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开始清除李建成余党，本在太子府任职的魏征自然也在清剿之列，因李世民早闻魏征才名，故专门召见，刚一见面，就质问魏征：“汝离间我兄弟，何也？”没想到魏征是个人物，竟然回答说：“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其实，即使李建成先动手，历史也未必改写。

魏征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纵横家的招数，为的是宣扬自己的高明。关键是，他将李建成比作平庸的公子纠，将李世民比作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无疑让李世民万分受用。而魏征将自己比作管仲，则表示自己能成为李世民的股肪之臣，辅助其成大业，暗示李世民系有道之君，要善于用人，不计前嫌，否则比齐桓公可就逊色多了。

魏征像

这个回答当真妙极，应该给一百分。李世民被打动了，本来嘛，各为其主，也没啥可指责的，况且魏征并非太子党要员，只是个主管经籍的小官，但却才华横溢，这样的人若收为己用，既能显示自己英明豁达，又多少能消除点兄弟相残的恶劣影响。

要注意的是，李世民极具权谋之术，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不计前嫌。他对武德旧臣尚且满怀戒心(这批开国功臣在太宗即位后，处境都大不如前)，更不用说作为李建成幕僚的魏征了。所以，太宗重用魏征，想必一是看中才华，二是借此营造明君形象。

太宗虽然启用了魏征，但待他与房玄龄等自己的亲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表面上把魏征捧得很高。

有一次，有人在太宗面前说魏征偏袒自己亲戚，太宗马上派温彦博查处此事，虽非事实，但仍向魏征提出了警告。魏征趁机向太宗摊牌，说自己要做良臣，不做忠臣：“愿陛下稗臣为良臣，毋稗臣为忠臣”，“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抵取空名。此其异也。”

魏征把住了太宗的脉，那就是他想成为一代明君，要想成为一代明君，就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广泛听取谏言。太宗也很快明白魏征意思，号召群臣勇于进谏，形成贞观年间的一股风气，自己也如愿以偿收获了明君称号。

可以说，两人是互相利用、互相标榜。魏征因此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谏臣，而太宗则成为一代开明君主，两人心照不宣地联手谱写了一段“千古佳话”。

然而，太宗也不傻，对于为君之道和驭下之术那是相当娴熟。所以，他时不时就会敲打敲打魏征，提醒他不要忘了我们原来是敌人。比如：

贞观三年，魏征被迁秘书监，太宗对他说：“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

贞观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时又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耀而用之，何惭古烈？”

贞观七年，魏征升为侍中，太宗又对他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贞观政要》）

太宗的心思由此可见一斑。而每逢此时，魏征都会十分聪明地回答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意思是说，皇帝允许我说，我才敢那样直言不讳，否则，我怎么敢去摸逆鳞呢？这段话把两人的关系揭露得再清楚不过。都是影帝啊……

魏征与唐太宗的关系，一直都是十分微妙的，即使是魏征向太宗进谏的时候，也不完全是直言不讳的，有时魏征也会用一些小小的计谋来降低进谏的风险。譬如前文中提到，贞观六年，太宗去九成宫宴请群臣，魏征在这一年夏历四月时，作《九成宫醴泉铭》一文，叙述了"九成宫"的来历和其建筑的雄伟壮观，歌颂了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和节俭精神，介绍了宫城内发现醴泉的经过，并刊引典籍说明醴泉的出现是由于"天子令德"所致，最后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盈"的谏言。这样一来，魏征既夸赞了太宗，又达到了进谏的目的，可谓是规劝他人的经典案例。

载道藏书《九成宫醴泉铭》效果图

这篇《九成宫醴泉铭》后来为书法大家欧阳询正书，成为欧阳询晚年的经意之作，历来为学书者所推崇，成为欧体楷书的典范，被誉为“天下第一铭”。

载道藏书《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载道藏书《九成宫醴泉铭》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