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礼治”观念下的清廷将如何适应近代国际关系？

在传统的儒家政治学说中，缺少平等国家的概念，强调的是上尊下卑的礼治；在长久的中国历史中，虽有群雄并立的格局，但一般皆自称正统，强调“汉贼不两立”；而由此传统演化和历史沉淀上发展完备起来的清朝对外体制，自视为“天朝上国”，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的“敌国”。在观念上和体制上，都与西方近代逐渐周全的国际关系与外交模式格格不入。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G.MaCartney)使华，正是两种观念与体制之间的激烈相撞。尽管从后人的冷静判断来看，乾隆帝的傲慢举措，恰是那个横行无道的殖民主义时代中消极却有效的自卫，但毕竟已不合时代节拍。而在护送马戛尔尼南下的平淡历程中，军机大臣松筠对马戛尔尼出任驻俄国公使的经历发生了兴趣。这种没有特殊使命常驻他国首都长达三年之久的“公使驻京”模式，显然与中国传统中的“苏武牧羊”有着极大差别。尽管松筠得到了详尽的解释：“欧洲各国互派使节的惯例，通过常驻使节来解除两国间的误会，敦睦两国间的友谊”，但他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从各种资料来看，也未向朝廷作过报告。毕竟对他说来，英国是一个远不可及的“蛮夷”之乡，此类“公使驻京”不过是“夷乡夷俗”罢了。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W.P.Amherst)使华，又是两种观念和体制之间的再次激烈相撞。两次英使入京，皆为不欢而散，当年双方交锋的核心，非为英方殖民主义要求与清朝自护利益，而是觐见皇帝之礼仪。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是藩属国对宗主国君主之礼而予以拒绝。对于这两次礼仪之争，今人多注意其皮相，批评十分得力却乏同情之了解。若从“以礼治国”的儒家政治学说中去细究，统治者不肯让步也非全为面子。三跪九叩，确实是清朝藩属国使节觐见清朝皇帝之礼，但绝不是藩属国使节觐见皇帝的专用礼节。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仅是对清朝皇帝怠慢，而且是对清朝礼制的破坏。这在讲究“礼治”的儒家国度中绝不可行。“礼崩乐坏”是王朝衰败的标志。从此之后，清朝对西方使节的进京，一直极为警惕。

马戛尔尼

乾隆画像

中方欢迎英国使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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