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省聊城市古城区运河之畔,有一座著名的清代私人藏书楼——杨氏海源阁。它曾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与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后来,陆氏、丁氏之藏书均转他人,其藏书楼已不复存在,只有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南北遥相呼应,故有“南瞿北杨”之美誉。据记载,海源阁鼎盛时藏书多达20多万卷,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孤本,真乃“鸿名盛业,百载难逢,琅缳(玉帝藏书之所)之府,群玉之山,目不暇给,美不胜收”(傅增湘:《海源阁藏书记略》)。这些藏书多来自江南与北京,然后随运河之水漂到聊城的。因而,海源阁有一个比较有诗意的名字——运河上漂来的藏书楼。这座藏书楼的百余年沧桑历史,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描述:四代主人,三次浩劫,两次转移。
海源阁的第一代主人为杨以增。杨以增(1783——1856年),山东聊城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藏书。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步入仁途。之后,他开始借居官之便,购藏书籍,初以普通版本、精刻本为主,珍本较少。道光十八年(1838年),因父亲病逝,杨以增回乡守丧三年。这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因为它见证了一座伟大私人藏书楼的诞生。
为了完成父亲遗愿,杨以增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兴建藏书楼,取《礼记• 学记》中“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之语,题名海源阁,意为“聚少成多,不断积累”。就这样,海源阁的书籍如细水一般,越积越多。可是,离杨以增的期望还差很远很远,直到一个机会的出现。
道光十八年(1848年)始,杨以增升任江南河道总督,官至从一品,官署设在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自古以来为大运河沿线重要交通枢纽、漕粮储地和商业城市,也是明清两代文人墨客的重要汇聚之地。杨以增在此任职八年,广交文士,大量搜集珍本秘籍,购入珍本、善本甚多,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汪士钟的艺芸书舍(江浙藏书之精华,集于汪氏一家)。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战火迅速燃烧到江浙一带,私家藏书不能自保,“江南各地藏书,一时俱出”(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与现在》)。杨以增以近水楼台之优势,尽量搜求江南散出之珍籍,得之颇多。同时,杨以增利用职务之便,利用大运河的有利交通条件,用船将所购书籍运往老家聊城,使海源阁藏书大为充实,为其成为清末北方私家藏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咸丰六年(1856年),杨以增逝世,其子杨绍和(1832——1875年)成为海源阁第二代主人。为保证藏书安全,杨以增留下遗训:将海源阁藏书分为两部分,五分之二藏于聊城杨氏祖宅内的海源阁,五分之三藏于山东肥城的杨氏别墅陶南山庄。然而,他的这一看似周全的计划,却使海源阁藏书经历了第一次浩劫。
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攻至肥城,在杨氏别墅陶南山庄住了一天一夜。这帮没有上过学的农民兄弟们,在这间豪华别墅里进行了一项极为低级、极为幼稚、极为可耻的娱乐活动——烧书玩。这里的藏书,被焚者十之四五,占杨氏全部藏书的三成左右,且孤本珍籍甚多,损失非常惨重。不过,幸好这一次聊城的海源阁安然无恙,幸好海源阁的书没有全部搬到肥城,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此后,残余之书全部运至聊城海源阁。
同治四年(1865年),在肥城藏书被焚四年之后,杨绍和考中进士,工作被分配到北京。在京城,他遇到了一个绝佳的购书机会。同治年间,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人以狂悖遭诛,史称“辛酉政变”。之后,怡府乐善堂藏书俱散出。杨绍和非常幸运地抓住了这次机遇,尽力搜购乐善堂的散出珍籍,得之颇丰,并将这些藏书精华利用漕船沿运河南下运至聊城。杨绍和继承并发展着父亲的藏书事业,他的一生购藏书籍不多,但珍秘之本不在少数,数量不亚于其父。于是,有人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海源阁珍本书,半得于北,半得于南”(王献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与现在》)。经过父子两代人的努力,海源阁的藏书达到鼎盛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私家藏书“南强北弱”的格局。
同治十四年(1875年),杨绍和去世,其子杨保彝(1852——1910年)接过了接力棒。然而,他却没有怎么向前跑。如果说他的爷爷、父亲毕其一生为的是搜书、购书,开创一番事业,那么杨保彝的一生却只为一个“保”字——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祖业。在那个局势动荡的年代,他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将接力棒传给了继子杨敬夫(1900——1970年)。由于时年仅10岁,藏书由其母代为管理。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土匪横行。长大成人后的杨敬夫最主要的工作是运书——将藏书从海源阁转运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第一次转运发生在1928年。是年春天,西北军第17师马鸿逵部占领聊城,海源阁书稍有损失。因担心家中藏书重蹈半世纪前的覆辙,同时欲变卖书籍以谋生计,杨敬夫是年冬天,匆匆回到聊城,将海源阁的珍籍装了十几大箱,运至天津(此部分图书几经周折,大都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是一个英明果断的行动。因为,不久之后,海源阁将接连遭遇两次洗劫。
1929年7月,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这位王土匪的书记官、参谋都是清末秀才,相当有眼光。他们不但看上了海源阁,并将其作为司令部,而且看上了司令部内遗留下的珍善古籍,并将其一掠而空。
1930年,海源阁又接连迎来了几批慕名而来的土匪。经过上一次浩劫,已经没有多少太值钱的书籍了。于是,这些土匪们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丢人的精神,转眼之间,一个个干起了图书推销员。图书销售的原则是:能给多少是多少,给钱就卖。实在卖不了的怎么办?这些土匪们本着浪费就是犯罪的原则,或者随身带走,或者用来擦枪、卷鸦片、当枕头、做饭、擦屁股。
经过这两次浩劫,海源阁元气大伤,不仅珍善本书荡然无存,普通版本书也大量被劫掠损毁。所幸的是,海源阁藏书太多,土匪们没有将其全部毁掉。
第二次转运就发生在两次浩劫之后。1930年12月,杨敬夫将劫余之书籍,装50余箱运至济南的杨氏私人住宅中(此部分图书现全部归入山东省图书馆收藏),并将少量书籍移至聊城西南田庄杨氏祖坟旁的弘农丙舍存放(后在抗日时期,毁于战火)。
90年后,这座曾经风光无限、海内闻名、有“南瞿北杨”之誉、堪比天帝琅缳的藏书楼已是人去宅空,书尽楼空。
130多年后,海源阁整座楼宇毁于文化大革命。
150多年后,聊城市在海源阁原址,仿照原样重建了藏书楼。然而,没有藏书的藏书楼,却空有其形而无其神。
唉!一声叹息!
文章转载于聊城大学宋立杰教授所著的
《山东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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