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4367字 | 阅读需10分钟

最近一部电视剧带火了乾隆帝，很多追剧党都感动于皇帝与皇后的爱情故事。今天这篇文章不谈这些，我们来聊一聊乾隆帝怎么赚钱，又如何花钱。我们会看到，即使是拥有天下的一国之君，赚钱也得有门道，花钱也得有章法。

乾隆帝赚了多少钱

执政六十年，乾隆帝个人总共赚了白银8000万两以上，相当于清廷两年的田税。

清代社会经济史专家、学者赖惠敏，翻查关于乾隆帝私人金库的各种档案，发现了这个秘密。这说明乾隆帝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每年“挣它个一百万两白银”的小目标。

然而，皇帝的钱从哪里来？答案是官庄、盐业和关税。

官庄管理官田，收入之一就是地租，这是乾隆帝的爷爷以及曾爷爷在圈地运动中为他挣来的遗产。

按照交租形式，官庄分纳粮庄与纳银庄。皇帝自将上三旗的粮庄，每年能收到粮食9万多石，每亩征粮约0.07石（一石约80公斤）。银庄每年能收到银子3万余两，每亩征银约0.06两。

这部分钱并不多，特别是地租，比多数地区尤其是南方的要低。乾隆九年湖南湘乡某地4亩地每年纳粮10石，乾隆十八年广东东莞某地75亩地的租银更是高达80两。显然，租种官田的老百姓日子好过点。

官庄还经营房地产。入关后清廷赶走内城汉人并接管了成千上万间房屋，然后租出去，躺着赚钱。乾隆四十四年，依靠5300余间房子，每年收入2万余两白银一点问题都没有。看起来是不是很多？

当你知道皇帝每年平均进账133万余两，就会明白，银庄交上来的每年3万两白银真的只够塞牙缝。

不过，皇帝也不指着官庄能给他挣到钱。

关税和盐业，这两部分钱，就是8000万两以上的大多数。

清廷在各地设有税关，像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天津关、淮安关、龙江关、左翼、右翼税务衙门等，都是钱眼。关税原本都要进入户部，但在税收定额制下，户部只要拿走规定的数就行，多出来的部分就交给皇帝。

别以为剩下的钱就真的只是“剩下的”，有时它比交给户部的钱还要多。乾隆十二年，张家口交给皇帝的银子21396.1两，给户部的呢？

2万余两。又如左翼税务衙门，每年交完1万多两白银后，至少还剩下1.4万多两。透过历年的统计，每年关税剩下的约25万-30万两银子，都要投入皇帝怀抱。

聪明的你会问，税务官会老老实实地把剩下的银子全交给皇帝，自己不揩一点油吗？

这个还真不敢，但总会有法子，比如私自增加附加税，乾隆帝对此知情而放纵，毕竟他本人也是要拿走一点的。

比关税油水更足的是盐业。皇帝从这儿拿走的钱又可以分为四部分：盐商的孝敬钱、盐政衙门陋规、盐引（食盐贩卖经营许可证）附加费、放款的利息。

孝敬钱自不必说，属于盐商自愿付出的政治交易。比如乾隆九年，两淮盐商程可正情愿捐16万两；乾隆二十二年，盐商黄德源孝敬皇帝100万两。乾隆九年到乾隆五十七年之间，盐商共有15次“孝敬”，总额高达526余万两白银，每次捐款均额为35万余两。这些钱还不是盐商的沉重负担。

清代盐业官督商办。商人要交钱才能拿到官府发给的“盐引”，凭引赴盐场领取食盐，再运往指定区域贩卖。18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食盐市场旺盛。乾隆十一年，朝廷规定盐商可以预提盐引，但要拿到盐引，还得在每笔1.5两的盐引费之外再多交2.1两，多出来的附加费叫作余利银。

朝廷这招很妙，赚得盆满钵满，乾隆三十四年到乾隆四十九年的15年间，两淮盐商共缴纳了650多万两，年均收入达43万余两。这些钱少部分给了地方，大部分用于支付皇帝的南巡账单。

你一定觉得这个数很多，其实也不然。著名的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贪污案中，官员侵吞银两不可计数，皇帝处死几名受贿官员之后，愣是要盐商赔补自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三年22年间的余利银损失，数额高达千万两，皇帝都拿走了。

皇帝有钱了，也会向盐商放贷，生息发财，利率6.66%（一说是12%）。比如，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德宜借款60万两，分15年还清，利息高达99万两。

