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衰退和低迷是当今中国评价日本经济最常用的关键词,在多数人眼里,日本在美国逼迫之下签订广场协议,被迫升值日元,进而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遭遇“失去的20年”,这些已经给日本的国运判了死刑。
但事实上,日本的国运从未断过。历史上两次国运的险象环生,都靠日本人“最不擅长”的创新扭转了,而这两段历史恰好像镜子一样,给中国很大的昭示作用。
一个是中国百年才完成的近代改革,日本不掉一滴血20年内就完成了;另一个则是日美贸易大战,日本失去了20年的经济发展,却低调地实现了另外一个经济奇迹。
当年中国洋务运动初心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想引进学习西方技术,甚至洋务运动开始时间还比后者早个7、8年,但洋务运动最终彻底失败,中国没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的命运,而明治维新却让日本这一弹丸小国,废除了与西方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成为当时亚洲唯一一个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1853年,美国用叩开中国大门同样的方式进入日本,日本名义上权利中心是天皇,实则在幕府手上,那个时候德川幕府看到大炮巨船立马怂了,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是割款,又是开埠,掌握着各地方的控制权的领主(又称大名)不忍国内外压迫开始“倒幕”运动。
面对国内各地方利益集团掌握着军权和土地,新生的明治政府此时还只是一个空壳,明治有两个选择:要么打碎既有的社会利益结构重新划分,要么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改革,改革说起来轻松,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让各方都能从改革中受益、进而支持改革,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兼容呢?
洋务运动
以上剧情和清朝一模一样,可不同的是,清朝的改革者并不具备一个卓越统治者应有的素养,“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慈禧说出如此痛彻心扉的话,空有一颗支持改革的心,但最后由于改革步伐太大、太过激进,想用8年就完成近代化,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最终失败。
而明治政府“倒幕”之后的举措,如何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兼容,步步彰显着创新和智慧。
第一步,为提高政府的谈判能力,明治政府推行了征兵制,用以取代原有的武士阶层,同时废除武士佩刀的特权,但依然保持武士享有家禄这一经济特权,这样一来,既削弱武士掌握的军力,又让他们生活滋润,武士心甘情愿。
第二步,白白养活这些武士,无形中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负担,于是明治想到用国债来买断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比如当时在伦敦募得240万英镑的公债,利息7分,折合日元1171.2万。
第三步,即使向其他国家借钱,还是不够,明治政府又想到一个金融创新,不如让武士自己来买国债,于是按照各藩武士俸禄高低而发行面额不同的债券,由政府支付固定利息,武士们对此很乐意。
第四步,明治政府发现武士对额外产生的利息很感兴趣,于是又采取了一个更重要的金融创新,允许武士们用政府发的债券为资本设立银行,2年之间日本7家银行扩张到250家,民间资本一下子活络起来,当年最反对改革的群体——武士,现在成为最支持改革的群体,因为经济发展越好,他们的收益越大。
简单点说,明治维新就是组了个局,让武士、市民、政府多方参与进来,制定一个尽量符合多方利益的规则,让资金在里面盘活流动,这恰好利用了日本人不喜欢直接竞争冲突、恪守规则的性格。
日本银行
“世界上只有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如此: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本《菊与刀》是美国人把日本人性格掰碎了写出来的,也是历届美国总统制定日本政策时必看的书,这种刻在骨子里的矛盾直接促进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
国人固定思维里,当时的贸易战是美国主动发起的,“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美国阻止日元成为国际货币”等,真相却是日本签广场协议的心态比美国还积极。
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迅速发展,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拉大,1986年达到美国GDP的1.3%,其中油价大涨导致省油的日本车在美国本土大卖,再加上美国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出现巨大升值,这些让美国产品失去竞争力,全球都被日本货占领。
(1982年,两位美国人在一场印第安纳州钢铁工人发起的运动中狂砸日本汽车)
为了让美元贬值,协调汇率平衡各国收支,1895年,美国要求签署广场协议,日本、德国对此并无异议。日本甚至表现得态度很积极,日本谈判代表竹下登在会议中主动提出让日元升值10-12%,大大超出了美方预期。
日方如此自信,来源于其经济高速增长,低膨胀,一向仰视美国的日本民间也出现了“美国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日本学习”的声音,民族自信心高涨到天际。
美国狡猾地征收日本产品关税,日本自信地下调利率、多印钞票来应对,198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反弹至6%,一度超过协议前的增速。没过几年,日本国内资金没流进实体经济,都流入了股票和房地产,最后泡沫越来越大,1991年日本最终决定主动刺破泡沫,重置房价,随后进入了所谓逝去的20年。
其实,矛盾的日本人并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在膨胀和理智之间摇摆。首先,房价重置产生了大量坏账,日本极具魄力地让银行体系去承担大多数冲击,保护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科技制造业,这为后来的日本完好的工业底子打下基础。
其次,日本经济在停滞的20年里,却能在劳动力减少的同时保持不衰退,说明可用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大对冲了非劳动力的消耗,这属人类经济上罕见现象。
还有,由于日元的升值,日本资本家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在海外购置资产进行扩张,降低生产成本,丰田、索尼、松下等头牌企业迅速打开全球市场,日本NHK电视台最新数据表明,截止至2017年12月底,日本海外纯资产达32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9.1万亿元),连续27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也意味着日本国内经济坏掉的同时,日本已经通过海外投资和并购塑造了另一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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