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聊城市古城区运河之畔，有一座著名的清代私人藏书楼——杨氏海源阁。它曾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与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后来，陆氏、丁氏之藏书均转他人，其藏书楼已不复存在，只有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南北遥相呼应，故有“南瞿北杨”之美誉。据记载，海源阁鼎盛时藏书多达20多万卷，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孤本，真乃“鸿名盛业，百载难逢，琅缳（玉帝藏书之所）之府，群玉之山，目不暇给，美不胜收”（傅增湘：《海源阁藏书记略》）。这些藏书多来自江南与北京，然后随运河之水漂到聊城的。因而，海源阁有一个比较有诗意的名字——运河上漂来的藏书楼。这座藏书楼的百余年沧桑历史，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描述：四代主人，三次浩劫，两次转移。

海源阁的第一代主人为杨以增。杨以增（1783——1856年），山东聊城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藏书。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步入仁途。之后，他开始借居官之便，购藏书籍，初以普通版本、精刻本为主，珍本较少。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父亲病逝，杨以增回乡守丧三年。这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因为它见证了一座伟大私人藏书楼的诞生。

为了完成父亲遗愿，杨以增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兴建藏书楼，取《礼记• 学记》中“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之语，题名海源阁，意为“聚少成多，不断积累”。就这样，海源阁的书籍如细水一般，越积越多。可是，离杨以增的期望还差很远很远，直到一个机会的出现。

道光十八年（1848年）始，杨以增升任江南河道总督，官至从一品，官署设在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自古以来为大运河沿线重要交通枢纽、漕粮储地和商业城市，也是明清两代文人墨客的重要汇聚之地。杨以增在此任职八年，广交文士，大量搜集珍本秘籍，购入珍本、善本甚多，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汪士钟的艺芸书舍（江浙藏书之精华，集于汪氏一家）。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战火迅速燃烧到江浙一带，私家藏书不能自保，“江南各地藏书，一时俱出”（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与现在》）。杨以增以近水楼台之优势，尽量搜求江南散出之珍籍，得之颇多。同时，杨以增利用职务之便，利用大运河的有利交通条件，用船将所购书籍运往老家聊城，使海源阁藏书大为充实，为其成为清末北方私家藏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咸丰六年（1856年），杨以增逝世，其子杨绍和（1832——1875年）成为海源阁第二代主人。为保证藏书安全，杨以增留下遗训：将海源阁藏书分为两部分，五分之二藏于聊城杨氏祖宅内的海源阁，五分之三藏于山东肥城的杨氏别墅陶南山庄。然而，他的这一看似周全的计划，却使海源阁藏书经历了第一次浩劫。

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攻至肥城，在杨氏别墅陶南山庄住了一天一夜。这帮没有上过学的农民兄弟们，在这间豪华别墅里进行了一项极为低级、极为幼稚、极为可耻的娱乐活动——烧书玩。这里的藏书，被焚者十之四五，占杨氏全部藏书的三成左右，且孤本珍籍甚多，损失非常惨重。不过，幸好这一次聊城的海源阁安然无恙，幸好海源阁的书没有全部搬到肥城，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此后，残余之书全部运至聊城海源阁。

同治四年（1865年），在肥城藏书被焚四年之后，杨绍和考中进士，工作被分配到北京。在京城，他遇到了一个绝佳的购书机会。同治年间，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人以狂悖遭诛，史称“辛酉政变”。之后，怡府乐善堂藏书俱散出。杨绍和非常幸运地抓住了这次机遇，尽力搜购乐善堂的散出珍籍，得之颇丰，并将这些藏书精华利用漕船沿运河南下运至聊城。杨绍和继承并发展着父亲的藏书事业，他的一生购藏书籍不多，但珍秘之本不在少数，数量不亚于其父。于是，有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海源阁珍本书，半得于北，半得于南”（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与现在》）。经过父子两代人的努力，海源阁的藏书达到鼎盛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私家藏书“南强北弱”的格局。

同治十四年（1875年），杨绍和去世，其子杨保彝（1852——1910年）接过了接力棒。然而，他却没有怎么向前跑。如果说他的爷爷、父亲毕其一生为的是搜书、购书，开创一番事业，那么杨保彝的一生却只为一个“保”字——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祖业。在那个局势动荡的年代，他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将接力棒传给了继子杨敬夫（1900——1970年）。由于时年仅10岁，藏书由其母代为管理。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土匪横行。长大成人后的杨敬夫最主要的工作是运书——将藏书从海源阁转运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第一次转运发生在1928年。是年春天，西北军第17师马鸿逵部占领聊城，海源阁书稍有损失。因担心家中藏书重蹈半世纪前的覆辙，同时欲变卖书籍以谋生计，杨敬夫是年冬天，匆匆回到聊城，将海源阁的珍籍装了十几大箱，运至天津（此部分图书几经周折，大都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是一个英明果断的行动。因为，不久之后，海源阁将接连遭遇两次洗劫。

1929年7月，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这位王土匪的书记官、参谋都是清末秀才，相当有眼光。他们不但看上了海源阁，并将其作为司令部，而且看上了司令部内遗留下的珍善古籍，并将其一掠而空。

1930年，海源阁又接连迎来了几批慕名而来的土匪。经过上一次浩劫，已经没有多少太值钱的书籍了。于是，这些土匪们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丢人的精神，转眼之间，一个个干起了图书推销员。图书销售的原则是：能给多少是多少，给钱就卖。实在卖不了的怎么办？这些土匪们本着浪费就是犯罪的原则，或者随身带走，或者用来擦枪、卷鸦片、当枕头、做饭、擦屁股。

经过这两次浩劫，海源阁元气大伤，不仅珍善本书荡然无存，普通版本书也大量被劫掠损毁。所幸的是，海源阁藏书太多，土匪们没有将其全部毁掉。

第二次转运就发生在两次浩劫之后。1930年12月，杨敬夫将劫余之书籍，装50余箱运至济南的杨氏私人住宅中（此部分图书现全部归入山东省图书馆收藏），并将少量书籍移至聊城西南田庄杨氏祖坟旁的弘农丙舍存放（后在抗日时期，毁于战火）。

90年后，这座曾经风光无限、海内闻名、有“南瞿北杨”之誉、堪比天帝琅缳的藏书楼已是人去宅空，书尽楼空。

130多年后，海源阁整座楼宇毁于文化大革命。

150多年后，聊城市在海源阁原址，仿照原样重建了藏书楼。然而，没有藏书的藏书楼，却空有其形而无其神。

唉！一声叹息！

文章转载于聊城大学宋立杰教授所著的

《山东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