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母亲是钦慈皇后陈氏。是宋神宗赵顼的的第十一儿子。自幼养尊处优,随着年龄的增长,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年仅24岁的宋哲宗病死。当时赵佶还有个哥哥申王赵佖,但有目疾。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无子,主张立端王赵佶,当时丞相章惇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向太后以宋神宗语驳斥章惇:“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最终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赵佶为帝。

即位之初,徽宗表现出了一位有为君主的架势。这首先表现在他下诏让天下百姓批评朝政、提供建议上。上书言事者络绎不绝,奏疏多集中在如何清除奸臣上。徽宗为顾及大臣体面,让蔡卞自己上疏辞职,后以降职秘书少监处理。蔡京受言官弹劾,贬为提举洞需宫,居住杭州。接着,吕嘉问、吴居厚、徐铎、叶祖洽等一干奸臣也相继被黜,朝廷初步呈现出一派清明的气象。

徽宗还大量任用忠直之士,有过则改。他即位刚一个月,便果断地任命韩忠彦为吏部尚书,李清臣为礼部尚书。这二人均为人正直,朝野有口皆碑,被任命的消息一出,都认为徽宗用人取舍合乎公义。韩忠彦不久即提出广仁思、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四事,深受徽宗赞许。从此忠直敢言之士,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徽宗还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召回元丰诸臣。哲宗朝宰相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体国,为人正直,因受章惇等迫害贬谪永州,历经磨难。当年已七旬、双目失明的范纯仁忽然接到新天子徽宗的勖勉慰问时,感激涕零。徽宗倚重于他,说:“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并任命他为尚书右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虽为旷世奇才,却始终为小人所阻,获罪降官,被贬往惠州。徽宗赦免其罪,让他提举成都玉局观,迁居常州。在韩忠彦的倡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二十三人均恢复了原职。哲宗孟皇后无端被废,徽宗为她恢复名誉。这些积重难返的公案,徽宗都一一予以解决,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徽宗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张商英的劝谏,“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放弃驯养禽兽的爱好,把所有禽鸟都放出宫。对行之已久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废除。他下令将贮藏在大内杀不敬之臣的毒药焚毁,还主张宫廷建筑不要过于豪华,这与以后讲求奢华的徽宗,简直判若两人。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积案是宋徽宗最难以处理的问题。神宗是他的父亲,变法图强,自然无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长,自己承袭的就是他的帝位,如果刚开始执掌朝政,便贬逐先朝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徽宗在反复思考之后,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十月向全国颁布诏书称:“朕对于军国一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斟酌某项举措是否可行,办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休养生息,以成就朕躬继志述事之美,不是很好的事吗?如果曲解别人,心存偏见,妄自更改已有之规,扰乱政治,伤害国家利益者,不但为朕所不容,也为天下公论所不容,朕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改元为建中靖国。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从元祐,也不附和绍圣。徽宗的这种态度,确实体现了一个明君应有的智慧和胸襟。

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7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丧妃之痛的徽宗心情不佳,内侍杨戬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

宋代女子图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遮掩,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他多次下诏搜访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间编成的《政和万寿道藏》是中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他下令编写的“道史”和“仙史”,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史和道教神化人物传记。宋徽宗还亲自作《御注道德经》、《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和《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等书,使中国道籍研究有了完备的资料。

俗语十道九医;黄老道家的著作《黄帝内经》既是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而道家隐士与道家继承者道教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扮演了地方医疗机构的角色。宋徽宗在地方上大建宫观,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把当时先进的医疗送到基层——是他作为道君皇帝的惠政之一。

徽宗在书法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书法在学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

瘦金书的意思是美其书为金,取富贵义,也以挺劲自诩。赵佶传世的书法作品很多,楷、行、草各种书法作品皆流于后世,且笔势挺劲飘逸,富有鲜明个性。其中笔法犀利、铁画银钩、飘逸劲特的《秾芳依翠萼诗帖》为大字楷书,是宋徽宗瘦金书的杰作。

但是徽宗的书法存在着柔媚轻浮的缺点,这也许是时代和他本人的艺术修养所致,但他首创的瘦金体的独特的艺术个性,为后人竞相仿效。既以开创了一大流派的书体。

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徽宗还亲自出题,留下了“踏花归来马蹄香”的佳话:一日,赵佶踏春而归,雅兴正浓,便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在御花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画考。这里“花”、“归来”、“马蹄”都好表现,唯有“香”是无形的东西,用画很难表现。许多画师虽有丹青妙手之誉,却面面相觑,无从下笔。有的画是骑马人踏春归来,手里捏一枝花;有的还在马蹄上面沾着几片花瓣,但都表现不出“香”字来。独有一青年画匠奇思杰构,欣然命笔。画构思很巧妙:几只蝴蝶飞舞在奔走的马蹄周围,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踏花归来,马蹄还留有浓郁的馨香。宋徽宗俯身细览,抚掌大赞:“妙!妙!妙!”接着评道,“此画之妙,妙在立意妙而意境深。把无形的花‘香’,有形的跃然于纸上,令人感到香气扑鼻 !” 众画师一听,莫不惊服,皆自愧不如。

赵佶曾用“深山藏古寺”为题来考画院学生。第一个学生画了整个寺院,以及寺院四周的崇山峻岭。第二个学生画了古寺的一角,背景上画了山峦起伏的密林。第三个学生没有画古寺,只画了深山阴谷中的一条石径,尽头一个和尚在溪边打水,大树掩没不知寺院在何处?“深山藏古寺”着意在“藏”字上做文章,给人以“画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享受。“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绘画讲究藏得自然,藏得巧妙,藏得有诗情画意的意境。

赵佶于花鸟画尤为注意。《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见其偏爱之深。《画继》记载赵佶曾写《筠庄纵鹤图》。历来关于赵佶的艺术成就,论者都以他的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他的花鸟画中。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独特性。经营位置为画家的总要,所以画面布置因题材内容繁简不同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这是人人皆能学习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这需要作者独出心裁,巧妙安排。赵佶花鸟画的构图,时有匠心独运之作。由此开启了南宋刘、李、马、夏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改革先声。

第二,写实技法的独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专家曾把赵佶花鸟画的写实技巧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因为它给人以“魔术般的诱惑力” 。北宋的绘画理论中以气韵为高的说法已不少见,但在赵佶时代,严格要求形神并举。“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 。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达到神似。所谓写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确的形体,还必须富有活泼的精神。赵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达到神似的。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作的技术性尝试。

第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

总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画继》) ,诗词书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尤其是绘画方面,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能“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 。可以说,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

元朝宰相脱脱在《宋史》中说到:“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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