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沦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南宋学者吕中，曾评价其“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寒窗苦读·升官复名”

公元989（端拱二年）八月丁丑，范仲淹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出生。一年后，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公元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四年后，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

公元1017年（天禧元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

“泰州治堰·执教兴学”

公元1021年（天禧五年），他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因西溪濒临黄海之滨，旧海堤年久失修，多处溃决，人民苦难。范仲淹遂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三年后，张纶奏明朝廷，宋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

公元1026（天圣四年）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公元1027年（天圣五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南京应天府。时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

次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 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他，晏殊遂面圣陈述其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其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刚正不阿·秉公直言”

公元1029年（天圣七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他又上书太后，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即《上资政侍郎书》，申明政治立场。

公元1030年（天圣八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虽然未曾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公元1033年（明道二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期间范仲淹为其提供两次建议，仁宗皆采纳：一来，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二来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景祐党争·罢吕而终”

公元1034年（景祐元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

公元1036年（景祐三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后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次年（景祐四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元昊进犯·仁宗起用”

公元1038年（宝元元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公元1040年（康定元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请知延州，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

次年（康定二年）正月 ，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固守郦延，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归附，徐图西夏，仁宗采纳。他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一力担当·戍守西北”

二月，元昊进兵渭州，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他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

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

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

“定川寨败·率兵援助”

公元1042年（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定川寨之战，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领兵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仁宗，加封范仲淹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其建议，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他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范仲淹作将领，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元昊向北宋称臣（庆历和议），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庆历新政”

公元1043年（庆历三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后惶恐不安，退朝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

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离京出任·新政告终”

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次年（庆历五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

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高风亮节·与世长辞”

公元1046年（庆历六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两年后，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他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其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

公元1049年（皇祐元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他严词拒绝。十月，他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两年后，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公元1052年（皇祐四年），调任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