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西安事变后，中日关系表面上暂显平寂，但平静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机。日本加快了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实际控制华北的步伐。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明确提出为全面控制华北，“必须全力以赴，进行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3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大会迫于形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趋于实现。为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达到占领华北的实际目的，日本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四大臣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采取的对华政策措施，是设法具体促使“南京政权逐渐抛弃容共的依靠欧美的政策，而和帝国接近，特别在华北方面，使其自动地实现对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明确规定在新形势下对华北的方针：加紧控制华北的经济命脉，除了对华北政权进行内部争取和抓住不放外，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使该政权实质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并进而对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361～362页，1969年再版本。）

随日军增兵来华，担任驻屯军步兵旅团长的河边正三在北平车站检阅驻平日军。

日本加紧掠夺华北经济的具体计划，是要努力完成1936年9月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达成的中日经济提携八要项中未曾实现的部分，这就是赶筑津石铁路、垄断华北棉业、恢复龙烟铁矿和收购井陉煤矿。关于津石铁路，还在1936年8月31日，由亲日分子潘毓桂任局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津石路工程局与日本兴中公司驻津理事平山枚三，就在天津召开了技术会议，决定当年10月动工，来年10月通车，“以便利用此条铁路支配平汉、津浦、正太等路”。（公敢：《华北的新动态》，《申报周刊》第1卷第36期（1936年9月）。）并直接由天津运兵南下，威胁鲁、豫、晋等省。同时为垄断华北棉业，日人先后组织成立了冀东棉业委员会、秦晋棉业产销合作社等，并通过冀察当局强迫农民种棉。日本华北驻屯军极力要求冀察当局将“宋田协议”付诸实施。为配合经济上的掠夺，日本加大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一方面壮大华北伪组织的力量。首先扩大已有的伪组织，将冀东伪组织的民政、财政、建设、实业、教育五科改为处，将保安队改成保安旅。其次是制造几个类似冀东伪组织的伪政权，分布于晋、绥、鲁、豫各省内。1937年春，郑州破获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汉奸、组织伪政权的计划，便是其中一例。在冀察两省，日本华北驻屯军采用种种方法企图迫使冀察当局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但均遭到拒绝。日军遂收买北洋军阀余孽程国瑞、赵文俊等组织恐怖团体，冒充共产党名义，破坏平汉、津浦等铁路交通，扰乱平津治安，制造恐怖气氛，然后借口“防共”，对宋哲元施加压力，逼迫他与日本“携手合作”。1937年2月间天津警署破获的假冒共产党案，便是日本这种企图的例证。

1937年，日军6.5毫米机枪手监视观察河对岸的中国军队动向。

自绥远抗战之后，中日外交交涉已进入停顿状态。国民政府抱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继续寻求用外交交涉的方式以化解战争的危机。1937年1月20日，日本大使馆秘书须磨、武官雨宫巽奉调回国，向张群辞行。张群坦诚指出：“华北问题为调整工作之中心问题，‘满洲国’问题虽可不谈，但华北现状急需改善，此为我方最低限度之调整。此项工作具有成效，然后始能考虑互相平等而合法之提携。”同时告知日本“我国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其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第96～100页。）显然，日本方面对此是不能接受的。1月25日，日本所谓“稳健派”的主要代表、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为完成战争准备……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现代史资料8·中日战争1》，第384页；《现代史资料9·中日战争2》，第303页。）石原的建议，是日本政府政策转变的一个信号，同时也表明日本方面避开了政治交涉的层面，企图迂回曲折，以经济和文化的交涉取而代之，并积极备战，从而达到迷惑中国，使中国不战而屈的目的。2月，日本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以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向中国展开了微笑攻势。3月间，以儿玉廉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称此行“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儿玉等人几次与蒋介石、张群、吴鼎昌等头面人物接洽会晤，一改过去责问、刁难的神气，态度缓和。同时在华北，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改善与华北当局的关系，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军联合演习，并对访日的张自忠等热情招待。

1937年，中国华北，日军正在涉水过河

然而面对“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6页。）的佐藤外交，中国方面坚持不能把政治交涉同经济等交涉分而待之。1937年4月19日，张群召见即将返国的川越大使时，要他转告佐藤外相，“对于华北问题与经济提携问题，宜同时加以全盘之研究，不必分前别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95页。）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交涉中政经不能分离的原则立场。日本则在“中日提携”的宣传和一些外交步骤缓和的幌子下加紧准备施行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的要求一概未予置理。中日政治交涉至此完全失败。不久，近卫文麿上台组阁，华北形势更显紧张。日本妄图迫使中国屈服的全面战争已是一触即发。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