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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电视剧带火了乾隆帝,很多追剧党都感动于皇帝与皇后的爱情故事。今天这篇文章不谈这些,我们来聊一聊乾隆帝怎么赚钱,又如何花钱。我们会看到,即使是拥有天下的一国之君,赚钱也得有门道,花钱也得有章法。
乾隆帝赚了多少钱
执政六十年,乾隆帝个人总共赚了白银8000万两以上,相当于清廷两年的田税。
清代社会经济史专家、学者赖惠敏,翻查关于乾隆帝私人金库的各种档案,发现了这个秘密。这说明乾隆帝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每年“挣它个一百万两白银”的小目标。
然而,皇帝的钱从哪里来?答案是官庄、盐业和关税。
官庄管理官田,收入之一就是地租,这是乾隆帝的爷爷以及曾爷爷在圈地运动中为他挣来的遗产。
按照交租形式,官庄分纳粮庄与纳银庄。皇帝自将上三旗的粮庄,每年能收到粮食9万多石,每亩征粮约0.07石(一石约80公斤)。银庄每年能收到银子3万余两,每亩征银约0.06两。
这部分钱并不多,特别是地租,比多数地区尤其是南方的要低。乾隆九年湖南湘乡某地4亩地每年纳粮10石,乾隆十八年广东东莞某地75亩地的租银更是高达80两。显然,租种官田的老百姓日子好过点。
官庄还经营房地产。入关后清廷赶走内城汉人并接管了成千上万间房屋,然后租出去,躺着赚钱。乾隆四十四年,依靠5300余间房子,每年收入2万余两白银一点问题都没有。看起来是不是很多?
当你知道皇帝每年平均进账133万余两,就会明白,银庄交上来的每年3万两白银真的只够塞牙缝。
不过,皇帝也不指着官庄能给他挣到钱。
关税和盐业,这两部分钱,就是8000万两以上的大多数。
清廷在各地设有税关,像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天津关、淮安关、龙江关、左翼、右翼税务衙门等,都是钱眼。关税原本都要进入户部,但在税收定额制下,户部只要拿走规定的数就行,多出来的部分就交给皇帝。
别以为剩下的钱就真的只是“剩下的”,有时它比交给户部的钱还要多。乾隆十二年,张家口交给皇帝的银子21396.1两,给户部的呢?
2万余两。又如左翼税务衙门,每年交完1万多两白银后,至少还剩下1.4万多两。透过历年的统计,每年关税剩下的约25万-30万两银子,都要投入皇帝怀抱。
聪明的你会问,税务官会老老实实地把剩下的银子全交给皇帝,自己不揩一点油吗?
这个还真不敢,但总会有法子,比如私自增加附加税,乾隆帝对此知情而放纵,毕竟他本人也是要拿走一点的。
比关税油水更足的是盐业。皇帝从这儿拿走的钱又可以分为四部分:盐商的孝敬钱、盐政衙门陋规、盐引(食盐贩卖经营许可证)附加费、放款的利息。
孝敬钱自不必说,属于盐商自愿付出的政治交易。比如乾隆九年,两淮盐商程可正情愿捐16万两;乾隆二十二年,盐商黄德源孝敬皇帝100万两。乾隆九年到乾隆五十七年之间,盐商共有15次“孝敬”,总额高达526余万两白银,每次捐款均额为35万余两。这些钱还不是盐商的沉重负担。
清代盐业官督商办。商人要交钱才能拿到官府发给的“盐引”,凭引赴盐场领取食盐,再运往指定区域贩卖。18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食盐市场旺盛。乾隆十一年,朝廷规定盐商可以预提盐引,但要拿到盐引,还得在每笔1.5两的盐引费之外再多交2.1两,多出来的附加费叫作余利银。
朝廷这招很妙,赚得盆满钵满,乾隆三十四年到乾隆四十九年的15年间,两淮盐商共缴纳了650多万两,年均收入达43万余两。这些钱少部分给了地方,大部分用于支付皇帝的南巡账单。
你一定觉得这个数很多,其实也不然。著名的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贪污案中,官员侵吞银两不可计数,皇帝处死几名受贿官员之后,愣是要盐商赔补自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三年22年间的余利银损失,数额高达千万两,皇帝都拿走了。
皇帝有钱了,也会向盐商放贷,生息发财,利率6.66%(一说是12%)。比如,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德宜借款60万两,分15年还清,利息高达99万两。
