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奈保尔

1932.8.17―2018.8.11

当地时间8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去世，享年85岁。

奈保尔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1950年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55年定居英国，并开始文学创作。

年轻时的奈保尔

奈保尔1932年8月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之后在牛津大学学习英语文学。他的代表作为《通灵的按摩师》、《重访加勒比》、《非洲的假面具》和“印度三部曲”“美洲三部曲”等。奈保尔曾与鲁西迪、石黑一雄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奈保尔非常钟爱这张照片，他抱着一只幼狮

“现在是一只在冬天沉睡的狮子了。”

2001年，奈保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时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词为“奈保尔的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

奈保尔（左），2001年

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奈保尔，2014。

奈保尔走了，他的才华与思想却载入了世界文学史，镌刻着他的名字，留下了他的位置。

你总会遇到一个人，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 顾文豪

阅读奈保尔的时候，正是我人生中一段特别抑郁孱弱的时期。一如《半生》中主人公的自我描述，“在自身渺小的生涯中找不到走向伟大的途径，只能听听电影歌曲，沉醉在它们唤起的情绪中，又因可耻的个人恶习而变得软弱。总而言之，是被我们世界的空虚和生活的奴性所压迫。”虽然从来无意问津“伟大”，但那段时期我确实为“世界的空虚和生活的奴性所压迫”，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我对这种“空虚”和“奴性”有所知晓，我却仍旧无力走出它们给我造成的氛围。

吴其尧 译

我相信我一定误读了《半生》。但正是这本书使我对自己当时的处境有了切肤的体认。更有趣的是，这种体认并非来源于任何空洞堂皇的美好许诺，恰恰是奈保尔对于个人生存困境的不留情面的揭示，使我获得一种近乎受虐倾向的心理快感。如果说我果真能试着走出当时的处境，那恰是因为奈保尔带我前所未有地深入其中。

而这也就奠定了我对于奈保尔的最初印象：一位彪悍无匹的作家。对于人类孱弱根性以及复杂世界的揭示方面，奈保尔几乎到了笔随意到的自由境界。撇弃任何可能的文艺腔，直抵人性与世界的深处。这种抵达，就外在的表现来说，自是雄肆斩截的犀利议论，就内在的根性来说，却是一番温柔绵密的细腻观察。

奈保尔：一位彪悍无匹的作家

如果奈保尔的个人书写诚然迥异他者，也正因为他自有一套观察方式。就像他在《作家看人》中所强调的，“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种观察，不仅是作为书写者的基本功，好比奈保尔从最初的《米格尔街》的“平面”观察，逐渐学习“退后一步、两步或者三步，看到更多场景”的更为复杂全面的观察技巧，进而它还是一种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探究方式。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行走过世界的作家，奈保尔无法“假装自己只了解一个地方”；而作为一个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失落始终保持警惕的个人来说，奈保尔“很早就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观察方式，因为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大都市。严格说来，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找不到一个过去，一个我可以进入和考虑的过去，这种缺失让我感到痛心。”

《米格尔街》

张琪 译

2013-7

一如他对于同样从小地方走出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的“观察”，即充分见出奈保尔对于无根的文化状态的深刻反思。他推崇沃尔科特前所未有地以自己的创造力重新审视“小地方”的文化悲哀感，并将对于无根文化的虚无形态的思省以现代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成为“一种直击眼前处境的顿悟”。

与其相比，奈保尔就认为自己的作家父亲，在写作中完全沉浸在古老的印度仪式中，对眼前生活的痛苦与环境的变迁视而不见。然而奈保尔也察觉到了沃尔科特的成功之中的某些问题。亦即当诗人总是强调自己的肤色，总是将更复杂的文化问题转化为种族问题，那么这种转化，显而易见是因为“他把海岛上那种由于空虚而产生的不快乐带上了种族色彩，从而便于处理掉”。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尔科特

但奈保尔又提醒我们，无根的状态并非只存在于所谓的荒野远地，大城市中的人同样概莫能外。道地英伦范儿小说《斯通和骑士伙伴》塑造了一位即将面临退休的独居鳏夫斯通先生。生活按部就班，不时陷入对过往岁月的缅想。即将退休的他，某日突发奇想，向公司上层提出了一个旨在照顾退休员工的“骑士伙伴”计划。

这一建议得到了支持，斯通本人也被调去新部门与同事温珀开展这项计划。然而在经历了短暂的兴奋之后，斯通发现自己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加之老友过世，一切让斯通顿感失望。小说结尾，斯通融入伦敦的人群，“希望这样一直走下去，把自己累倒，这样内心的痛苦就不能再折磨他了”。

《斯通与骑士伙伴》

吴正 译

奈保尔1963年在接受采访时自述，这是一部关注“创造的挫折和岁月的流逝”的作品。当斯通在人流中独行时，他意识到所有的身外之物都不重要，“而重要的身体却脆弱不堪，终有一天会腐朽”。

这才是“宇宙间的秩序”，虽然他曾竭力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在个人生涯中唯一一次尝试作出对自我生活的主动改善，但到头来仍旧陷入不可逃避的孤单怅惘，因为“这终究不是他的秩序”。但奈保尔没有因此让作品陷落在对于自身感受的爱抚中，从而丧失了宝贵的艺术洞见，而是如高尔基所言“在陈腐的晦暗大海里揭示其悲剧性的幽默”。

而当这种“悲剧性的幽默”从个人生活转至整个国家的重建，那么其中所蕴含的问题也就更深广了。《游击队员》里看似煌煌实则拼凑出来的“画眉山庄”、“人民公社”不过是衰败中的衰败。而掩蔽在这些衰败背后的革命者，要不在自己的涂鸦中以白种女人的视角自我崇拜，要不在愤世嫉俗里施行旧帝国余晖的伤悼自怜。

而最大的“悲剧性幽默”恰恰来源于书中的革命人物罗奇。罗奇因为自己早年的经历而得到西方公司的职位，实质上他的角色至多只有装饰性的公关作用。可虽然自知被利用，他仍旧乐此不疲，因为“做实事”的幻想已然牢牢控制住了他。

“当人人都想战斗，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去战斗了。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战役，人人都是游击队员。”所谓的革命，原来无非是在革命的大词底下，各人开各人的趴。奈保尔写出了一个后殖民时代的困境的梦碎与心灭。

张晓意 译

在所有我读过的作家中，奈保尔最善于从多角度的文明视野中观察事物。他不仅如其所言，能够站远几步看到一个事物的各种面相，还能够同时从不同价值世界的体系中，来比对同一事物在不同处境中的不同意义。

离散与飘零，确实是奈保尔文学创作的一大基点。但这一基点，更大程度上是有意无意间迫使奈保尔学习和训练一种“观察”方式，一种“诘问”方式。有同样经历的作家并不乏人，但奈保尔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优秀，恰恰来自他对离散与飘零的自觉与警惕，他没有让自己沉湎于书写那些“便于处理”的痛苦。

“一整天，它没载上一个客人，这会儿深更半夜，当然更不会有客人出来叫车了。车上点着一盏灯，昏昏黄黄。马儿把嘴巴伸到马路中央一小堆干草上，自顾自地吃草。寒风中，车夫身上裹着大衣，手里抓着一大块抹布，不停擦拭着晶亮冷清的车篷。擦完，他拿出一根掸子，拂拭车身上沾着的灰尘，然后又拿起抹布，在马儿身上擦拭一番。不到一分钟，他又钻出马车，重新擦拭起来。一整晚，他就这样钻进钻出，擦拭不停。马儿只管低头吃草，车夫身上的大衣闪闪发光，马车亮晶晶的。”

■《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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