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一个特殊的时期，有人看见它纸醉金迷，有人看见它危机四伏。

历史上的民国，固然不像现今许多“戏说”中那样充满风花雪月，却的确发生过不少才子佳人的故事。

当时，女性得以平等地进入高等学府求学，乃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头一遭，“校花”自然应运而生。

这些颇有名气的“校花”，因为有着出众的容貌，独特的气质，但之所以被誉为“校花”，却往往并不只是因为美貌。

她们有才情、有思想，有独立的人格，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她们并不是历史的“花瓶”。

例如龚家姐妹。

当时的合肥，有“四大家族”。

相较于李鸿章为代表的“李家”，段祺瑞为代表的“段家”，还有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为代表的“张家”，还有一“龚家”，则传奇许多。

龚家，竟然出了一对外交家姐妹花。

妹妹龚澎，是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部长助理。

而她的姐姐龚普生，我国第一位女大使，也是任职时最年长的女大使。

要知道，新中国诞生至今的69年间，女性高级外交官仅占全部驻外大使的4.7%。

龚普生，是如何成为我国首任女大使的呢？

电视剧《潜伏》，让“特务”这种职业中性化，也让“特务”这个词汇中性化。

然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特务”绝对是一种典型的贬义词，特指那种鬼鬼崇崇、偷偷摸摸搜取情报、获得消息的人。

自共和国纪元以来，“特务”是和国民党反动派联系在一起的，而“地下工作者”则是和我党、人民战线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们印象中，一看到电影电视剧中，那些歪戴帽子斜穿衣、眼珠子来回转就没个定处的角色一定是“特务”，

而那些正襟端衣、目光坚定、随时背转身昂头远望的角色一定是“地下工作者”。

其实，这位于2007年逝世，享年94岁的合肥阿姨，龚普生，一生都铨译着一部真实版“潜伏”，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升级版和绝版。

准潜伏·燕京大学1935

1935年12月9日，北京西直门附近，轰轰的吵嚷声夹杂着零散的枪声传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反对卖国的对外政策！”“立即停止内战！”

这些句子是那黑压压的人群里唯一能听得清楚的声音，这些声音节奏鲜明、音节洪亮，是当天全北京，也是全中国的关键词。

为了争取发出这样的声音，一群青年学生、少男少女们冒着警棍的鞭打、子弹的飞袭，齐力向前迈步。

这是运动，但不是体育运动；这是运动，但绝不是80后90后热衷的海选与走秀。

这些年轻人为了这一场运动，几乎是要搭上性命和前程的，他们某愿作引火的柴，而这“火”却是从哪来的呢？

四年后，这群青年人的精神领袖毛泽东，在他们的精神故乡延安发表讲话，指明了“火”的由来。

他说，“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

那么，这些潜伏在学生中的共产党人，最好以什么样的身份才“潜伏”得住呢？答案只能是，学生。

据后来解密的资料表明，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主体，正是几个公开身份为学生的人。

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

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

他们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就是因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决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主体。

而从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燕京大学的潜伏者又是谁呢？

这或许从他们的游行队伍在西直门受阻，而未能顺利于新华门与大队伍汇合中看出端倪，毕竟无组织无领导的队伍容易散，不好带啊。

据资料记载，当时西直门受阻时，有一位女生乘乱绕过镇压军警方阵，打开城门，游行队伍顿时冲破封锁，于是大部份学生得以到新华门汇合。

试想，如果没有这位女生的急中生智、智勇双全，很难想象燕京大学的队伍能否像那些有潜伏者领导的大学队伍一样，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这个开门的女生是谁？

她叫龚普生，是铁血将军的女儿。祖籍合肥、年方22岁的她，年纪轻轻却已表现出潜伏者的良好潜质与过人胆略。

龚普生的父亲龚振鹏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一度博得“铁血大将军”的威名。

“二次革命”失败后，龚振鹏遭袁世凯指名通缉，带着夫人及刚满月的长女普生流亡日本。

龚普生的幼年生活是跟随父母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两个女儿讲述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使她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和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操，从而为她们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2年，龚普生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1933年，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两姐妹均是大学里的进步学生。

1935年5月，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选举，新闻系学生张兆麟为学生会主席，龚普生为副主席，经济系学生王汝梅（黄华）为执行委员会主席，龚澎为财政部长，陈絮为文书。

他的未来丈夫，后来的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此时也正是一个著名的潜伏者。

就在她与同学们筹划着搞运动时，章汉夫正因为与组织失去联系而被捕。

而当她打开西直门城门振臂高呼之际，章汉夫则已经重新找到了组织，在上海与周扬、夏衍等着力推动文化圈的统一战线。

于是这两个潜伏者，将在整整10年之后相遇并结为夫妻，当然这是后话。

时任学生会主席的龚普生，是学生运动筹划与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确实毫无疑义。

“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再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退让，继东三省沦陷后，华北危在旦夕，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引起了广大青年的觉醒。

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的同学在悲愤和苦闷中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大风暴……”

龚普生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利用燕京大学外国人多的特殊条件，加强对外联络工作，通过外国记者打破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争取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

《红星照耀中国》（后译为《西行散记》）、苏区纪录片、赤色秘密刊物等一大堆绝对无删节版、无马赛克的原版非法出版物，在龚普生的书箱里都找得到。

就在当年的12月12日，她还据《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作者斯诺的建议，在未名湖前的临湖轩主持召开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相当于现在国字号级别的新闻发布会或答记者问。