不过,相比民间高达30%的年利率,皇室放贷利息不算高,所以借的商人特别多。乾隆五十七年,长芦盐政尚有千万两白银的债务游荡在外。不过没关系,皇帝会想办法要回来的。
其余的赚钱渠道还有:开当铺、卖人参、卖玉石、放贷、收议罪银、抄家、属国进贡……
这么多钱,谁在收?往哪放?答案不是户部衙门,也不是皇帝亲自出面收钱,而是由专门的机构--内务府经营。
内务府的前身是清兵入关之前的“内府”,主管皇家宫廷事务,入关之后,皇帝自将的上三旗“包衣”充斥其中。作为皇家财政代理人、皇帝的亲信,他们分散至税关、盐政、官庄等财源重地,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皇帝的钱袋子。
内务府下设七个司,其中广储司掌管出纳与收入,虽然这里有很多金银财宝,但也只是乾隆帝的私人金库之一,它的另外两个弟兄是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
作为乾隆帝钱袋子的象征,内务府不只扮演财富输送、储存的角色,还有自我开拓财源的功能。比如在各地开设当铺,征召商人经营皮毛、玉石、食盐等生意并抽取利润,参与放贷生意,坐收利息,变卖人参等。其中卖人参赚得的钱特别多,乾隆十五年到乾隆六十年的45年间,收入高达1100余万两。这些业务足以体现内务府的商业头脑。
8000万两以上的白银收入,也有贪官的一份贡献。像皇帝发明的“议罪银”、交钱赎罪等名目就是一大财源,官员若缴纳罚款、赃款,可减罪,但交多少钱,自己看着办。还有罚俸以及抄家所得等,这笔数目总共有多少,没有人知道。而属国进贡、蒙古王公、西藏的达赖和班禅等送给乾隆帝的礼物,都堆在他的金库里,这些宝贝的估值,以乾隆帝的品位来看,只会高不会低。
皇帝贵为天子,坐拥天下,缺这点钱吗?还真缺。以广储司银库为例,乾隆十年到乾隆六十年,总收入6800余万两,而皇帝花掉了6700余万两。
乾隆帝怎么花钱
好歹也是康熙帝与雍正帝都看重的人,乾隆帝的治理能力不会太差。
据清史学者赖惠敏的研究,乾隆帝挣下的8000多万身家,没有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乱花,大多数都拿来修建藏传寺庙、供养喇嘛了。
为何要把钱往这方面投?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在花钱这方面,乾隆帝比明朝的许多皇帝要高明多了。
首先说说这8000多万两银子是怎么花的。
需要说明的是,8000万两银子躺在内务府的银库里头,并非户部的“国库”。前者是皇室财政,由皇帝私人支配,供给皇室开销。后者是国家财政,遇到赈灾以及军国大事,户部必须拿出钱(二者也并非泾渭分明,有时也会互通,但据乾隆帝自己说,乾隆朝中后期内务府已经拿钱匀给户部了)。
内务府的钱,首先当然得解决皇室的吃穿用度,比如买瓜果蔬菜、五谷杂粮等。这项皇室支出,多有固定数目。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的开支得有100万-150万两银子,乾隆三十年以后支出增长,每年要花掉近200万两。为什么会增多呢?因为物价越来越贵了。
皇室买衣服花费不多,并非因为帝、后节俭不爱换衣服,而是买衣服的钱由户部提前拨给江南织造了。何况,还有人时不时地进贡龙袍制作布料。
所以这部分钱,或由国家财政代劳,或由别人赠送,乾隆帝不需要额外操心。不过,钱也不多,像户部也仅每年拨款14万余两而已。
另一项支出是赏赐。遇到节庆,比如遇到皇室成员的生日、千叟宴、元旦等,内务府得花钱置办并赏赐。接见蒙古王公、喇嘛时,乾隆帝也要大方“回礼”。这些钱每年为6万-10万两。但上述都不是大头,最大的开支是修缮费。
修宫殿、修园子、修寺庙、修陵墓,像圆明园、万寿山、长河工程,永安寺营建、雍和宫修缮、改造工程等,都是大手笔,都要花大钱,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几百万两——皇室几年的伙食费全砸进去了。
所有修缮费中,尤以修建藏传寺庙为最贵。
乾隆十六年,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兴建就花了400多万两。乾隆三十三年以后,乾隆帝又在北京、热河地区大建寺庙。在热河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须弥福寿庙、普陀宗乘庙等,又在北京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在西苑附近建万佛楼、弘仁寺,香山附近建宝谛寺,内城又有护国寺、化成寺、隆福寺等寺庙,加上清初以来的建设,北京城内已有32座寺庙。
