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给其宠臣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批示说：“朕安好，邬先生安否？”让雍正问候的这个“邬先生”即是辅佐田文镜的师爷邬思道。据说有一次田文镜与邬师爷闹了别扭，邬师爷来了个“不合则去”，卷铺盖走了人，此后田文镜如同失去拐棍，在地方行政和对上奏请屡遭雍正斥责，不得已又把邬师爷请了回来。

田文镜做官靠师爷在清代具有相当普遍性，许多官员一日不可没有师爷，而师爷也成了隐藏在官场中的最大隐性权利拥有者。“代官出治”的同时滋生了大量的地方政务不良之风。

按照清代从总督巡抚到州县大小几千个衙门计算，每个衙门有五个幕友计算，全国的师爷最少有数万人之多。师爷们混迹官场，首先靠的还是能力。

学幕必须拜师，学成才能出徒，其所学范围也非常广。包括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往来文件和缮写公私函件，这些成为师爷最基本的本领，汪祖辉曾说自己学习刑名一幕，就用了整整六年时间。

师爷是官员权力的附属品，而师爷对于官员犹如“即可之于饮食，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由此也逐渐衍生出师爷群体，他们不但呼朋引类，暗通信息，上下交结，形成了一种令主官都难以控制的社会势力。

在幕府所有岗位以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为最好岗位，一个掌握了审判权力，另一个掌握了钱粮权力，其收入更是其他岗位师爷的数倍。不仅收入高，有的师爷通过关节，收揽了大量的政治资源，走上了官老爷的位置。

总体看来，能够当上官的师爷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布艺终老而已”绍兴有个教范家相的人，早年做幕僚，他母亲却觉得儿子虽然赚了钱却不能给祖上争光“泯泯无闻”，为此他发奋读书，终于考中进士。

但是总体看来，大部分师爷都属于权力赘生物，利用其服务官员的优势，搞隐形“贪”，属于清代官场中比较另类的非典型捞钱人群。

清代的“无幕不成衙”非常具有普遍性，总督官员、州府官员和地方县太爷们离开了师爷如同失去拐棍，寸步难行。虽然其他种类的师爷也不可轻视，但刑名师爷是仅次主官的角色。

主官在审案时，有的刑名师爷干脆在大堂后面拉个幕帘，听主官文案后，提出具体意见，往往最终主导了案件的审判结局，刑名师爷有一套完整的看家功夫，即“六法”和“九不可”，至于所谓的三班六房在主官审案时都说话，都出主意被称为的“满堂官”并不能代替刑名师爷的最终意见。

在当时刑名师爷掌握好案子就是抓到了钱，往往是勾连书吏、衙役，按照出钱多少进行中间环节商定，俨然形成了一条流水线的利益链。

有的刑名最厉害的时候是“一鸡两吃”，让诉讼双方最后都成了被压榨的对象，比着出钱，谁出的多，就让谁赢。

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出任直隶总督时，发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案件积压太多，有的已经几年不给办案，为此他对当时的州县官员和从属的师爷们给出了画像：

“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 “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 “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词讼置之不理，积压尤多”。

可以想见曾国藩对当时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贪渎违纪到了极端痛心疾首。此后他开始大面积把不合格的州县官吏进行汰换。与此同时集中精力清理积压案件。

在身体条件极差，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把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全部结清。仅保定府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

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一生强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不得承认输给了清代的官场。

“接收交待，奏销钱粮，门牌清册，地丁人口，屯田粜谷……”从60多项事务上看，钱谷师爷没有刑名师爷权重，但涵盖面却非常广泛，直接涉及管理当地百姓的各项杂物。

除了负责本县衙内的钱粮业务，还负责大量田产纠纷民事案件，银钱债务，买卖交易和各种收税业务等等非常庞杂，能够坐上州县官吏的钱谷师爷滋润非常了得。他既是钱粮总管，又身兼财务出纳和现金管理等等，捞钱非常容易。

