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惊闻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凌力同志，历经长期病痛折磨后，不幸逝世，享年仅76岁。这使我心头久久不能平静，哀悼、惋惜、钦敬之情，油然而生。

我在1972年人大清史所的前身——清史研究小组刚成立时就厕身其间，凌力则是在1978年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星星草》，显露了非凡的思想才华，受到清史学界前辈戴逸先生之器重，以优秀人才被引进清史所的。由此，我们成为长期共事的同事。而且机缘巧合，我还是她这部小说书稿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其巅峰之作——《少年天子》荣获茅盾文学奖时，以作者所在学校代表身份前往祝贺的当事人，可谓是凌力创作过程中两个关键时刻的见证者。因此在其去世之际，撰此文祭奠，以寄托哀思。

在逆境中，心怀“要为人民做点事”的志向

以坚韧毅力，撰写了《星星草》

记得是1977年，时任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的徐景秋同志，托人给我送来一部有关清代历史小说的书稿。据说：作者是其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位战友的子女，因“文革”期间工作单位瘫痪，整天打派仗，不少人都无所事事。她对这种现状很不满，一心想为人民做点事，便下决心，积数年精力写了这部习作。“你是搞清史的，能否看看，是否符合史实？可否给她提点意见”？由于是位老同志的嘱托，我未加思考，当即应允。

然而，读了几章后，顿感书稿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习作，从选题立意，到史实运用、内容安排和人物形态描绘……都能反映作者有很高史学修养与文学才华。以我之学术，也很难给作者提出什么修正意见，万不要在我手里贻误时机，也理应有大学者、大专家来审读，才能给作者以切实的帮助。在我心目中，此事非戴逸老师莫属，便迅即送到他家，并向其禀明书稿的来历。

上述情况，也就是戴先生在1980年为《星星草》出版写的《序》中所说：“一九七七年，有一位老同志为我送来一部手稿，约九十万字，装订成厚厚的十大册，誊写工整，字迹秀丽，是一个青年的处女作。因为是一部描写捻军的历史小说，所以那位老同志要我从历史学的角度给这部小说提些意见。说实在的，开始我并不打算从头到尾读完这么一部大作品，只想抽读若干章节。但是，读了几章以后，我却被作品吸引住了，很快读下去，几天之内就读完了全书。”

究竟是什么原因，能使戴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从只想抽读几章，到几天之内一口气读完了全书呢？我们从戴先生的《序》中找到了答案。他生动、具体地谈到自己读后的感受：“我过去读过一些捻军的史料，还讲过课，写过文章，但只停留在史事梗概的一般叙述上。读了《星星草》，一个个的捻军英雄形象在我脑际浮现出来，变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使我得以共享他们喜怒悲欢的感情；我原先知道的故事梗概，充实了具体细节和生活气息，显得生动而丰满；史事有了发展、起伏、转折；各种场面千变万化，错综复杂，像一幅色彩绚丽、气魄宏伟的历史画卷展现在眼前。”

戴先生继而还在《序》中说：“（凌力）在‘十年’时间里，七易其稿，积稿逾数百万字，用自己的才华和心血浇灌了《星星草》，把它奉献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花坛上。她的勤奋努力、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评论，既反映了前辈史家对晚辈青年才俊的提携厚爱，也证明凌力《星星草》的创作走过漫长的道路，积累厚，起点高，在思想和艺术水平方面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当然，戴先生在从各方面对《星星草》进行肯定的同时，也对作品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如书稿对农民起义领袖形象的塑造有点理想化，而对统治阶层的反面人物刻画则有点简单化、概念化。他曾在和凌力的多次交谈中有针对性地说：“如果你能把这次农民起义失败写清楚，你的作品就更为成功了。”他还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很大的人物，是近代军阀的鼻祖，用漫画的手法去描绘，就简单化了，而且也不真实。”因为戴先生看的手稿尚是《星星草》的第四稿。后来，凌力说自己在继续修改此书的过程中，都根据戴老师的意见，重新阅读史料，都又重新写过。

史学界都知道，戴先生当时既是人大清史所的学术旗帜，还是当时中国史学会的执行主席之一，又兼任全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的会长。他基于捻军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延续，其主要领袖人物大都由太平天国封过王位。为凌力创造条件，让其沿着捻军走过的足迹，进行实地考察。还特邀她参加了1979年召开的全国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以使凌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些举措，对凌力修改《星星草》必大有助益。此后，书稿又经过作者再三修改，才经过戴先生推荐，由北京出版社于1980、1981年，先后分两卷出版。

笔者由《星星草》从写作到诞生的过程中联想到：一位有成就的作者的涌现，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乃由多种因素促成。凌力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坛上破土而生，《星星草》之所以能在著述如林的书海中独树一帜，当然首先取决于作者本人的才华与勤奋。同时，也与戴逸先生和文史界前辈学者的扶植，以及社会各界为之营造的良好创作环境密不可分。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及文艺创作能够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

