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今天，戊戌变法正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一个月之后即宣告失败，那时梁启超才25岁。100年前的今天，45岁的梁启超，宣布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职务，彻底退出政坛，专心投入文化和教育事业。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

在此之前，梁启超经历了一个“自我变法”的过程，对自己和中国的变革历程作了彻底的反省和反思。梁启超痛切认识到，政治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从政者以功利、甚至以富贵为本位，不再以士君子为政治的主体；另一方面，教育的方向和策略也出现了重大的偏差，学校重知识、轻德育，已然成为“贩卖知识的杂货店”。

而这两大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丢弃了传统的修身之道——这其实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

1905年编纂和发表的《德育鉴》，是梁启超“晚年定论”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在这本书中，他大力呼吁重归传统的修身之道。

从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的1929年，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编了三本书，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梁启超修身三书”的，除了《德育鉴》之外，另两本是《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这首先是梁启超用来自修的读书札记，也非常适合作为有志之士修身的日常读物。

《梁启超修身三书·德育鉴》

梁启超编著； 彭树欣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定价：42元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任公）先后编纂了三种关于传统的修身方面的书。此三书既是梁启超本人用以自修的随身札记读本，也是任公用以推行公民德育的指导书。考虑到梁氏编纂这三种书思路的连贯性和紧密性，取名“梁启超修身三书”。

其中《德育鉴》是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先秦至明清的儒者的相关言论，并加按语跋识。自1905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后，不断再版，影响深远。如梁漱溟就多次说自己走上后来的学问和实践之路是来自此书的启发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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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修身三书·节本明儒学案》

梁启超编著； 彭树欣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定价：86元（全三册）

《节本明儒学案》是节录《明儒学案》中的修身言论而成，但此书绝非是原书的简略本。《明儒学案》现在学界和读者一般是把它当做学术史著作，或者是资料的汇编来使用，而黄宗羲原来的目的之一“示读者以入道之门”（梁氏语）则湮没不彰，梁氏编这本书的用意正是将原书变成一部修身指导书，可以说，已经是与《明儒学案》面目不同的另一本书。另外，节本只有二十七八万字，与原书的卷帙浩繁相比，也大大增强了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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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修身三书·曾文正公嘉言钞》

梁启超编著； 彭树欣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定价：43元

《曾文正公嘉言钞》是从曾国藩的书札、家书、家训、日记、文章中摘录有关修身内容汇编而成，时加按语提示，书末另附有曾国藩部属和学友胡林翼、左宗棠的名言选辑。自1916年编纂后，十年间每年一版，可见此书之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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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周历各地去演讲，呼吁大家特别是青年学子，重回修身之道。我们全面收集梁启超关于修身方面的讲演稿共30篇，编成了这本《梁启超修身讲演录》。

梁启超 著；彭树欣 选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定价：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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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文章风行一时，笔力雄健，文风晓畅，人称“启超体”，其实他的演讲更富感染力，梁实秋就说：“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请看梁实秋笔下的讲演现场：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一个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丰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洪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都能背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1923年，梁启超在新月社讲演，熊佛西描述道：

某日，同仁请先生讲述《桃花扇传奇》，先生热情如火，便以其流利的“广东官话”，滔滔不绝的将《桃花扇》作者的历史、时代背景以及该书在戏曲上、文学上的价值，一一加以详尽透辟的解释与分析。最后并朗诵其中最动人的几首填词，诵读时不胜感慨之至，顿时声泪俱下，全座为之动容。

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 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到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深入其境。

梁启超修身讲演录 · 目录

001 导读

023 知命尽性

1914年6月21日在孔教会之讲演

029 君子之养成

1914年11月5日在清华学校演说词

034 在蔡松坡先生追悼会场演说词

1916年12月14日

040 在上海南洋公学之演说词

1916年12月15日

050 人格之养成

1916年12月15日在上海青年会之演词

063 良能增进之教育

1916年12月21日在江苏教育总会之演说

069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1917年1月10日在清华学校之演说

076 在各学校欢迎会之演说

1917年1月15日在江西会馆

084 学生之自觉心及其修养方法

1917年1月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词

098 在南开学校演说词

1917年1月31日

112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1921年12月21日北京哲学社公开讲演

130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1922年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

141 教育家的自家田地

1922年8月5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152 学问之趣味

1922年8月6日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161 美术与生活

1922年8月12日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

168 敬业与乐业

1922年8月14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

176 什么是新文化

（科学的理解与自律的情操）

1922年8月31日在长沙第一中学

183 为学与做人

1922年12月27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

194 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

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讲演

206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1923年1月9日为东大国学研究演讲

225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1923年1月13日讲演

241 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

1924年6月在清华学校讲演

257 政治家之修养

1925年12月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研究会所作讲演

273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1926年11月

281 蔡松坡与袁世凯

1926年12月25日在清华大礼堂讲演

297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

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

383 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

1927年2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399 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

