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母亲是钦慈皇后陈氏。是宋神宗赵顼的的第十一儿子。自幼养尊处优，随着年龄的增长，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年仅24岁的宋哲宗病死。当时赵佶还有个哥哥申王赵佖，但有目疾。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无子，主张立端王赵佶，当时丞相章惇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向太后以宋神宗语驳斥章惇：“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最终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赵佶为帝。

即位之初，徽宗表现出了一位有为君主的架势。这首先表现在他下诏让天下百姓批评朝政、提供建议上。上书言事者络绎不绝，奏疏多集中在如何清除奸臣上。徽宗为顾及大臣体面，让蔡卞自己上疏辞职，后以降职秘书少监处理。蔡京受言官弹劾，贬为提举洞需宫，居住杭州。接着，吕嘉问、吴居厚、徐铎、叶祖洽等一干奸臣也相继被黜，朝廷初步呈现出一派清明的气象。

徽宗还大量任用忠直之士，有过则改。他即位刚一个月，便果断地任命韩忠彦为吏部尚书，李清臣为礼部尚书。这二人均为人正直，朝野有口皆碑，被任命的消息一出，都认为徽宗用人取舍合乎公义。韩忠彦不久即提出广仁思、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四事，深受徽宗赞许。从此忠直敢言之士，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徽宗还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召回元丰诸臣。哲宗朝宰相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体国，为人正直，因受章惇等迫害贬谪永州，历经磨难。当年已七旬、双目失明的范纯仁忽然接到新天子徽宗的勖勉慰问时，感激涕零。徽宗倚重于他，说：“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并任命他为尚书右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虽为旷世奇才，却始终为小人所阻，获罪降官，被贬往惠州。徽宗赦免其罪，让他提举成都玉局观，迁居常州。在韩忠彦的倡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二十三人均恢复了原职。哲宗孟皇后无端被废，徽宗为她恢复名誉。这些积重难返的公案，徽宗都一一予以解决，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徽宗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张商英的劝谏，“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放弃驯养禽兽的爱好，把所有禽鸟都放出宫。对行之已久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废除。他下令将贮藏在大内杀不敬之臣的毒药焚毁，还主张宫廷建筑不要过于豪华，这与以后讲求奢华的徽宗，简直判若两人。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积案是宋徽宗最难以处理的问题。神宗是他的父亲，变法图强，自然无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长，自己承袭的就是他的帝位，如果刚开始执掌朝政，便贬逐先朝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徽宗在反复思考之后，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十月向全国颁布诏书称：“朕对于军国一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斟酌某项举措是否可行，办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休养生息，以成就朕躬继志述事之美，不是很好的事吗?如果曲解别人，心存偏见，妄自更改已有之规，扰乱政治，伤害国家利益者，不但为朕所不容，也为天下公论所不容，朕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改元为建中靖国。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从元祐，也不附和绍圣。徽宗的这种态度，确实体现了一个明君应有的智慧和胸襟。

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7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丧妃之痛的徽宗心情不佳，内侍杨戬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

宋代女子图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遮掩，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他多次下诏搜访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间编成的《政和万寿道藏》是中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他下令编写的“道史”和“仙史”，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史和道教神化人物传记。宋徽宗还亲自作《御注道德经》、《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和《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等书，使中国道籍研究有了完备的资料。

俗语十道九医；黄老道家的著作《黄帝内经》既是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而道家隐士与道家继承者道教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扮演了地方医疗机构的角色。宋徽宗在地方上大建宫观，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把当时先进的医疗送到基层——是他作为道君皇帝的惠政之一。

徽宗在书法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书法在学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

瘦金书的意思是美其书为金，取富贵义，也以挺劲自诩。赵佶传世的书法作品很多，楷、行、草各种书法作品皆流于后世，且笔势挺劲飘逸，富有鲜明个性。其中笔法犀利、铁画银钩、飘逸劲特的《秾芳依翠萼诗帖》为大字楷书，是宋徽宗瘦金书的杰作。

但是徽宗的书法存在着柔媚轻浮的缺点，这也许是时代和他本人的艺术修养所致，但他首创的瘦金体的独特的艺术个性，为后人竞相仿效。既以开创了一大流派的书体。

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徽宗还亲自出题，留下了“踏花归来马蹄香”的佳话：一日，赵佶踏春而归，雅兴正浓，便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在御花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画考。这里“花”、“归来”、“马蹄”都好表现，唯有“香”是无形的东西，用画很难表现。许多画师虽有丹青妙手之誉，却面面相觑，无从下笔。有的画是骑马人踏春归来，手里捏一枝花；有的还在马蹄上面沾着几片花瓣，但都表现不出“香”字来。独有一青年画匠奇思杰构，欣然命笔。画构思很巧妙：几只蝴蝶飞舞在奔走的马蹄周围，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踏花归来，马蹄还留有浓郁的馨香。宋徽宗俯身细览，抚掌大赞：“妙！妙！妙！”接着评道，“此画之妙，妙在立意妙而意境深。把无形的花‘香’，有形的跃然于纸上，令人感到香气扑鼻 ！” 众画师一听，莫不惊服，皆自愧不如。

赵佶曾用“深山藏古寺”为题来考画院学生。第一个学生画了整个寺院，以及寺院四周的崇山峻岭。第二个学生画了古寺的一角，背景上画了山峦起伏的密林。第三个学生没有画古寺，只画了深山阴谷中的一条石径，尽头一个和尚在溪边打水，大树掩没不知寺院在何处？“深山藏古寺”着意在“藏”字上做文章，给人以“画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享受。“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绘画讲究藏得自然，藏得巧妙，藏得有诗情画意的意境。

赵佶于花鸟画尤为注意。《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见其偏爱之深。《画继》记载赵佶曾写《筠庄纵鹤图》。历来关于赵佶的艺术成就，论者都以他的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他的花鸟画中。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独特性。经营位置为画家的总要，所以画面布置因题材内容繁简不同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这是人人皆能学习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这需要作者独出心裁，巧妙安排。赵佶花鸟画的构图，时有匠心独运之作。由此开启了南宋刘、李、马、夏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改革先声。

第二，写实技法的独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专家曾把赵佶花鸟画的写实技巧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因为它给人以“魔术般的诱惑力” 。北宋的绘画理论中以气韵为高的说法已不少见，但在赵佶时代，严格要求形神并举。“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 。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达到神似。所谓写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确的形体，还必须富有活泼的精神。赵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达到神似的。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作的技术性尝试。

第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

总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画继》） ，诗词书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尤其是绘画方面，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能“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 。可以说，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

元朝宰相脱脱在《宋史》中说到：“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