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李贽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他的学说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致于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的一大关键。明末冯元仲曾评价其：“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勤学善思·屡任要职”

李贽，于1527年（嘉靖六年）11月23日，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门外。

他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自幼倔强，善于独立思考，不信回教，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12岁时，李贽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轰动乡里。26岁中举人。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四处讲学·写书著述”

54岁时，李贽从云南辞职回加到湖北黄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写一些读史的文章，并教授耿家子弟。李贽倡导绝假纯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李贽在麻城还多次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各界男女前往听讲，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至公元1584年（万历十二年），耿定理去世，57岁的他移居麻城。

次年，他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于读书、讲学和著述，历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收入《童心说》、《赞刘谐》、《何心隐论》及与道学家耿定向反复论辩而撰写《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书答、杂述、读史短文和诗共6卷。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众人邀约·激起新潮”

公元1588年（万历十六年）夏，李贽为芝佛院的常住客户和职业作家。书写到高兴处，索性剃发留须，故意摆出一副“异端”面目，俨然是个搞学术的老和尚，如此便是10年。

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其写作；学者焦竑替他主持新书；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至龙湖相伴三月之久；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也与其有三次友好宗教交流；全国各地皆邀请其讲学。

李贽一开坛讲学，不管哪座寺庙，还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一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

这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

“宝刀不老·率创奇作”

公元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70岁的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请往山西大同，著《孙子参同》，修订《藏书》。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极乐寺，撰成《净土诀》。

次年春，至南京将自己的零星著作汇成《老人行》，并再度研究《易》，撰写《易因》，最后编订其巨著《藏书》。《藏书》共68卷，系纪传体史论，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历史人物约800人，对历史人物作出了不与传统见解苟合的评价，旨在反对儒学。他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

公元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73岁的李贽在山东济宁编成《阳明先生道学抄》、《阳明先生年谱》。“德允攻讦·自刎狱中”

两年后（万历三十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讦李贽。最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他的著作。

李贽入狱后，他坦然说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后来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

公元1602年3月15日，李贽留下一偈：“壮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以剃发为名，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