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偏爱生事的女人，还是擅长花心的男人，即便混账到了帽子穿孔，也不会将她们共植于一块花地，更何况是将她们前胸贴后背地插到同一个青花釉里红的瓷瓶里呢？

天底下有天赋异禀的究竟少数，不吃豹子胆，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

同是一场花事，却因心事的不同，多出了一些各抒己见的开头和相去甚远的结尾。她们，一支支，一丛丛，各有各的来处，各有各的去处，因为头顶不同云彩的蓝天，因为沐浴不同时节的雨露，在风和日丽里，或是月黑风高里，随心所欲的烂漫出自说自话的精彩。

探其究竟，罂粟花在左，丁香花在右，玫瑰恪守中庸。中庸对左是有点不屑的，这种不屑却换来了左的反弹，右的微词，诸如“爱在左，情在右”、“人间四月天”、“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一般的，鲜明的有些生分。

一场花事，是女人一世的风景。花蕾舒展得越开，人生便浓缩得越拢，残酷和精彩全似在不经意间。这是女人的宿命，是她人的夺不来，是自己的推不去，许多女人不信，特别是处在上风头的时候，尤其不信，否则天下的男人怎能有眼福看到女人间的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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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滩第一次映入谢婉莹的眼帘，她有的只是茫然，要不是这里的海风比福州马尾的多了些泥土气，让她冷不丁地打了个一泻千里的喷嚏，真的是没有别的感觉。

她抿了一下淳朴多肉的嘴唇，叹了口气，在上海原本腥湿的空气里，掺和了微量的奶气后，硬是坦然的什么也没说。

屈指从1900年10月5日她在福州三坊七巷的林家旧宅被一个洋眉洋目的女医生接生到世间算起，到1901年5月的这一天，说是两岁也真的是号称。起头接尾不过7个月的时日，你能指望她说什么呢，是邬达克设计的建筑上的《繁星》还是苏州河里的《春水》？

即便是到了1903年，父亲谢葆璋受命出任海军训练营营长，并负责在烟台筹办海军学校，她随父亲离开上海的时侯，回首看看铺陈了外滩的蘑菇石和颇具气势的外白渡桥，轻启了下嘴唇，仍旧什么也没说，无论“下雨啦，打烊啦，小不辣子开会啦”之类的充塞了石库门洋弄堂的沪上童语，还是《关于男人》《关于女人》指向明确的时尚言谈。

不说有不说的好处，无论是对上海还是林徽因，这是谢婉莹日后知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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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是在谢婉莹离开上海8年的时候，从她的出生地杭州来到了上海。

那一年是1911年，她8岁。她的这个8岁，是按我国传统的说法来的，是借生母怀胎时日的铺垫，破了零的起始。

8年很长，也很短。对于林徽因与谢婉莹而言，并没有因为在上海错过8年脱了干系。

林觉民是林徽因的叔父，又是谢婉莹出生地――福州三坊七巷林家旧宅的主人。这栋位于如今的福州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的林家旧宅，是谢婉莹的爷爷从林徽因的叔叔的家眷手里买下的。

阴差阳错，有时是分离的远去，有时又是相聚的缘起，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1916年，林徽因的父亲要去北京的北洋政府任职，举家离开上海。在北京，她就读于教会学校――北京培华女中。

这一年，林徽因13岁，这是个不大不小的年龄，情窦是否初开无从知晓，开蒙却是一定的。她在离开上海的时候，定然是有几分不舍的，北京会有放电影的铁皮房子吗？她像是问父亲，又像是问自己。

也许，更重要的事情是，在北京或者日后的其他什么地方，林徽因向谁开启了心扉，又是为谁留下了不知是开还是关的玻璃门，比上海铁皮房子里放的电影更有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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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婉莹来到烟台，从见到湛蓝的海水的第一眼起，便把自己当成了海的女儿。

“我们到了烟台，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所长叶茂蕃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南五是一排三间的客厅，就成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我记得客厅里有一幅长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个课本。”

“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台，是和海上军舰通旗语的地方，旗台的西边有一条山路，通到海边的炮台，这里住着一支穿白衣军装的军乐队，炮台的西边有一个小码头，这里是我童年活动的舞台。”

“父亲告诉我‘为什么把海军学校建在海边偏僻的山窝里，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要有强大的海军。’”

