的沪上文学现象。

2.一本民国作家的思想对照册。

时代风采、人文关怀，触摸其内在人品与文品。

3.一本引人沉思的启示录。

独具慧心、文采出众，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暗含褒讽。

内容简介

1930年代的上海充分表征了现代中国的现代性甚至未来性，同时也呈现出“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半殖民地的驳杂性。海派文学也因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并突出体现为“文学生产与流通一体化”的文学图景。

本书源于一次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试图借助文学广告这一盏聚光灯，重新照亮一些文学史空间，从文学原生形态的意义上展示1930年代的海派文学风景。

作者简介

吴晓东

黑龙江省勃利县人。1984—1994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96年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担任共同研究者，1999—2000年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讲学，2003—2005年赴日本神户大学讲学，2016年被聘为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客座教授。2001年入选北京新世纪社会科学“百人工程”，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6年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

著有：《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合著）《记忆的神话》《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镜花水月的世界》《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与小说家》《漫读经典》《文学的诗性之灯》《废名·桥》《二十世纪的诗心》《文学性的命运》《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等。

简要目录

《良友》的世界视野

曾朴的法兰西情结

胡适的“半部”文学史

“南国诗人”田汉与南国社首次沪上公演

中国化的“颓加荡”：邵洵美的唯美主义实践

巴黎情境与巴金的国际主义视景

“一·二八”事变与战争文学热

《现代》杂志与“现代派”诗

中国杂志史上的一个“准神话”

告别奥尼尔：洪深 30 年代的转向

废名小说的“文章之美”

田汉的转变

穆时英与左翼的殊途：从《南北极》到《公墓》

《西线无战事》与 30 年代的“非战小说”

“茶话”与“咖啡座”：海派散文的都市语境

作为“中介”的日本

换个角度看“文艺自由论辩”

高尔基在中国与“中国的高尔基”

评论界“检阅”现代女作家

《人间世》与林语堂的小品文运动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

旅游产业的兴起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

《欧行日记》与现代作家的欧洲游记

沪上“八大女明星”与丁玲的“梦珂”

赵家璧与《中国新文学大系》

“北新书局版”的中国现代四大作家

艾芜笔下的南国世界

文坛忆念刘半农

丰子恺的“消夏新书”

端木蕻良：“大地之子的面型”

后 记

内文选读/后记

在我参与的几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写作过程中，最难忘的莫过于钱理群老师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以下简称《编年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称得上钱理群老师所规划的一个文学乌托邦。这部总字数近三百万的文学史缘起于钱老师的一个梦。钱老师在《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上有一个陈述：“2006年3 月26 号早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叫‘又一个新计划，其实是一个做了多年的梦’，这个梦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做，那就是写一部广告书话，按时间排列，显示文学史发展的线索。这将是一本以广告及广告背后的故事连缀起来的文学史，是别开生面的。”于是由北京大学出 版社出面，钱老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班子：“我首先找到了老搭档吴福辉，同时还想到了老朋友陈子善，后来又找了高恒文和陈方竞，吴福辉又推荐了汤哲声和袁进。”这些主要合作者都堪称是一时之选。历经数年的努力，四卷本的《编年史》终于在2013 年问世。 这部副标题为“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编年史，其核心范畴自然是“文学广告”。钱理群老师在《编年史》“总序”中说：我们所说的“文学广告”，包括具有文学史价值与影响的重要的文学作品广告，翻译作品广告，文学评论、研究著作广告，文学期刊广告，文学社团广告，戏剧、电影演出广告，文学活动广告及其他……又包括具有广告性质的发刊词、宣言、编后记、文坛消息、公开发表的通信……选择狭义和广义的文学广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是因为文学广告本身就是历史的原始资料，它的汇集具有史料长编的意义。……也为这些年我们设想的“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结构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所谓“文学原生形态”当然只是一种拟想和理想的历史图景，但是编年史的体例显然更有助于接近这一文学史家孜孜以求的文学历史样貌的原生性，背后还承载着编著者某种“大文学史”的观念和眼光：不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关注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关注文学与艺术（音乐、美术、电影……）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编年史》是对这些年来文学界一直呼吁和倡导的综合性的“大文学史”写作的一次有益和有效的尝试。而我更为看重的是钱理群老师在《编年史》“总序”中所阐释 的所谓“生命史学”：在我们看来，文学史的核心是参与文学创造和文学活动的“人”，而且是人的“个体生命”。因此，“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体，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文学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所谓“个人生命体温”是指在文学场域里人的思想情感、生命感受与体验，具有个体生命的特殊性、偶然性甚至神秘性，而且是体现在许多具体可触可感的细节中的。而所谓文学场域，也是生命场域，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编辑、出版者、批评家……之间生命的互动，正是这些参与者个体生命的互动，构成了文学生命以至时代生命的流动。这里强调的几个要素—生命场域、细节、个体性，都是文学性的根本；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文学史，写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活生生的文学故事，而与当下盛行的知识化与技术化、理论先行的文学史区别开来。或许正是这一试图“写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活生生的文学故事”的设计初衷让我对这部《编年史》的畅想顿生兴趣，并在参与 写作的过程中全情投入，也似乎多多少少感受到了文学史上过往的先行者们的“个人生命体温”。我还体会到《编年史》的观念和体例能够激发写作者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研究和讲授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实还大有可为。《编年史》的写作为我激活了一些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也多少纠正了我以往的审美趣味的狭隘与偏颇。我读书阶段更喜欢貌似精致、优美、深刻的作品，而对那 些粗犷、阔大、豪迈的文学有一种美学上的排斥，这一缺陷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无可厚非，但对一个文学研究者则是相当致命的。而参与《编年史》的写作过程也多多少少扩展了我的文学趣味，我所负责的三十个条目彼此之间无论是题材、风格还是内容 上都差别很大，也要求我必须增强对以前没有品尝过的东西的消化能力，必须什么条目都可以写，一度变成了杂食动物，因为我所负责的相当一部分条目是被分配的，吃什么草料不容自己挑剔， 没有选择的余地。但也最终令我感觉到文学史现象的驳杂之中自有魅力，以后再研究相对陌生的领域时也会更有信心。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永远会以一种让你感到新鲜的面目出现在研究者的眼前，只要你能找到新的观照角度。而新的角度仿若一个探照灯，可以重新照亮历史的某些以往不大引人注目的黑暗的角隅，进而让研究者发现以往不会有意识去寻找的新材料。其实现代文学史的原始材料比比皆是，只要有了新的思路和问题意识，就能重新获得观照历史原初语境和材料的眼光，进而获得新的研究视野。我本人参与并担任副主编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这一卷，其时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通常就称为“30 年代”。我负责翻阅的主要是30年代的上海期 刊杂志以及若干报纸，即《现代》《人间世》《论语》《真美善》《文学》《新月》《金屋月刊》《申报》上的文学广告，最后负责写作了三十个条目，如果独立成书，大体上呈现出的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集锦式断片景观，故此结集就以《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为名。也因为这本书的原初样貌是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文学编年史的词条，整理后的这本小书也残留有鲜明的以文学广告为写作出发点的痕迹。但这也正沿袭了《编年史》写作的主要特色。尤其是书话体的文体是《编年史》的写作者自觉的追求，也使这本小书或许多少具有了一点可读性。在此要特别感谢钱理群、吴福辉老师，我的友人高恒文先生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诸位编辑。并尤其感谢北大培文的于海冰女士和周彬先生，使我的这本小书得以独立呈现于世。

2017 年 7 月 16 日于京北上地以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