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载：“中国遣使，始於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郭嵩焘的一生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考察历史，反顾来路，郭嵩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先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盘西化论”的嚆矢。“湖湘子弟·屡次不第”

郭嵩焘于公元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出生于湖南湘阴。他年少时曾就读于湘阴仰高书院，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次年（道光十六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他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

作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学影响不浅，而岳麓书院的学习使他受影响更深。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当然，他很可能想不到，这批“湖湘子弟”即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公元1838年和公元1840年，他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公元1838年（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五次会试·终入仕途”

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到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埋下了他以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

因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公元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第五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几度登门·佐理曾幕”

公元1852年（咸丰二年）底，太平军进犯长沙，并攻克武昌，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

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肃顺力荐·任职朝中”

公元1856年（咸丰六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在北京，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

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

咸丰帝对郭嵩焘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咸丰帝还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廉洁奉公·竟遭弹劾”

公元1859年（咸丰九年）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但僧格林沁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咸丰帝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格林沁是“平行”，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同年十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为会办随行。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

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在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后。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

十二月底，僧格林沁以郭嵩焘未与会办李湘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回京受处·遭遇罢官”

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

回到北京后，郭嵩焘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四年后（即同治五年），郭嵩焘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奔波洋务·出使大英”

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

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

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更有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马嘉理案·再遭毁谤”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延期。

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

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多加勉励。

“赴英设馆·潜心考察”

公元1876年（光绪二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两年后（光绪四年），兼任驻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

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

公元1877年（光绪三年）初，正值清军收复新疆之战，英国为挽救阿古柏政权，令回国述职的威妥玛与郭嵩焘交涉，提出照会章程三条，郭嵩焘在不清楚西征战局的情况下，向清廷提出“似应乘其调处之机，妥定章程，以为保境息兵之计”。“伊犁得复·再奏朝廷”

但不久英印政府拟派出“驻喀什噶尔使臣”，郭嵩焘闻讯立即抗议，指出：“喀什噶尔本中国辖地”，阿古柏入侵，“百姓深受其害”；在中国收复失地之时，英方派驻使臣，，“则肆意在帮同立国，与中国用兵之意适相违左”。

他要求英方“收回驻扎喀什噶尔明文”。英方自知理亏，未做答复。最终，派驻使臣之事也因阿古柏之死而化为泡影。此时，郭嵩焘已改变请英方调停的态度，建议清廷“可否谕敕左宗棠体察关外情形，以制剿抚之宜”，又认为趁阿古柏之死，“席卷扫荡，亦不出数月之内”。最后，清军在年内收复伊犁以外新疆全境。

同年八月，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公元1878年（光绪四年）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

“上述禁毒·卸任归国”

同年十月十六日，应英国工厂主的邀请，他访问了在伦敦附近的电力厂。在参观过程中，英国工厂主特意请其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他首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在英国，郭嵩焘目睹英国国内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万千，两次上疏要求严禁鸦片。郭嵩焘还从中外交涉日益广泛的现实出发，建议总理衙门编纂《通商则例》发给各省并各国驻华公使，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有所参本。总理衙门接受了建议，后来虽未编成《通商则例》。

郭嵩焘出使期间，还处理了相当多的具体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与严复等建立了友谊。因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处理外交事务合乎国际惯例，给驻在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焘卸任回国时，英、法两国政府均依依难舍。“黯然归国·顽固敌对”

公元1877年（光绪三年）七月时，郭与守旧顽固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指责郭其有“三大罪”：“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

公元1879年（光绪五年），郭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五月五日乘船抵达长沙。

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一代外使·晚年病逝”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

至公元1883年（光绪九年）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郭嵩焘，最终于公元1891年（光绪十七年）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