“我与父亲在东炮台的练兵场上，父亲说‘那些港口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

“1908年我与父亲骑马穿过金沟寨的南北路，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走出一个刚回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那匹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

这是谢婉莹童年的烟台。她在那里，骑马乘船上私塾，看《三国演义》《水浒》，也看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

1911年，也可能是1912年，父亲要将她送到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开始预科学习。谢婉莹从眼睛里感到了大海的咸涩，她对烟台的不舍，是对自己童年的不舍，走出去很远很远，回过头时，竟然看到了一只长得像大狗一样的狼，长途尾随。

这可是一个海的女儿野得很的童年。是的，与尾随在身后的那条狼一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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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范，不是用码头能形容得了的。

1913年，谢婉莹的父亲谢葆璋出任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她随父亲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的剪子巷。 她先就读于北京教会学校，然后入读协和学医，中途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改学文科。

1919年8月，19岁的谢婉莹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名为《两个家庭》的小说。因为这篇小说，谢婉莹摇身一变成为了日后蜚声文坛的冰心。

她，是传说中张恨水先生恨水不成冰的冰心；是“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冰心；也是信仰“爱与主同在”基督教的冰心。

豆蔻年华的冰心，很快成为了林徽因等一干文艺妹子心中的大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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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悟出“出名要趁早”至理名言的时候，冰心已成名N年了。很显然，“出名要趁早”不是张爱玲对冰心早年成名的点赞，而是对自己年轻时候手头拮据的励志。

张爱玲与冰心的差距是年龄上的差距，这一点让她无可奈何了一生。

张爱玲是文曲星下凡，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只是她的本名，包括笔名，却无法让人与李鸿章的后人产生联想，也许是他父亲将更多的兴趣给了鸦片的缘故。

平心而论，张爱玲出名还算早，发表小说成名作《沉香屑》那年，她才23岁，到25岁时已是红遍了上海滩。

世界上却有一种职业是看不得作家红，特别是红的发紫的时候，免不了起身清清嗓子出来说话。傅雷先生常将自己定位为这种角色。说是文学批评，是小看了傅先生，因为他实在是懂得太多：文学、音乐、绘画不一而足。

1944年，先是有了傅雷先生的矛――《论张爱玲的小说》；后面便出现了张爱玲的盾――《自己的小说》。这一矛一盾给我的感觉，是评论的南辕北辙与作者的一意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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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国人发现世界上有比上海还大的码头之后，便有了从上海起航的大船。

这是一艘名字叫杰克逊总统号的邮轮，行驶在1923年8月的大海上。梁实秋站在甲板上，一阵风过来，带些凉意。这时的他，笔下的冰心还是这般模样：“我读冰心诗，最大的失望便是袭受了女流作家之短，而几无女流作家之长。我从 《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诗人。”

冰心在踏上去美国的邮轮之前，曾收到贝满中学同学吴楼梅寄给来的一封信，让她照顾同乘一艘邮轮的弟弟吴卓。帮忙寻人的许地山同学，却将清华的吴文藻给冰心找了来。于是，23岁的冰心在大海上又收获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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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踏上去美国的邮轮，已是50年代的事了。

1950年的1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进入会场后，张爱玲蓦然发现：“不论男男女女，都着灰蓝中山装，只有自己穿了一身旗袍，外面还罩了一件网眼白绒线衫。”

一个才华横溢的成熟男子对24岁的张爱玲说：“读你的文章，像踩在钢琴上，每一步都能发出音乐……”这是多大剂量的春药啊，怎能不叫张爱玲从心底里开出花来？怎能不感觉到，才握着手，天就快亮了？

1995年9月8日，洛杉矶Westwood区一幢白色公寓。206号房间里的日关灯还亮着：张爱玲以赖雅夫人的名义安详地躺在行军床上，如同一束过了气的丁香花，玉碎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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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与张爱玲不同，她本身就是一剂足量的春药，让有过婚史的徐志摩、金岳霖竟然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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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冰心进协和女子大学时，在长廊下开满了长长的一大片猩红的大玫瑰花。

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处播种，随处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鲜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

冰心怎么能不是玫瑰呢？否则那99年的花期又从何说起呢。

-作者简介-

俞敏，上海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青龙镇》《天堂有多远》，短篇小说《忧伤的雨花石》等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