这是“一二·九”运动中惟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这位熟练掌握英文的准潜伏者一出场，级别就显示了出来。

学术潜伏升级版·哥伦比亚大学1941

有明确资料的记载表明，龚普生入党是在1938年。

1938年３月，龚普生经时任上海市学生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的同学王永祺和陈修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从龚普生在一二九运动前前后后的表现来看，其觉悟之高、魄力之大、身手之不凡、手段之缜密来看，非有组织的超级潜伏者莫属。

可能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联系人失散、密电码出现干扰等种种可以联想到的原因，龚普生找到组织的时间定格于1938年2月。

而作为潜伏工作的“高阶”版本，学生潜伏必然要升级到学者潜伏，从燕京大学一毕业，组织上要求龚普生迅速从一个大学生的身份转变为学者，继续更深层次的潜伏。

1939年，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作为升级版的预演，龚普生以其就读的燕京大学为教会学校和曾是学生领袖的背景，成功晋级出演。

她这个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作为团长率中国青年代表团与会，回国途中又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学生联合会会议。

她的名气渐响，以至于当年岁末奉上海党组织之派到重庆时，邓颖超说：“恩来和我一直在找你！”

——看来，组织上认为，从大学生向大学者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升级版的潜伏工作即将展开了。

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面带微笑，和龚普生亲切握手。龚普生向周恩来报告了欧洲之行的见闻和感受。

周恩来不住地点头，谈话结束时突然对她说：“你应该设法到美国去！”

没等她说话，他接着说：“你到美国后要多交朋友，多了解美国，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国际统战工作！”

1941年９月，龚普生从上海乘船赴美国，她去的公开理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

龚普生一生与联合国结缘，不仅有幸目睹联合国的诞生，而且也是最早任职于联合国的中国人之一，也是最早代表新中国的联合国女外交官。

她最初在人权委员会从事有关19世纪南非开采金矿过程中虐待歧视黑人有关法规的研究，参加编纂联合国人权年鉴、起草人权宣言等文件，后任联合国秘书处研究员。

1942年７月，龚普生的父亲龚镇洲病故于桂林，直到1944年清明前夕龚镇洲墓落成时，龚普生以“女公子”名义从美国赶回，虽然摇身一变为洋学者，但是她仍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1945年８月，龚普生再次来到美国，这一次是觉得硕士学位的份量还不够，长期的潜伏需要更高品质的身份作掩护。

于是，她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

她的足迹遍及大半个美国，与罗斯福总统夫人、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等知名人士相识，积极宣传抗日。

１９４１年燕京大学留美学生在美国合影，右一为龚普生。

国际潜伏绝版·联合国1950

作为有丰富国际潜伏经验的龚普生，从学者身份回归共和国日常政治生活之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又重回国际政治舞台。

只不过这一次的潜伏任务，不是以学者身份作掩护，而是明确的以外交官政治身份作支撑，以期获得一个新生政权的国际认同。

这时说“潜伏”可能有些牵强，而事实是那时的共和国并非一个有国际通行证的政权，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登场，和“潜伏”几无二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是龚普生此时的政治身份，同样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潜伏工作证。

这张工作证，最早使用于1950年。

1949年11月初，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正式成立后，龚普生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是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性副司长。

嗣后历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美国军队将进入朝鲜干预，并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发出“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由联合国考虑”等诸多挑衅性质的战争信号。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于是出现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两个截然相反的议题。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尚未恢复，因此适时派出适当的代表到会发表意见，意义重大。

组织上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派大使率团去联合国，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龚普生等组团随行。

1950年11月24日，手持特殊时期潜伏工作证的龚普生，再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只不过这一次既不是硕士、博士级别的学者，也不是联合国工作的志愿者。

英文流利如初的龚普生，依旧用英文把中国的信息成功的在美国各界人士中传播、潜伏、滋生，为新生政权后来获得的国际认同奠定了政治基础。

虽然后来的诸多史实证明了潜伏工作者的种种丰功伟绩，可潜伏工作的风险往往并不在潜伏当时得到释放。

外交部的工作证，也有被工农兵群众当作罪证的时刻。

1968年3月，老牌资深的潜伏工作者章汉夫，因为当年那一段找不到组织的潜伏史，被拘押至昌平县的秦城监狱，最终于1972年1月病逝。

而龚普生当年在向组织上汇报工作时，连一声“汉夫同志”都是不允许的，因为他已经不是“同志”——一个得不到身份确认的政治符号。

1979年，章汉夫的潜伏身份得到确认，即所谓的平反昭雪。

1979年11月29日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时，已是66岁高龄。她是新中国150余位首任大使中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二位驻欧洲国家的女大使。

1980年春，龚普生出任爱尔兰首任大使。权威资料统计表明，她是共和国继丁雪松后第二位驻外女大使，第一位驻欧女大使，还是上任时最年长的女大使。

潜伏工作者的“绝版”至此，方才画上基本圆满的句号。

外交部长李肇星（右一）向龚普生（中）朗诵自己的诗作《山月》以“缅怀章汉夫同志”

2007年8月4日，时年93岁的龚普生在北京逝世。

这位才华横溢、胆魄过人的合肥阿姨，祖母级的潜伏工作者，从学生时代的准潜伏到学者型的学术潜伏，直至国际身份的绝版潜伏，她自1938年3月入党至1980年任大使以来，42年的潜伏史，可谓空前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