不过，相比民间高达30%的年利率，皇室放贷利息不算高，所以借的商人特别多。乾隆五十七年，长芦盐政尚有千万两白银的债务游荡在外。不过没关系，皇帝会想办法要回来的。

其余的赚钱渠道还有：开当铺、卖人参、卖玉石、放贷、收议罪银、抄家、属国进贡……

这么多钱，谁在收？往哪放？答案不是户部衙门，也不是皇帝亲自出面收钱，而是由专门的机构--内务府经营。

内务府的前身是清兵入关之前的“内府”，主管皇家宫廷事务，入关之后，皇帝自将的上三旗“包衣”充斥其中。作为皇家财政代理人、皇帝的亲信，他们分散至税关、盐政、官庄等财源重地，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皇帝的钱袋子。

内务府下设七个司，其中广储司掌管出纳与收入，虽然这里有很多金银财宝，但也只是乾隆帝的私人金库之一，它的另外两个弟兄是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

作为乾隆帝钱袋子的象征，内务府不只扮演财富输送、储存的角色，还有自我开拓财源的功能。比如在各地开设当铺，征召商人经营皮毛、玉石、食盐等生意并抽取利润，参与放贷生意，坐收利息，变卖人参等。其中卖人参赚得的钱特别多，乾隆十五年到乾隆六十年的45年间，收入高达1100余万两。这些业务足以体现内务府的商业头脑。

8000万两以上的白银收入，也有贪官的一份贡献。像皇帝发明的“议罪银”、交钱赎罪等名目就是一大财源，官员若缴纳罚款、赃款，可减罪，但交多少钱，自己看着办。还有罚俸以及抄家所得等，这笔数目总共有多少，没有人知道。而属国进贡、蒙古王公、西藏的达赖和班禅等送给乾隆帝的礼物，都堆在他的金库里，这些宝贝的估值，以乾隆帝的品位来看，只会高不会低。

皇帝贵为天子，坐拥天下，缺这点钱吗？还真缺。以广储司银库为例，乾隆十年到乾隆六十年，总收入6800余万两，而皇帝花掉了6700余万两。

乾隆帝怎么花钱

好歹也是康熙帝与雍正帝都看重的人，乾隆帝的治理能力不会太差。

据清史学者赖惠敏的研究，乾隆帝挣下的8000多万身家，没有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乱花，大多数都拿来修建藏传寺庙、供养喇嘛了。

为何要把钱往这方面投？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在花钱这方面，乾隆帝比明朝的许多皇帝要高明多了。

首先说说这8000多万两银子是怎么花的。

需要说明的是，8000万两银子躺在内务府的银库里头，并非户部的“国库”。前者是皇室财政，由皇帝私人支配，供给皇室开销。后者是国家财政，遇到赈灾以及军国大事，户部必须拿出钱（二者也并非泾渭分明，有时也会互通，但据乾隆帝自己说，乾隆朝中后期内务府已经拿钱匀给户部了）。

内务府的钱，首先当然得解决皇室的吃穿用度，比如买瓜果蔬菜、五谷杂粮等。这项皇室支出，多有固定数目。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的开支得有100万-150万两银子，乾隆三十年以后支出增长，每年要花掉近200万两。为什么会增多呢？因为物价越来越贵了。

皇室买衣服花费不多，并非因为帝、后节俭不爱换衣服，而是买衣服的钱由户部提前拨给江南织造了。何况，还有人时不时地进贡龙袍制作布料。

所以这部分钱，或由国家财政代劳，或由别人赠送，乾隆帝不需要额外操心。不过，钱也不多，像户部也仅每年拨款14万余两而已。

另一项支出是赏赐。遇到节庆，比如遇到皇室成员的生日、千叟宴、元旦等，内务府得花钱置办并赏赐。接见蒙古王公、喇嘛时，乾隆帝也要大方“回礼”。这些钱每年为6万-10万两。但上述都不是大头，最大的开支是修缮费。

修宫殿、修园子、修寺庙、修陵墓，像圆明园、万寿山、长河工程，永安寺营建、雍和宫修缮、改造工程等，都是大手笔，都要花大钱，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几百万两——皇室几年的伙食费全砸进去了。