1927年3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410 知命与努力

1927年5月22日在华北大学讲演

424 北海谈话记

1927年初夏与清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

442 读书法讲义（节选）

1927年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国语科所作

前述梁启超对于政治和教育的批评，在讲演录中都有生动的表述。他将清代以降的政治的方法，概括为三条路线：（1）以曾国藩为代表的“道德改造”路线。（2）李鸿章代表的“功利改造”路线。（3）袁世凯代表的“以富贵为本位”路线。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厉，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这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炼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死了，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厉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李鸿章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迹，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象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铲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已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意有甚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甚么样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甚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的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甚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

——《北海谈话记》（1927年初夏与清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下同）

“道德改造”路线，看似最笨的方法，就是从改造自己做起，然后砥砺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然而这正是最根本的最切实的方法，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皆以修身为本”：

我们试看曾文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

再来看看梁启超对于他那个时代教育的认知：

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固然欧美也同坐此病，不过病的深浅，略有不同。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现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无限的凄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中国的青年，尤为利害。因为政治社会不安宁，家国之累，较他人为甚，环顾宇内，精神无可寄托。……所以他们一般有先见的人，都在遑遑求所以疗治之法。我们把这看了，那么，虽说我们在学校应求西学，而取舍自当有择，若是不问好歹，无条件的移植过来，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可怜可笑孰甚？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1923年1月13日）

梁启超预言：“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听听梁启超的话，看看当下的教育现状，不知读者诸君作何感。

因此梁启超讲演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呼吁青年认清方向，奋起自救，进而改变现状。

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厉，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屈原说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为学与做人》（1922年为苏州学生联合会讲演）

梁启超后期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亲身投入教育实践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华国学院。

教育实践的情况如何呢？这在《梁启超修身讲演录》里都有体现。

他希望清华国学院能改变重知识轻德育的不良风气，而发展出一种新学风，即将现代教育与古代书院教育相融合，培养出智仁勇三者兼具或知识与德性二者兼具的人才。他要求学生立志成为一流人物，且用绵密的修养工夫来成就自己；毕业后更能开创新学风，以改造教育和社会。

我们研究院的宗旨，诸君当已知道。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最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故本院前途的希望当然是很大的，但希望能否实现，却不全在学校当局，还在诸位同学身上。我所最希望的，是能创造一个新学风，对于学校的缺点加以改正。固然不希望全国跟了我们走，但我们自己总想办出一点成绩，让人家看看，使人知道这是值得提倡的，至少总可说，我们的精神可以调和现在的教育界，使将来教育可得一新生命，换一新面目。

现在的学校大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努力于智识的增加。智识究竟增加了没有，那是另一问题，但总可说现在学校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许多教员从外国回来，充满了智识，都在此发售，学生在教室里若能买得一点，便算好学生。但学问难道只有智识一端吗？智识以外就没有重要的吗？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又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都是知仁勇三者并重的。不但中国古圣贤所言如此，即西国学者也未尝不如此。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现在中国的教育真糟，中国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而且政治不良，学校无生气，连智识也不能贩卖了。故我们更感到创造新学风的必要。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1926年11月）

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那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治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炼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

但是，即使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即使是在清华，在时代的风气都在奔趋向外之时，梁启超的教育革新也未必能有很大的成绩：

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作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狠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非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以断片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氛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骛于断片的智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来所成就，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但也没有关系，对于修身之学来说，本就是由己及人，做一点是一点：

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给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炼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北海谈话记》（1927年初夏与清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

梁启超把这种人生观称作“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知不可而为”主义、“为而不有”主义和近世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对，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问：“为什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讲墨子的哲学，就是要问为什么，“为而不有”主义便爽快的答道：“不为什么！”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后，必要问：“有什么效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答道：“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

“知不可而为”的人怎样呢？头一层，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子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败，“固”是先有成见，“我”是为我。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该猜度，不该先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

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

……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作事是自己喜欢的，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才作的，所以他不觉胡子已白了，还只管在那里做。他将人生观立在“知不可而为”上，所以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这种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可以说是从“知不可而为”主义发生出来。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1921年12月21日北京哲学社公开讲演）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人生观，抱着这样的做事态度，我们才可以体会梁启超何以能穷二十年之力做这么一件看似希望渺茫的事。

转眼历史翻过了一百年，不幸的是，当时及后来并没有多少人听得进梁启超的话，我们在文化的歧路上越走越远；所幸的是，早就有人指出了问题和出路所在，今天我们可以接着讲，接着做。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梁启超《自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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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修身讲演录》

梁启超 著；彭树欣 选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定价：65元

（如遇图书缺货，请耐心等待）

活动预告：上海书展上，梁启超修身系列图书的策划者和责任编辑刘海滨博士，将从梁启超晚年的痛切呼吁开始，反观当下的时代问题，并与大家一道回溯中国文化的核心——修身之道。

活动

回归传统修身之道——晚年梁启超的痛切呼吁

时间

8月16日（周四）10:30-11:30

地点

上海书展世纪馆活动A区

嘉宾

刘海滨 祖籍山东滕州，生于陕西汉中。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复旦大学史学博士。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副编审，上海古籍出版社“国风讲团”讲师。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佛学的研习和传播，2017年于上海书展演讲“王阳明传奇中的儒释道”。出版专著《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编著《熊十力论学书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