寺庙繁盛,造价不菲。终乾隆朝六十年,仅乾隆帝花在北京寺庙修建费上的钱,就超过1000万两,热河的寺庙支出在500万两左右,这还不包括供养佛事人员的长期费用,比如请喇嘛赴京诵经费、寺庙举行礼仪的各种物件置办费,如香油、蜡烛、铜料等,还有喇嘛本身的吃穿用度,这些多是乾隆帝自掏腰包。
内务府的一项用项清单显示,乾隆八年到六十年的52年内,总共有4.5万余笔资料,与宗教有关的项目竟占一半,有2万余笔,真是花钱如流水啊。
精明的乾隆帝为何要在寺庙上出手如此阔绰?答案是为了稳定蒙古与西藏。
清代,喇嘛教已一统藏人与蒙古人的信仰世界。对清廷来说,稳固边疆,必先稳定蒙、藏地区,而笼络两族最好的方式便是尊崇二者的信仰,即喇嘛教。
所以,清廷刻意在明代防卫蒙古的九边沿线,如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修建大量喇嘛庙,筑起一道“宗教长城”,用意就在于满足藏传佛教徒的礼佛需求,以免蒙古人潜入西藏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勾当”。
在这条宗教长城中,清廷刻意将北京与热河打造成喇嘛教的信仰中心。
高中历史教材里讲到清廷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时,会提到“金瓶掣签制度”。这一决定达赖与班禅人选的仪式,乾隆帝将其设在雍和宫。乾隆五十八年,又仿金瓶掣签制度,在雍和宫设金奔巴瓶,抽出蒙古宗教领袖“呼毕勒罕”。皇帝还成功说服蒙古人,转世灵童必须来自藏地。
清廷又为喇嘛设置等级,授予喇嘛“名号”、印信,不同级别的喇嘛享受不等的津贴,喇嘛若想晋升,必须往北京跑。乾隆帝还请喇嘛“上师”来京作法、祈福,大建佛寺尊崇、供养、培训一大批驻京喇嘛,不惜斥巨资将雍和宫改造成喇嘛庙,当作“上师”乃至“活佛”的驻地。又在热河修建一座山寨版“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让来热河朝觐、礼佛的蒙古人有身在拉萨的即视感。
依靠金瓶掣签制度、喇嘛名号的授予,清廷牢牢掌握了宗教权,通过广修藏传佛寺,又在蒙、藏两地赢得了权威,利用宗教消弭了长期困扰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
何况,乾隆帝本身也信仰藏传佛教。当皇子时,乾隆帝就接受了章嘉国师的灌顶,即位后学习佛法,又常常跪着顶礼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之意)的脚,时不时地去雍和宫听戏、讲经。在位60年间,49次巡幸热河举办或参加宗教活动。他又请画师创作佛装像,画中,皇帝位居中央,蒙、藏两地的宗教领袖环绕周围,以此暗示自己是“人间佛祖”。
乾隆帝尊宠藏传佛教如此,一言以蔽之,“兴黄教,安众蒙古也”。
花这么多钱,首先是政治目的,其次是个人信仰。
最后,以赖惠敏在《乾隆皇帝的荷包》里的一段话,来表扬一下乾隆帝:
就统治宗教策略的历史脉络来说,元代宣政院所辖官寺占用民田数十万亩,消耗天下之财;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频繁举办佛教法事、兴建寺庙、造塔,造成国家财政危机。
相较之下,清朝修建寺庙由内务府负担,未造成国家财政问题……比明代和蒙古战争每年动辄耗费七八百万两白银来说,更能呈现清代成功的统治策略……清代的蒙古人已经不是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而变成了虔诚平和的民族。
19世纪中国面对外强压境,士人都联想到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时态度傲慢无礼,错失西化的机会。但乾隆帝在位期间征服新疆、蒙古等地,为了和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将大量心力花在宗教政策、财政挹注、建立驿站之上,或许他没有前瞻性地看到19世纪中国的没落,但中国至今能保有广阔国土,乾隆帝对边疆民族的策略还是值得探索的。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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