不光如此，钱谷师爷的薪俸也非常高，早在乾隆时期就已经达到220两，到乾隆后期县一级的钱谷师爷已经增加到800两年薪，这都是合理收入，如果是上一级的钱谷师爷，则多达2000两年薪。

作为钱谷师爷，还有着一些“政治权利”，即上级师爷可以给下级单位推荐师爷，从中收取大量好处。因为上级师爷可以左右地方官的升迁，如果拒绝师爷的意见，那么今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大老爷的“身边红人”主动和师爷套近乎，主动让他们推荐人选，这样就达成了默契。咸丰年间的官员何桂清对此曾总结说：“各省州县官员到任，他的幕友们必然要推荐门生故旧，代办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地方官还不知道这些人能否胜任，就马上拿出重金邀请。”

在利益集团的不断助推下，师爷这一行当风气越来越坏。张集罄《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年间，满洲官员陕甘总督乐斌，对公事一无所知，干脆把所有的业务都委托给师爷，这个师爷因此到处招摇撞骗，把地方官摆弄得叫苦连天。

清平步青在《霞外捃屑》中称：“应是聘者，率呼之曰‘友’。友于义何居?曰以属则‘寮’，以德则‘师’，以礼则‘宾’。寮近乎卑，师过乎尊，宾介乎尊卑之间，故曰‘友’云云尔。”

至于“师爷”一词出自何时?尚无确切文献可稽。据平步青同代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载：“盖仆从之于官，称老爷；于幕友称师爷。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二席均得此称。”可以认为“师爷”之名，起自明，盛于清之民间。因为“师爷”并无官衔职称，与主人实属雇佣关系。

故幕主尊之为“宾”、为“友”，“师爷”称主人为“东翁”、“东家”。因师爷为幕主出谋划策，参与机要；起草文稿，代拟奏疏；处理案卷，裁行批复；奉命出使，联络官场等特殊身份，故府内衙役、仆从尊主官为“老爷”，其宾友为“师爷”。

而后，师爷由各级地方行政官署扩展至士绅、工商家族，不仅称呼依旧，而且连其类似佐僚人员亦统统名之为“师爷”。师爷又称幕友、幕宾、幕客等，是人们对于作幕之人的一种俗称。师爷虽然是政府部门的佐治人员，但一般并无官衔职称，也不在政府体制之内。

师爷由幕主私人聘请，与幕主实属雇佣关系。幕主尊师爷为宾、为友，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师爷发源于周官幕人，历代都有发展。至明代，师爷作为一种特殊的幕业形态开始萌芽。

有清一代，师爷非常活跃，上自督抚，下自州县，都聘请师爷佐理政府事务。晚清，曾国藩幕府人才鼎盛，形成近代军阀幕府，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民国幕僚是清代师爷的尾声和惯性延续。

由于师爷并不是朝廷认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向皇帝上奏，呼吁改革师爷制度，被采纳，师爷的历史就此终结。所以可以说，张之洞是师爷制度的终结者。

俗话说的好，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两袖清风的清官啊，更别说他们手底下的师爷了。到了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受到欧风美雨的强烈刺激，相应地起了各种变化，整个时代迅速走向崩溃，师爷体制也走向崩溃。

具体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晚清政府为了适应社会变化，整顿官僚体制，相继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大常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减少重叠和虚设的机构。于此相应的是，各省也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量裁撤下来的师爷只好选择离开，另谋出路。

二是清末新式学堂兴起，出国留学成为风尚，1905年更是废了科举制度。至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达5万多所，有学生100多万。新式学堂的学生和出国留学生，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群体，对知识结构老化的师爷们形成一种无形的淘汰力量。

三是晚清政府推行司法独立，在北京设立大理院，各省设立高等厅，各府、县设立地方厅，讼事审理由法院专使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法政速成班、养成所等地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并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传统的审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专门人才取代刑名师爷，从根本上动摇了刑名师爷的基础。

而且，由于此类法政学堂、速成班、养成所的学生还兼修财政、经济、会计等学科，这就动摇了钱谷师爷的基础。随着刑名、钱谷两大师爷生存基础的逐渐动摇，师爷群体的作用和影响也就由衰微而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