志向高远，不断求索，终于创作了《少年天子》

将历史小说创作推向新阶段，提到新水平

笔者在与凌力的长期交往中，深感她是一位志向高远、不断求索的优秀作家，绝不会取得一点成就后，就浅尝辄止，裹步不前，因此在完成《星星草》的创作后，她又向新的征程前进。凌力制定了创作《辉煌百年》清史长篇系列小说的计划，并率先于1987年推出了其中的第一部——《少年天子》，该书在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是时，我恰好担任人大清史所所长之职，因工作关系，也应邀参加授奖仪式，代表作者所在单位致辞祝贺。在此盛会上，耳闻目睹到与《少年天子》同时获奖的还有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等前辈大家的精品力作。应该说，这是凌力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按常理讲，她本人应满怀兴奋喜悦，感到志满意得。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她于获奖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获得茅盾文学奖，我完全出乎意外，特别是看到获奖的都是我敬仰的老作家、大名家。又读了前几届中的部分作品，相形之下，我的作品在深度、厚度以及艺术价值等方面，都差距太多太大了”。这是何等的见贤思齐，严格自律、戒骄戒躁的高尚品格呀！我想，也惟其如此，才使她能脚踏实地，一步步向更高的境界攀登。她之获得茅盾文学奖，完全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由于我们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又经常接触，我曾亲眼看到她在完成《星星草》后的两三年内，又几乎是每天蹲档案馆，跑图书馆，收集、阅读、抄录清代的典籍，为此后的创作做准备、打基础。在此过程中，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帝福临及其所处的明清之际变革时代，逐渐成为她想创作的对象。因为年轻的福临锐意改革，大力学习汉族文化，勇于挑战满洲陈规陋习，在治国理政、选吏用人，乃至婚姻情感等方面，都超凡多俗，想大有作为。但其改变的进程，却遭到满洲贵族守旧势力的顽强抵抗，陷入重重危机，使其帝业与婚姻爱情方面的理想都遭到毁灭性打击，最后竟削发出家，抑郁而终，造成一代历史悲剧。

顺治的悲剧，正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悲剧，是明末清初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时期思想特点的反映。因此，明清之际复杂多元的时代变革与顺治帝独特的性格命运，都引起凌力创作的冲动，决定创作以顺治及其时代为对象的新作，遂定书名为《少年天子》。

凌力在创作《少年天子》的过程中，总结反思了《星星草》写作的得失，并就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何把握“文学即人生”的创作真谛，以及创作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位、以人物为中心，都做了更深刻的思考。在写作实践中，她将这些思考加以运用，力求在创作上有新的突破和升华，因而使全书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明清鼎革之际历史风貌。

另外，她也能以人物为中心，出色完成了主要人物顺治帝、孝庄太后、董鄂妃等人艺术形象的塑造。还铺陈了宫廷与民间、满臣与汉臣之间微妙的人际关系，反映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情景，把人物的主要作用与艺术情节的丰富性和谐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将历史小说创作推向新阶段，提高到新水平。这才使得它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获得了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凌力没有因获得茅盾文学奖而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在《少年天子》所撰写的清代历史时段上，前后延伸，相继写作和出版了《倾城倾国》与《暮鼓晨钟》。她个人曾在《路漫漫其修远兮》一文中，评述自己的写作道路时说：“这是一条很长的路，我希望能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每走一段，都有一点前进，都有一点提高。”

随着凌力写作成就越来越大，她在文学界的地位也日益增高，特别是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不少著名文学评论家都撰文评析其创作成就与特色，在《文学评论》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当代作家评论》还开辟了“凌力评论小辑”，刊发多篇评论其创作的文字。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撰有《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少年天子>沉思录》一文，收入《长篇的辉煌——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评论精选》一书。著名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先生，在其撰写的很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的有关章节中，论及长篇小说的兴起时，还将凌力的《少年天子》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并举，肯定它们“都是长篇小说创作中影响很大的作品”，从而载入史册。

在日常生活中，举止优雅，待人温和亲切

晚年病魔缠身时，仍乐观自尊，不失大家风度

凌力在清史所的工作，主要是集中精力搞文学创作，但在日常生活中，仍尽可能与同事们打成一片，保持联系。每逢清史所召开例会或组织集体活动时，她都按规定积极参加。有时所里组织春秋郊游，她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往，与同事们围坐在一起野餐。因为她自幼酷爱京剧，每逢清史所组织文艺联欢，她还会满怀情感地清唱几段，真是字正腔圆。

凌力一向待人亲切和蔼，举止谈吐端庄优雅，彬彬有礼，从不恃才傲物或以名作家自居。记得她1978年到清史所上班，第一次与我见面时，曾十分诚恳地说：“我后来才听说，是您将我不成熟的《星星草》手稿转交给戴老师，您才是我的第一个读者，真应该感谢您呀!”我随即表示愧不敢当，说自己只是被作品的精彩所折服，做了举手之劳而已。这偶然的机缘，确实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每逢见面，总要尽可能交流畅谈，增进相互了解。

因工作需要，我自199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由于不在一个单位，大家又忙于各自的事情，相互联系才逐渐减少，不过仍能从各种渠道了解她的创作信息。每当她有新作，也会寄给我先睹为快。前几年，我突然听清史所的同志告知，凌力得了疑难怪病，住院治疗，病情凶险，日益恶化，失去了正常生活能力。我得知此消息后，心情十分难过。直到最近，我又知悉，她在病痛折磨中，仍然以坚韧顽强的毅力，保持着积极、乐观、自尊的心态。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编审自己的文集，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

前不久，看到凌力在一篇采访记中说：“本想在日后创作中努力提高一把的，却得了场不能劳累的富贵病；原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可花，转瞬间已年近古稀；原先白纸黑字应许要完成的‘百年辉煌’，看来也办不到了……但人生哪能没有遗憾？写不了大部头可以写小文章，就算小文章也写不成了，也还有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支持我做些有益的事情吧”。读到这段动情的文字，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她这位优秀的作家，实在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永远心系写作，永远不忘初心——“做些有益的事情”。

凌力的等身著作和高风亮节，已在人们心中树立了历史的丰碑。

（本文作者系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