所有修缮费中，尤以修建藏传寺庙为最贵。

乾隆十六年，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兴建就花了400多万两。乾隆三十三年以后，乾隆帝又在北京、热河地区大建寺庙。在热河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须弥福寿庙、普陀宗乘庙等，又在北京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在西苑附近建万佛楼、弘仁寺，香山附近建宝谛寺，内城又有护国寺、化成寺、隆福寺等寺庙，加上清初以来的建设，北京城内已有32座寺庙。

寺庙繁盛，造价不菲。终乾隆朝六十年，仅乾隆帝花在北京寺庙修建费上的钱，就超过1000万两，热河的寺庙支出在500万两左右，这还不包括供养佛事人员的长期费用，比如请喇嘛赴京诵经费、寺庙举行礼仪的各种物件置办费，如香油、蜡烛、铜料等，还有喇嘛本身的吃穿用度，这些多是乾隆帝自掏腰包。

内务府的一项用项清单显示，乾隆八年到六十年的52年内，总共有4.5万余笔资料，与宗教有关的项目竟占一半，有2万余笔，真是花钱如流水啊。

精明的乾隆帝为何要在寺庙上出手如此阔绰？答案是为了稳定蒙古与西藏。

清代，喇嘛教已一统藏人与蒙古人的信仰世界。对清廷来说，稳固边疆，必先稳定蒙、藏地区，而笼络两族最好的方式便是尊崇二者的信仰，即喇嘛教。

所以，清廷刻意在明代防卫蒙古的九边沿线，如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修建大量喇嘛庙，筑起一道“宗教长城”，用意就在于满足藏传佛教徒的礼佛需求，以免蒙古人潜入西藏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勾当”。

在这条宗教长城中，清廷刻意将北京与热河打造成喇嘛教的信仰中心。

高中历史教材里讲到清廷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时，会提到“金瓶掣签制度”。这一决定达赖与班禅人选的仪式，乾隆帝将其设在雍和宫。乾隆五十八年，又仿金瓶掣签制度，在雍和宫设金奔巴瓶，抽出蒙古宗教领袖“呼毕勒罕”。皇帝还成功说服蒙古人，转世灵童必须来自藏地。

清廷又为喇嘛设置等级，授予喇嘛“名号”、印信，不同级别的喇嘛享受不等的津贴，喇嘛若想晋升，必须往北京跑。乾隆帝还请喇嘛“上师”来京作法、祈福，大建佛寺尊崇、供养、培训一大批驻京喇嘛，不惜斥巨资将雍和宫改造成喇嘛庙，当作“上师”乃至“活佛”的驻地。又在热河修建一座山寨版“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让来热河朝觐、礼佛的蒙古人有身在拉萨的即视感。

依靠金瓶掣签制度、喇嘛名号的授予，清廷牢牢掌握了宗教权，通过广修藏传佛寺，又在蒙、藏两地赢得了权威，利用宗教消弭了长期困扰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

何况，乾隆帝本身也信仰藏传佛教。当皇子时，乾隆帝就接受了章嘉国师的灌顶，即位后学习佛法，又常常跪着顶礼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之意）的脚，时不时地去雍和宫听戏、讲经。在位60年间，49次巡幸热河举办或参加宗教活动。他又请画师创作佛装像，画中，皇帝位居中央，蒙、藏两地的宗教领袖环绕周围，以此暗示自己是“人间佛祖”。

乾隆帝尊宠藏传佛教如此，一言以蔽之，“兴黄教，安众蒙古也”。

花这么多钱，首先是政治目的，其次是个人信仰。

最后，以赖惠敏在《乾隆皇帝的荷包》里的一段话，来表扬一下乾隆帝：

就统治宗教策略的历史脉络来说，元代宣政院所辖官寺占用民田数十万亩，消耗天下之财；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频繁举办佛教法事、兴建寺庙、造塔，造成国家财政危机。

相较之下，清朝修建寺庙由内务府负担，未造成国家财政问题……比明代和蒙古战争每年动辄耗费七八百万两白银来说，更能呈现清代成功的统治策略……清代的蒙古人已经不是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而变成了虔诚平和的民族。

19世纪中国面对外强压境，士人都联想到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时态度傲慢无礼，错失西化的机会。但乾隆帝在位期间征服新疆、蒙古等地，为了和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将大量心力花在宗教政策、财政挹注、建立驿站之上，或许他没有前瞻性地看到19世纪中国的没落，但中国至今能保有广阔国土，乾隆帝对边疆民族的策略还是值得探索的。

来源|凤凰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